原創 游識猷 果殼

1958年，在美國加州的女子私立大學米爾斯學院（Mills college），142個女學生參與了一項關于“女性創造潛力”的研究，那一年，她們21歲。

這項“米爾斯研究”，后來發展為一項持續追蹤女性五十年生活史的漫長研究。

這群“米爾斯女性”在27歲、42歲、52歲、61歲和72歲時，一次次坐在研究者面前，談論她們的人生，價值觀，親密關系，性生活，健康，財務狀況，選擇，事業和家庭的平衡……她們分享自己人生的一切，以及她們對自己經歷的理解。

有的米爾斯女性過去在參與這項研究時覺得毫無興趣，

但如今回看覺得很有意義 | 參考資料[1]

至于研究者的追問，也從狹義的“創造力”而逐漸指向更寬廣更本質的問題——

你的人生關切什么？你要去向何方？目前進展如何？

大學畢業20年，

誰取得了事業成功？

最初給米爾斯女性的“創造潛力”打分的，是她們的大學老師。經過老師評估，這142位大學女生里有31人被認為極具才華潛力。

大學畢業22年后，這些女性42歲時，有13個人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她們從事的領域包括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寫作、歷史、政府部門、規劃、生物、數學和心理學等等，被評為“超出平均成功的創意型職業者”。

和相對沒那么成功的18人相比，這13個事業成功者在21歲時就顯示出了如下特征——

·更有創造力

·更關注哲學問題

·更能言善道，有更豐富的表情和手勢表達能力

·更有抱負，更想去讀研究生，也更想從事能發揮才能的創意型工作

最出乎意料的一個發現是——和父母的關系，影響了米爾斯女性的事業成就。

一般來說，多子女家庭里，會有某個孩子特別受重視和偏愛。這個“特殊的孩子”往往是男孩。

但那13個事業成功的米爾斯女性卻是例外，她們往往是家里的長女，她們的兄弟覺得她們才更受父母重視，她們的父母也覺得自己不那么在意孩子的性別。這些有才華的米爾斯女性，很可能從小就擁有自信，被父母看重并仔細教養。

另外，這13個事業成功的米爾斯女性還有一個共同特點：不認同母親的軟弱，認同父親的成就。

她們感激母親的關愛和鼓勵，但不欣賞母親的軟弱和依賴。她們對父親的感情復雜各異，但都向往著父親所在的世界——

“我很感激母親對我的信任和不打擾，但對她的無助有些蔑視。我為我父親在社區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并且欽佩他的堅強和能力。”

“我的母親是個簡單的人，她從未讓我覺得自己很特別。但我的父親（盡管他收入很少，而且酗酒）則暗示我，外面存在著一個受人尊崇的世界，而我有可能進入那個世界。”

而那些事業沒那么成功的米爾斯女性，往往有著能干專橫的母親和溫和消極的父親。她們佩服母親的能力，但母親對她們的控制令她們憤怒反感。父親則總是從母女間的沖突里退出，不干涉也不制止——

“我尊重我母親的智慧、能力和領導力。我害怕她的批評，以及對我生活的控制。父親很愛開玩笑，也愛著我。但我氣他不能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附和我母親，即使我母親錯了，他也不會為他自己或為我辯護。”

“我母親支持我在音樂、寫作和戲劇方面的努力，她是一個好老師。但她試圖壓制我的感受和天性，不讓我深入地探索自我或外界。我父親跟我沒有沖突。他總是悲傷而退縮，導致我也跟他一樣。”

研究者認為，更成功的米爾斯女性，自我發展沒有受到太多的阻礙，她們得到了母親的悉心培養，但選擇了認同更有地位和自信的父親，于是她們走上了更類似男性的自我發展、自我成就的道路。

相對不那么成功的米爾斯女性，問題可能出在母親的過度控制，限制了她們的自我發展。母親看不到或者不認同她們的“真我”，父親又過于軟弱，兩者都讓女兒略有怨恨，不能全心全意地認同。這種分裂和矛盾，使得她們無法全心致力于自己的理想，以至于事業發展長期受阻。

還有一些因素能預測“哪些女性會堅持在職場拼搏”。

和沒有堅持職業道路的女性相比，從大學畢業到42歲都在職場向上攀登的女性，在大四時就展現出了如下特質——

·更自信，更自我接納

·社交能力更強

·支配力、同理心和獨立性都強

·更傾向于因獨立和智力獲得成就

尤其是最后一條“傾向于因獨立和智力獲得成就”，這個特質和“職業”相關，卻不與“家庭”相關。研究者認為，“家庭”對這些女性來說，可能“在智力上太過平淡無聊”了。有些家庭女性的痛苦也正是來源于這種“無聊”。

這些發現還表明，在性別歧視職場里，女性要堅持“向前一步”，需要超出平常的自信、抱負、主動性、和對智力挑戰的內在追求。成功的職業女性不是因為“嫁不出去”才投身事業，是內在燃燒的熱望驅使她們不斷向前。

當年那些立志要和男性一樣在事業上有所作為的米爾斯女性，遇到的困難比今日更多，能獲得的高層職位比今日更少。

比如說，一個研究數學的米爾斯女性表示，女數學家基本上得到的都是兼職或者臨時職位，即使做的研究很出色，也很難得到終身教職。另外，數學家們的討論交流非常重要，但在那個年代，女數學家很難加入一群男人的討論，另外，她們教完課還得回家照顧孩子，這就讓她們實際上無法參與下班后的社交。一個女數學家告訴米爾斯研究者，她最好的研究靈感，都是在她孩子小睡的時候想出來的。

遵循“社會時鐘”結婚生子，

會幸福嗎？

米爾斯研究也關注了女性永恒的難題——結婚生子會帶來幸福嗎？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

老話說，要在“合適的時候”，做“合適的事情”。這些來自社會的價值觀和期望，被稱為“社會時鐘項目（social clock project）”。傳統觀念里，成年后，女性就有了“結婚生子”的社會時鐘項目，男性則有了“立業成家”的社會時鐘項目。

米爾斯女性大學畢業的年代在六十多年前，當時社會依然把女性往“賢妻良母”的方向培養，認為女性無法兼顧工作和育兒，只能二者擇一。142個米爾斯女性畢業后，幾乎都是要么選家庭，要么選事業，只有5個人選擇“我全都要”。

作為大四學生，所有米爾斯女性都認為自己將來會結婚，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將來會有小孩——50%的人認為自己至少會有4個孩子。她們幾乎都覺得自己只會工作到婚前或者有小孩之前，也許等小孩長大后再工作幾年。

米爾斯女性后來的人生，并不如她們大四時的預料。她們平均只有1.7個孩子，遠少于她們自己的預估，只有5%的人真的要了4個孩子。雖然在畢業后，很多米爾斯女性直接進入了婚姻，只有少數人選擇了先就業。但很多年后她們會發現，工作使她們獲益良多。

27歲時，71%的米爾斯女性已經結婚且有了孩子，按照當時的標準，這71%按時完成了“社會時鐘項目”。

研究者發現，27歲時已婚的米爾斯女性對婚姻的看法，可以分為四類：

·錨定人生型（Anchored）：“相比單純的浪漫，婚姻深刻且真實地增加了我的幸福感，并為我的日常活動提供了更好的基礎。最棒的是，我們真正相互尊重，這種尊重貫穿于我們共同和各自生活的所有方面。”

·定義自我型（Defined）：“婚姻妙極了。它完全適合我。我已經明確決定，女人應該呆在家里，為我的丈夫和孩子創造一個舒適、安全、激發智力的地方。”

·限制自我型（Restricted）：“婚姻在許多方面限制了我。如果我在結婚之前知道這些，我會再考慮考慮的。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可以從事音樂事業。我不得不拒絕了很多角色，因為我的丈夫幾乎總是說‘不’。”

·困惑迷惘型（Confused）：“我經常質疑自己夠不夠‘女人’，能不能跟上丈夫的步伐……我覺得自己沒有以前那么自信了。”

認為婚姻是人生之錨的女性，最可能有事業目標，而且最可能找到一個穩固的自我。

認為婚姻定義了自我的女性通常有孩子，她們對傳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非常投入，樂在其中。

覺得婚姻限制自我的女性視婚姻為障礙，發現自己性格不是賢妻良母，但沒有找到改變現狀的辦法。

困惑迷惘型的女性則消極地看待自己，缺少對自己能力的自信。

相比之下，限制自我型和困惑迷惘型女性的婚姻關系更差，而且她們抗挫折的韌性也下降了。

事實上，也有米爾斯女性是因為缺乏對親密關系的信心，覺得自己難以勝任妻子和母親的角色，才一直在工作。但這些米爾斯女性雖然一直在工作，卻往往選擇了沒有上升空間的低薪工作。

在米爾斯研究里，還有16個女性在28歲前既沒有開展家庭項目，也沒有開始職業項目。在大學時，這16個人顯示出一些“內在力量較弱”的跡象——幸福感、自我接納、獨立性都較低，自我形象比較消極，與自己和其他人都有沖突，難以做出承諾，又渴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認可（有時還依賴他人），不能或不愿意約束自我去完成日常任務……這些女性拖延到40歲左右，結婚生子的壓力減小之后，反而適應得更好。有兩個人雖然很遲才開始在職場上打拼，但進入了有上升空間的職業軌道。

研究顯示，開啟和維持“社會時鐘項目”，都需要內在的“性格資源”。而女性一旦進入“社會時鐘項目”，她的性格也會被這些項目改變。

比如說，從21歲到42歲，是否開啟“家庭項目”，過得是否“傳統”，會影響一個女性在42歲時的性格。

米爾斯研究把42歲的女性按照“傳統程度”（traditionality）分為五類：

最傳統的是那些結婚生子、每周花在有償工作上的時間不到8小時的全職媽媽；

第二是結婚生子、工作時間較長的工作媽媽；

第三是離婚的單親媽媽；

第四是已婚無孩的女性；

最后是從未結婚生子的女性。

結婚生子的女性，責任心、容忍度和自我控制都增強了，自信、自尊、自我接納和社交能力則下降了。

有沒有工作，影響非常大。不太工作的全職媽媽，抑制沖動的能力遠高于其他四類女性，這種強大的自我控制力可用于深埋自己的負面情緒。

另外，全職媽媽們的幸福感從21歲到42歲是下降的，可能源于她們與社會隔離，并需要在經濟上依賴他人。

42歲時，工作的米爾斯女性獨立性、自信和支配力都提升了，而全職媽媽在這些方面沒有變化。

好消息是，曾經是全職媽媽，但在42歲之前已經重返職場的女性適應得很好，她們管理著大家庭，工作時長不長，但職業上有所成就，她們從自己的多重角色和豐富經歷里獲益。

米爾斯女性里，20%在35歲之前離了婚，超過三分之一在43歲前離婚，而且通常是她們家族中第一個離婚的。離婚有時候是因為妻子終于忍無可忍，有時候是因為丈夫離家出走或與其他人私奔；還有三個在婚姻里掙扎的女性，愛上了另一個女性。

但離婚未必是一件壞事。

一種典型的離婚故事是這樣的——在社會壓力下倉促結婚生子，出現問題后，先嘗試“更努力地做個好妻子/好媽媽”的解決方法，優先處理丈夫的事情，同時覺得丈夫對家里的事情不夠尊重也不夠上心……終于，忍無可忍之后，她離開了。

一個米爾斯女性說：

“我大學畢業一周后就結了婚。丈夫是軍人。我繼續工作，盡管周圍的其他妻子不工作。在這段時間里，雙方已經開始有矛盾，但當時我覺得離婚是非常難以想象的事情……我覺得是時候要個孩子，于是就要了。我讀完了研究生院，在此期間生了第二個孩子，然后又找到了工作。

我意識到我和丈夫在感情上并不相容，但我找不出其他出路。我的丈夫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我的偶像，他和婚姻依然是我的身份來源。他花在工作上的時間越來越多，覺得自己不該要孩子。我一直希望他更多地參與家庭，和我們交流。他覺得我要求太多。最后，我帶上6歲和2歲的孩子搬了出去。”

后來，這位米爾斯女性回顧這段經歷，發現她在離婚后不再那么在意社會壓力，而優先致力于發展一個獨立的自我——

“我已經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我沒有離婚，我是不可能走上這條路的。我不會有自己的事業或獨立的自我意識。我仍然想要結婚——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更好的伴侶。現在我對婚姻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從婚姻里索取得更少，對婚姻的需求也更少。”

還有一位米爾斯女性在40歲時離婚，和另一位女性生活在了一起，52歲的她寫道：

“我一生里冒的最大的險，是愛上一個女人并在40歲時結束了我的婚姻。這違背了社會和家庭的道德觀念，也意味著失去家人和朋友。但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 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關系非常令人滿意。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自然地交流，并且有很多的愛和支持。

我學到了什么？我倉促地把結婚生子作為我生命中唯一的選擇。我在育兒中的問題反映了我自己的挫敗感，因為我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 我是誰？我去接受了心理治療，為了從1950年代的牢籠里掙脫，為了幫助我的婚姻，幫助我的離婚，并偶爾解決問題。心理治療是我為自己做過的最好的事……起初，我甚至沒有考慮過離婚——婚姻就該是永恒的。但一點一點地，離婚變得越來越可以想象，直到最后我知道，離婚是不可避免的。”

她與前夫依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如何養出能適應社會的孩子？

米爾斯女性們61歲時，她們的孩子已經成年。研究者收集到了64位女性的135個孩子（孩子年齡在25歲~37歲）的數據，根據這些孩子的學歷、職業成就、社會情感成熟度，來給“育兒成果”打分。

比如說，孩子如果只讀到高中，學歷得1分；讀到本科，學歷得3分；讀到博士，學歷得5分。

孩子如果失業，職業得1分；入門級工作，2分；中層管理或普通的專業人士，3分；金領高管或優秀的專業人士，4分。

米爾斯研究發現，母親的個性，與孩子成年后能否適應社會密切相關。

最好的母親是這樣的——自信、開朗、舉重若輕、情緒平穩、信任他人、不焦慮不沮喪，她們是溫暖堅強的保護者，也是細膩敏銳的感受者，能注意到各種細節暗示，也能一下抓住事情的重點。她們往往幽默又可靠，孩子們會向她們征詢建議。

這些母親具有同理心，能從孩子的角度設身處地，又有健康成熟的人格特征，因此能以身作則地教給孩子社會規范。

除了母親的人格特質外，家庭氛圍也很重要。父母給孩子提供的家庭環境，應該是有凝聚力的、親密互動的、很少沖突的。這樣的環境最能養出適應社會的孩子。

相比之下，其他因素的影響都不大。比如離婚不影響孩子的適應力。母親在27歲后出外工作有微小的正面影響。

42歲，

7個女性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人到中年，性格即命運。

米爾斯研究發現了許多女性的性格與人生之間的關聯，比如從大五人格來看，盡責性高的女性是賢妻良母，而且很少離婚；外向度高的女生很關注女性主義運動；開放性高的女性更可能去讀研究生；外向度和開放性高的女性都很早就開始職業生涯而且喜歡為自己工作，不過外向型女生更喜歡社交類、企業商業類的工作，開放性高的女性更喜歡與藝術和研究有關的工作。

從每個人敘述自己生活的方式，可以看出這個人的“自我發展程度”。

根據心理學家簡·盧文格（Jane Loevinger）的自我發展（ego development）理論，一個人的“自我”其實是一個參照系，包括了性格、認知方式、生活方式、應對問題的方法、道德判斷、人際關系、沖動控制等等。每個人都用這一整套系統來理解自己的人生，給自己的人生故事賦予意義。

自我發展得好，就有洞察力，能獨立也能依賴，能追求實現自我也能承認內部沖突，對自己的人生深懷興味，而且能很好地表達自己。

盧文格將自我發展分為十個階段，從最幼稚的第一階“前社會階段”，到最成熟的第十階。一個簡單的測試就可以看出一個人大致的自我發展階段，那就是完成如下句子——

養育一個家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養育家庭是一種拖累”的人，大致位于第三階“沖動階段”。

說“養育家庭是一段美好經歷”的人，大致處于第六階“自我覺察階段”。

說“養育家庭并不容易，但那也是人生的最大滿足和與人親密的重要機會”的人，大致處于第九階“自主階段”。

在42歲時的自我發展方面，7個米爾斯女性脫穎而出，達到了第九階“自主階段”。她們的共同點，是歷經滄桑。

7個人的童年充滿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波折，所有人都經歷過孤獨和邊緣化，有3個人的家庭陷入了嚴重的破裂或貧窮，有好幾個人都生過重病，有2個女孩在青春期長得較高（一個180cm，一個188cm）。

7個人都有過某種探索經歷，有人旅行，有人讀研（在那個年代，女性讀研依然稀少），有人先去務農，開著拖拉機收割小麥，然后又去讀研；有人研究生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遇到了嚴重的性別歧視和機會限制；有人懷孕了，而對方還沒準備好結婚；有人從家庭主婦變為職業婦女；有人接受了自己女同性戀取向。

7個人里，4個是職業婦女，3個是家庭主婦。

所有職業女性都找到了某個鼓勵她們追尋自我成就的“導師”，有2人進入的是此前女性很少涉足的行業。

所有家庭主婦都決心發展一段重要的關系——與內在自我的關系。她們在發現自我的過程里，變得更加獨立自由，不依賴伴侶，能接受孩子長大離開。

7個人里，4人接受了長期的心理治療，有人酗酒又戒酒，有人嚴重抑郁至少發作過4次。3人在40歲之前從未結婚也沒有子女。4個結過婚的人里有3人至少離過一次婚。

和其他米爾斯女性相比，這7位女性能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生活里不滿意的地方，能想象出別的替代的道路，并有勇氣、智慧和能力來推動改變。她們深刻地觀察并理解自己的人生，并能清晰地說明自己身上發生了哪些變化。

一個跨國公司的律師寫道：

“我現在的母女關系更好了。多年來我一直試圖通過傷害自己來傷害母親，這很愚蠢，不是嗎？她一直內疚于她給我造成的問題。但現在我意識到，我自己是真正的痛苦來源——我的大部分問題是我自己造成的。”

一位家庭主婦與丈夫離婚后寫道：

“以自己的視野望去，我命令自己，我將終身腳踏實地，無須妥協，無須分裂自我。生活變得極其簡單，寬廣，而充實。”

一位職業婦女在身邊兩個親人逝世并遇到重大職業挫折后寫：

“我重新審視生活。我現在四十多歲，沒有穩定的事業。我要去向何方？我多年的奉獻給我帶來了什么？誰真正關心我？我開始尋找，拓寬視野，聯系老朋友，結交新朋友。我追尋著新靈感、新工作、新旅行，獲得了我的婚姻和深深的滿足感……我經歷過痛苦，成熟了，更加面對現實，過好新的每一天。我更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也更能容忍別人。我期待著生活給予我的驚喜。”

每次回訪，米爾斯女性都需要回答很多問題，回顧思考自己過去的生活 | 參考資料[1]

她們不再恐懼未知，她們不但能“容忍”不確定，甚至享受那種擁有無限選擇的感覺。

一個舞蹈家寫道：

“現在，我感覺‘懸浮在中間’，也許有人想努力過得舒服，但我喜歡復雜。那是我的天性。“

一個在外交部門擔任要職的女性寫：

“30歲出頭時，你的工作和愛情中仍然存在許多令人痛苦的不確定因素，到了40多歲，你則邁入了‘建設完成期’……小傷、大疤，你知道自己是誰，你可以放下對未知的恐懼，期待著未來的自我構建。”

一個有五個孩子的離婚女性去讀了個哲學的研究生，她寫：

“我這個年紀的其他人都已經選定了某條路，而我在嘗試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我能更好地理解其他可選擇的方案，也能更輕松地面對其中的風險。這一切都有利于我的成長和快樂。”

她們體現出，女性不但可以終身成長，而且往往是在苦痛或邊緣化的生活里成長。當外界和事件動搖了我們的人生觀，我們才會產生調整自我的動力，進而成長為更復雜、更成熟、更深刻、更能應對世事變遷的人。當時的社會阻撓女性的自主思考和自主行動，但總會有些女性在痛苦中破繭成蝶，走上屬于自己的道路。

52歲，

中性而獨立的中年

52歲，一個被認為是“知天命”的年紀。

在這一年，研究人員問了米爾斯女性一個問題——“大學畢業后，你什么時候過得最艱難？”

每個人艱難的時候都不同，但總體來說，艱難主要集中在兩段：第一段在21~26歲之間，第二段在“覺醒期”前后。

21~26歲，沒有順利結婚生子的米爾斯女性生活在恐懼之中，感覺自己不快樂、不受歡迎、沒有容身之處、無助無力。她們還未曾找到自我。此刻她們還不知道，即使成為“好妻子、好媽媽”，也只能帶給她們短暫的心安。

35歲左右，米爾斯女性會經歷一個“覺醒期”。在此之前，她們會為了丈夫和子女的利益而壓抑自己的需求。她們被忽視，被傷害，被阻撓，甚至被拋棄。她們一次次反省自己哪里做錯，哪里做得不夠好。她們遭遇人際問題、經濟問題、健康問題、落入極低谷底……在某一刻，她們開始意識到，有些從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模式，并不那么理所當然。照顧自己和照顧別人一樣重要。她們重新評估自己的人生，重新思考自己應當承擔哪些責任。她們讀新學位，找新工作，談新戀愛。她們開始尋找獨立的身份，渴望實現自己的潛力。

未曾長夜痛哭者，不足以語人生。

在52歲，米爾斯女性還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變化——變得更加“中性化”了。

27歲開始，女性的支配力上升，女性氣質下降 | 參考資料[1]

米爾斯研究不但追蹤了這群女性，還順便追蹤了她身邊的伴侶、孩子等等。在52歲這個年紀，米爾斯女性和丈夫都變得比年輕時更加自律，認知更成熟，在社會里更游刃有余。

不同的是，米爾斯女性們的自信和個人能力都顯著提升了，求助心態則顯著下降，而米爾斯女性的丈夫在這些方面則沒有顯著變化。

27歲時，米爾斯女性比丈夫們更親和、更擅長建設人際關系，丈夫們則比她們更擅長制定計劃、完成目標。52歲時，二者在這些方面已經沒有顯著區別。

米爾斯女性的這些中年變化，有很大一部分是受社會和文化變遷的影響。因為她們的母親們在50歲左右并沒有發生類似的變化，而是依然保持著傳統女性的樣子——自信和個人能力低于丈夫，求助心態高于丈夫，更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米爾斯女性們擺脫傳統的塑造，走上了另一條路。

52歲時，米爾斯女性終于相信自己——我自己就可以做到許多事，不必求助依賴其他人。

晚年，

減負與傳承

從61歲開始，米爾斯女性步入了老年期。

有一部分米爾斯女性在老年時更容易遇到經濟困難。有一個特質叫“開放性”（openness），“開放性”高的人，興趣廣泛，有好奇心，審美和藝術感都極佳，她們也是中年時職業創造力最好的一群。然而，米爾斯研究發現，開放性高的女性，不太喜歡傳統的、循規蹈矩的、與金錢經濟有關的事物，而且她們會選擇有類似傾向的伴侶。她們的伴侶在中年時期工作的時間較少，甚至根本不賺錢，結果是，她們晚年時更容易缺錢。

另外，開放性高的女性也更喜歡改變，她們更可能搬家、換工作，而到了中年以后，年齡歧視就可能讓她們更難找工作，從而也影響她們晚年的經濟。

研究剛開始的時候，她們還在米爾斯學院上學，大家當時以為這僅僅是個關于女性創造力的研究 | 參考資料[1]

對于不需要在晚年繼續謀生的米爾斯女性來說，老年是一個“減負”的階段。

從青年到中年，她們往自己肩上一點點加的責任，到了老年，她們又一點點卸掉了。

這個階段的米爾斯女性，不再那么按計劃行事，也不再那么關注成就，她們更需要自主權，更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她們精力衰退。她們送走了父母，看著孩子蓬勃發展，從中更理解衰老和死亡。她們的生活滿意度和親密關系滿意度沒有變化。

一個米爾斯女性說：

“我不再勉強自己去那些我曾經覺得需要參加的會議、體育比賽和社交活動。我可以更自由地選擇如何度過我的時間ーー安靜、快樂且富有成效。”

在61歲時，19%的米爾斯女性已經退休，40%的女性還在工作但內心并不喜歡，還有40%則希望工作得越久越好！自己感覺精力充沛的女性，以及伴侶也還在工作的女性更傾向于繼續工作。不過，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為別人打工還是為自己工作。為自己工作的人常常愿意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對于退休的看法，也悄然發生了改變。61歲時，超過80%的米爾斯女性認為退休是“享受生活”“做你之前沒做過的事”“做你想做的事”。然而，到72歲時，超過50%的米爾斯女性認為退休是“發展自己內心生活”“與家人和朋友共度”“幫助他人之時”。

年輕時，別人很重要。中年時，自己很重要。老年時，別人再一次變得重要。

在參與研究的過程中，有的米爾斯女性因為一些問題受到啟發，

并遵循內心的真實感受，做出了相應的改變 | 參考資料[1]

事實上，成功的老年需要完成 “傳承”的任務。變老之后，我們更愿意培育下一代，更關注自己能為后人留下哪些精神遺產。我們接受自己的人生的一切，也接受死亡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結局。

米爾斯女性們這樣描述自己的70歲——

“我不喜歡關節疼痛、身體虛弱、精神遲鈍。但我很高興的是，很多打過的仗，我再也不需要打了。”

“70歲挺好的。我的大多數朋友比我還老。我們計劃繼續和朋友家人一起旅行。我計劃繼續散步，每天5千米，一周5次，還有做瑜伽。我會一直做園藝和社區服務。還有，我希望我的癌癥不再復發了。”

“我很高興自己還活著。我感到很幸運，因為我還有精力，有好奇心。現在是時候后退一步了，偶爾貢獻一下自己的智慧。”

“我的生活越來越好”，是很多米爾斯女性在晚年的總結。

也有米爾斯女性在60歲之后依然打破藩籬，做到了全新的事情——她們去了南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大洋洲、南極洲。

一個米爾斯女性終于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

另一個米爾斯女性則得到了一個獨家機會，去做一個她渴望已久的藝術史項目。

有一位米爾斯女性曾經是高中數學老師，她六十多歲時，和丈夫一起退休，計劃一起去旅行，安度晚年。

然而現實給了她一記重擊，退休4個月后，丈夫被診斷出癌癥，又過了2個月，他就病逝了。

她悲痛欲絕，嘗試了短暫的心理療法，加入了一個悲傷療愈小組，練習冥想，修剪花園，她繼續給學生輔導數學，每周工作15個小時。

有一天她想起了她多年來一直深埋心底的一個白日夢——去非洲教那里的女孩數學。

她去了一趟肯尼亞，花了兩周四處走走，看看自己可能做什么。她發現兩件事：一，那里的女孩能上的學校很少；二，她去那里工作，反而會讓當地的一個教師失業。

然后她忽然明白了，她真正應該做的事情是，回到家鄉籌集資金，去非洲建一所女子學校。

她回到美國，籌到了超過4萬美元，第二年，一座女子學校破土動工，有8個教室，2個科學實驗室，一個計算機實驗室，一個食堂，一個谷倉，和可容納320個女孩的宿舍。

這只是個開始，她后來繼續籌款，繼續建學校，她籌到了25萬美元，并計劃再籌集20萬美元。

對于這段神奇的人生經歷，這個米爾斯女性總結說：“我不是一個魔術師，但有時這一切看起來像魔術。我在這次冒險之旅中學到的是，首先，年齡并不重要。我第一次去肯尼亞的時候68歲，現在我77歲了。這個項目給了我全新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第二，一個人可以做到很多事……但不要獨自做！第三，如果你感到有什么東西在呼喚你的心，聽好了，不要像我一樣等到68歲。當你第一次踏上這條道路時，請做好準備，這條道路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漫長得多，但回報也無窮無盡。”

尾聲，

條條大路通幸福

米爾斯研究開展于一個暗潮涌動、觀念轉折的年代。

一方面，學界還不太關注女性。既沒有性別研究，也沒有女性心理學，就連女性研究者都很少。主持米爾斯研究的女研究者雷文娜·赫爾森（Ravenna M. Helson）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人格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IPAR）時，完全是“萬綠叢中一點紅”。

雷文娜·赫爾森（前排中）和IPAR的同事合影 | IPAR

另一方面，冷戰已經十年，而且愈演愈烈。美國認為，有必要開發“占人口一半的智力資源”——也就是女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女性心理學的研究、對女性事業發展的研究，獲得了重視和資金支持。

“米爾斯女性”們無疑是幸運的一群。她們生于1936年至1938年間，出生時，大蕭條的陰影已經逐漸淡去。她們生長在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許多家庭富裕起來，因此有錢將女兒送入私立大學。她們的父親要么是企業家，要么是金領的專業人士，母親幾乎全是家庭主婦。另外，她們幾乎全是白人，最初參與米爾斯研究的142個女性，只有5個是有色人種。

在優裕環境里成長，擁有豐富資源和特權，是最可能實現自身潛力的女性……正是因此，米爾斯女性被選中成為“女性創造力”的研究對象。

1958年，米爾斯女性大學即將畢業。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經出版了9年，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即將開始，未來還會有第三次，第四次。在她們漫長的一生里，她們經歷了一波波女權主義帶來的思想和生活沖擊。

女人的一生到底是怎樣度過的？ 在米爾斯研究之前，從未有人對一大群女性做數十年追蹤，再進行嚴格的定量分析和質性研究。米爾斯研究里的成果，變成了超過100篇論文。

米爾斯女性們回復率很高，21歲、42歲、52歲、61歲這四次訪談的平均參與率是85%。到了72歲的這一輪訪談，已經有14位女士去世，仍然在世的女性里80%提供了自己的數據。

傾我平生事，足以慰寂寥。

80%的米爾斯女性認為自己從這項研究中受益，一位米爾斯女性寫，“這項研究讓我在回顧過往和展望未來時感受良多”。另一位寫，“我感覺在某種程度上，你已經‘說服我’度過了一些困難時期”。

還有一位米爾斯女士寫，“你（研究者）比世上任何人都更了解我。”

領導米爾斯研究的研究者雷文娜·赫爾森（Ravenna M. Helson）

| 參考資料[1]

米爾斯研究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發現了“健康的人生多樣性”。

無論是職業女性還是家庭主婦，都有非常幸福的案例。以家庭主婦為例，至少有5個女性始終認為自己婚姻幸福，與孩子沒有大問題，孫子孫女也很好，而且很喜歡自己參與的志愿者工作和社區活動。

有人離婚后過得很好。也有人外遇后回歸家庭，重新愛上了丈夫，繼續攜手共度人生。

以社會時鐘為例，米爾斯研究發現，并沒有“一定要先完成某個任務”的限制，無論是先結婚生子再追求事業，還是先追求事業再結婚生子，都可以有很好的人生。

對有的人來說，最好的結婚年紀是40歲而不是25歲。有一個米爾斯女性童年過得十分痛苦，深愛的父親早逝，然后有一個專橫殘忍的繼父。她年輕時非常迷人也很受歡迎，但她不想結婚。她二十多歲時一直在酗酒、叛逆和自我厭惡。直到三十多歲，她才戒了酒，并找到了一個極好的職業導師，事業蓬勃發展。她四十歲時，遇到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離婚男士。她與對方結了婚，跳槽到了更好的工作，過得很幸福。

對有的人來說，40歲開始的職業生涯也很好。一個米爾斯女性是個畫家，嫁給了另一個藝術家。39歲時，她生了第二個孩子，從醫院回到家，發現丈夫和保姆私奔了。她將憤怒化為動力，繼續在藝術領域工作，她后來做的工作很有趣也很成功，令她生活充實，并幫她養活自己與兩個孩子。

42歲時，77%的米爾斯女性發現，自己沒有遵循傳統的社會時鐘——有人沒有結婚，有人沒有要孩子，有人很晚才結婚生子，有人離婚了，有人過了許多年又回到學校上學……

在米爾斯女性的年代，所有女性被期待著做一模一樣的事情，結婚，生子，過上“正常正確”的生活。但米爾斯研究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女性，過著“非主流”人生。既然大部分女性都不在主流模板里，也許需要改變的，是那種 “人生只有一條正確道路”的幻想。

女性的一生，可以靜水流深，也可以波瀾壯闊。

世上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人生。

參考文獻

[1]Helson, R. & Mitchell, V. (2020). Women on the river of life : a fifty-year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Helson, R. (1967).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reative college women.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3]Solomon, M. (2000).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rs: A longitudinal exploration of parent personality and adjustment in their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2), 281-308.

[4]（美）簡·盧文格（Jane Loevinger）著；韋子木譯. 自我的發展.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07.

作者：游識猷

原標題：《從21歲追蹤到72歲，這個研究告訴你“女性經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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