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句土得有點不忍說的話，卻實實在在地擊中了身在異國的我。今年除夕，在東京，特別想念王堯先生，最敬愛的爺爺！

王先生走了一年多了，沈衛榮等先生主編的《筆發江山氣，帳含桃李風——懷念藏學宗師王堯先生》紀念文集也已經出版，而我卻始終沒有勇氣寫下只言片語來告慰王先生的深恩厚德，只在內心無數次地愧疚于自己竟未及報答其一二！

和王先生的緣分要追溯到我的祖父，他們相識于解放前的富陽中學，一人固守在小縣城，另一人走遍雪域高原，卻神奇地保持著聯系，一直到我高考那年。“填志愿”時，祖父說在北京的王教授特別有學問，請教他的意見。電話那頭是略帶江南口音的普通話：“上大學一定要來北京！人大的經管法不適合你們家孫女，來民大跟我學藏學吧。”只曉得說話的是大教授爺爺，卻全然不知什么是“藏學”，也未曾想喊我去上學的是已經離休多年、不再帶學生的“宗師”。

兩個月后，高中畢業生懷著對“藏學”的憧憬坐上了進京的火車。不巧的是，王先生整個九月都在國外講學。十月的某一天，同學跑進宿舍傳話：“你爺爺來了！就在門口。”“爺爺？”懵懵地走到宿舍樓前，只見一位身材高挺、氣宇軒昂的老先生，“我是王堯，跟我回家吧，奶奶在家呢！”

事實上，早在1988年六十歲生日那天，學校就令王先生辦理了離休手續。其時距離他等來自己的“學術春天”——在海外開創中國人研究藏學的卓越聲譽——只不過六七年！被禮聘為藏學研究院名譽院長、被授予“博導”資格招收博士生都是將近二十年后的事了。耄耋之年才獲學校重視，他不止一次無奈地嘆息“力不從心嘍！”不難想象，如果王先生能一直坐鎮教學，民大必然早已成為世界藏學研究的珠峰，前來求學朝圣者怕是要在中關村南大街排起長隊的。中國藏學研究的隊伍又豈會羸弱多年，任憑弟子沈衛榮等以獨領風騷之姿竭力發揚仍不免青黃難接？

那幾年門庭的清寂倒讓我有了一人獨享尊師的機會。王先生身體健朗，偶爾應邀去港臺講學，自嘲“墻外紅花”，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家中，和太太薛紉蘅為伴。二老對我的到來很是歡喜，待我如至親的孫女。民大家屬院四高層的房子雖然改裝過兩次，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直是最初的那間書房。朝北的小屋，書架上橫著豎著擠滿了各種語言文字，書架玻璃門上貼夾著一些老照片，桌上也鋪滿了書，還有一些筆墨紙硯類的文房用品，地上的雜志堆讓人有點難以下腳。開始的幾個月，王先生不允許我一個人去書房，奶奶說：“那里頭全都是他的寶貝，別人碰不得?！惫拭看味及褧脕砜蛷d，端坐講解。說到“五胡亂華”，愛舉《木蘭辭》為例，“唧唧復唧唧”全詩緩緩誦出，我在嘖嘖稱奇之余只默記了幾段；講到“大昭寺”名的來源，模仿古今發音的區別；根本不用書（拿出來是為了讓我帶回去閱讀），掌故今典，全都信手拈來，還老“跑題”——這也是我最感神奇之處，王先生似乎認識所有書的作者，籍貫生平、學術成就，個個如數家珍，配上他那特有的生動豐富的語言，枯燥的學問瞬間都變成了鮮活的故事。

王先生自稱“藏語文”專業，其他方面都是業余選手。接到從拉薩來的電話，拿起就說藏語，別人絲毫感覺不到兩種語言會話間的切換。他非常強調語言學習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基于語文學的功夫才是扎實的真本事。對我就讀于哲學（宗教學）專業并無意見，在他看來人文學科是圓融互通、缺一不可的，而且都必須以學好語言為首要。也許是藏學宗師、佛學大家、學界泰斗等名聲太過響亮了，大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其實通達文史哲，自許“書生”、“秀才”。

有一次，王先生拿出幾本藏歷算法書，“今天要考考你”。說完就留我一人在客廳盯著幾本書撓頭。大概過了半小時，他出來檢查，錯了一題，敲敲我的腦袋道：“孺子可教也！就是太粗心了。”我只好灰溜溜地進廚房幫忙準備午飯，奶奶卻說：“他對幾個子女都沒這么上心教過，你好福氣，要好好學??！”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怠慢了，也總能看到他略帶狡黠的笑，有種“孫猴子怎么也翻不出如來佛掌”的得意感。再后來，我就可以自己去書房挑書了，他多會尾隨著遞過來相關的其他書。記得拿起漢譯《吐蕃僧諍記》時，他馬上找出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原著，我說：“看不懂法文呀！”“先摸摸！以后法語、德語、日語、梵語都要學的?！?/p>

翻看王先生的寶貝書時，常常會驚喜地“發現”一些老照片、舊信箋，彼時雖不知它們的珍貴，卻如孩童般好奇直率，不管老人家的臉色是輕松還是凝重，每每追問：“這是誰呀？在哪里呢？去干嗎了？”回答是第一次進藏之所見所聞時，奶奶悄悄地看了一眼房門有沒有上鎖；細數過班禪大師的種種遭遇，對他的公務家事都有著真實的理解，說到因出國講學而未能陪同班禪喇嘛赴拉薩而竟成永別時，潸然淚下，“你奶奶比我有福氣，我們去班禪大師家里吃飯，大師親自削了一個蘋果給你奶奶，她自己吃了，我只能把蘋果皮包好帶回家”。奶奶在旁打趣道：“不就一個蘋果嘛，你迷信了多少年了！”王先生則很嚴肅：“那是班禪大師，可不是迷信！”他把貢嘎上師所贈之金銅佛像、甘露寶丸等法物都恭敬地奉在床頭，覆以白綢，不示外人；十七世噶瑪巴派使者來京看望時，王先生激動不已，連著幾天都感懷當年在貢嘎山求學的情境，未曾想能與兩世大寶法王結緣。他把使者送來的正反面各印一世法王照片的墜子掛到我胸前時，動情地囑咐“要好好珍藏！”

也常聽王先生聊到和于道泉、費孝通、冰心、王森、季羨林、斯坦因凱勒等等世俗之恩師摯友的交往，當時的我對這些書本上可見的名字并沒有特殊認知，只覺得王先生的人生好豐富、好精彩，已經超越了“歷史的見證者”，簡直就是活脫脫的歷史呀！

這也許僅僅是晚生者的福報，不再是那個“言者有罪、聽者株連”的年代。他的一生都與“西藏”兩個字緊密相聯，用親身經歷講述著所謂的“問題”，以深厚學養闡釋著漢藏和諧與民族友好的重要，雖也曾幾多無奈與冤憤，卻一直飽含著赤子衷心，踐行著自己的信念。二十歲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卻深深地被這種情懷所感染，也跟著堅信“學問乃天下之公器”，立志要學他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者。

雖離休十余年，但筆耕不輟。王先生常把文稿清楚地謄抄在信紙上，讓我錄入電腦后再寄打印稿給編輯，后來慢慢變成了他口授我筆錄?！秲晌粚W術大師：周叔迦與于道泉》《難忘的友情，永遠的懷念——追憶羅致德教授》（以“烏衣”為筆名）《寫在前面的話》等紀念性、序言性的文章，全都是出口成章、一氣呵成的。就連《“缽闡布”考論》《西藏地名釋例》這樣的學術論文，也僅是修改了兩三遍，史料印刻于腦、文章爛熟于胸。他說好文章的一個標準是“別人想抄都沒法抄、不敢抄！”如今，盯著電腦里保存著的十余年前錄入的文字，不禁淚如雨下，王先生七十多高齡尚且以清暢的記憶和縝密的思維治學以恒，讓吾輩如何能不思精進？

報考北大哲學系時，請王先生寫推薦信。他簽上封印字后交給我并叮囑：“推薦信是要保密的，不能偷看哦！”過了幾天，接到一位自稱是姚衛群老師的電話：“王堯教授的推薦信上，‘關系’一欄寫著‘監護人’……”我在惶恐中向未來的導師解釋了一番。接著就是面試，幾位考官看似也都對“監護人”一詞興味盎然，終于有人忍不住直問：“我們都是王堯先生的學生輩，你不好好跟他泰山北斗學，或者請他推薦到國外名校去，為何考北大？”對這個問題，我倒有充分的答案——王先生希望能幫我圓了自小的“北大夢”，從名門嚴師問學，到真正的大學磨礱砥礪。

大四時，王先生交給我一項光榮的“作業”：季羨林先生正在牽頭編寫中國文化通史類叢書，藏傳佛教史一卷交由我合作，書名擬為《藏傳佛教史述論》。借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猛，我拿了王先生親制的目錄提綱就開始寫。他每周都會仔細批改我的“作文”，用什么參考書、該怎么寫都交代得清楚詳盡。畢業前夕完成了二十多萬字的初稿，他很滿意又有點不舍地拉著我的手說：“你現在去北大讀博士應該不會丟我的臉了。”王先生曾經是希望我能繼承衣缽之一二的吧！可少不更事者卻對近在咫尺的大學者、真學問逐漸產生了畏懼與疏離之心。他的藏語是如此精湛，他的學識是如此淵博，讓我覺得永遠都不可能及之百一，退怯的心理日漸濃了起來，終于在梵文的借口下慢慢轉向了印度佛學這一他并不專長的領域。

準備出國時，我選擇了以梵文與佛教研究著名的東京大學。行前，王先生拿出兩個信封，一個裝了學費，一個裝了信箋，語重心長地說：“跟洋人學習，既要謙虛，又要不卑不亢。記住你是中國人，但要做得了國際性的學問。發達國家比較富裕，尤其要自尊自愛，任何時候都不能丟了人格和國格……這幾張信紙上寫的池田溫、山口瑞鳳、三友健容、金子英一等幾位教授都是我當年的朋友，你拿著我的信去找他們，學成后要回來報效祖國?！边@幾年在日本、歐美游學，切身體會到了“洋人”學者對王堯這一名字的敬重，我也因此頗受諸多師長禮待。王先生不僅以地道的藏語、精深的學問服人，更以堅挺的骨氣與偉岸的精神讓國外學者敬仰！他為中國藏學贏得了極高的國際聲譽，也為中國學者樹立了行走國際學界的模范準則！

喊一聲“爺爺”，是遠在異鄉的至親；稱一聲“先生”，是我永遠懷念的恩師！幸運如我，十八少年就能親近于一代宗師門下，熏炙其學問理想與治學津梁，聽聞其傳奇經歷與跌宕人生！一直都覺得王先生身體健康，還可以教導我多年，我也還可以過幾年再報恩，可2015年12月17日他竟溘然長逝！我頓失怙主之依，茫然迷失于東京街頭……

王堯先生，最敬愛的爺爺，唯祈您乘愿再來，慈悲教化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