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教授是國內最早關注罕見病并推動政策保障的醫生之一。 

2010年5月，在一場專題研討會上，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王志珍高度肯定了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和李定國在罕見病政策方面的推動工作，指出在建立罕見病醫療保障機制方面，上海有條件先行先試。彼時的李定國似乎看到了罕見病的“春天”，十余年過去，李定國對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表示，“這條道路走得很艱難。”

上海市醫學會罕見病專科主委、上海市罕見病防治基金會理事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教授李定國。

2021年12月的一個周二，李定國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下稱“新華醫院”）的一間辦公室接受了記者長達2個多小時的專訪。75歲的他每逢周二在消化內科還有半天的特需門診。

“我年齡已經大了，作為醫生一輩子治病救人，解決的是個人的健康問題，但推動罕見病是希望能解決一個群體的問題。”李定國表示，盡管這條路走得艱苦，但站在這個角度上去考慮，總是有價值感，“人活一世，能實實在在做一件事，也是回饋社會。”

關注罕見病是偶然，也是“經過挑選”。除了醫生的身份，李定國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九三學社上海市副主委。“參政議政是民主黨派的一項基本職能和中心工作，九三學社以科技問題為主，我那時候是九三學社上海市副主委，本身又是醫生，所以就挑選了罕見病作為一個切入點。當時感覺到這塊基本空白，但這一群體迫切需要得到關注和保障。”

李定國談到，一開始推動罕見病的“聲勢”僅限于黨派內部，后來一點點做出了些影響。此后的多年時間里，他利用各種場合為罕見病群體奔走呼吁，“即使現在已經不擔任一些職務了，我也在推，始終在做這件事。”

和17年前相比，罕見病在國內的關注度有了很大的提升，李定國的“同道中人”也越來越多。采訪剛開始之時，這位罕見病領域的“老兵”說了一句，“我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現象，做了一些基礎的工作，現在到了要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了，更需要能推動這些具體問題的專家。”

多項開創性工作，“破冰”卻很難 

2004年開始，李定國不斷地與上海市的相關官員就罕見病、遺傳病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討。

實際上，那時候罕見病在國內還近乎是一個陌生詞。“基本上大家都還不太理解什么是罕見病，我們做的工作就是向醫生、患者、公眾去講這個概念，也要和相關的政府部門去講，為什么政府和社會需要關注罕見病？這需要我們不停地去說其中的道理。”

即使到現在，罕見病群體的諸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十幾年前的難度可想而知。“常見病尚有大量未滿足的臨床需求，罕見病更是無暇顧及。”

在開始推動的幾年時間里，李定國等人做了多項國內開創性的工作。

李定國談到，2009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沈曉明希望他給出兩個數據，“一個是罕見病的定義，在中國應該怎么來劃定？另一個是需要多少錢？”這是對李定國提出在上海先行建立罕見病醫療保障作出的回應。值得一提的是，在從政之前，沈曉明是國內著名的兒科醫學專家，也曾擔任新華醫院院長一職。

在學術和政策制定的雙重需求下，2010年5月17日，中華醫學會醫學遺傳學分會在上海組織召開了中國罕見病定義專家研討會，這是中國第一個罕見病定義專家研討會。中華醫學會醫學遺傳學分會專家以及在罕見病研究領域涉獵較深的權威臨床專家20余人參會。2011年3月發表于《中國循證兒科雜志》的一篇述評文章公開披露了這場研討會的主要內容和結論。與會專家彼時建議，將我國的罕見病定義為患病率低于1/500000的疾病或在新生兒中發病率低于1/10000的疾病。

2010年的5月和12月，上海市分別召開了“建立罕見遺傳病基本醫療保障機制專題研討會”和后續工作跟進的專題研討會。立法調研、初步保障方案，這些和國際接軌的做法當時都已初現雛形。 

2011年2月28日，距離歐洲罕見病組織（EURODIS）發起并組織第一屆“國際 罕見病日”3年之際，上海醫學會罕見病專科分會正式成立，這是國內第一個以罕見病防治為己任的醫學專科學會，李定國當選為第一屆主任委員。

實際上，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自2009年開始，李定國還曾多次提交《關于建立罕見疾病醫療保障建議》、《關于建立罕見病醫療長效機制》等提案，呼吁盡快制定相應政策。

但等待“破冰”的時間比李定國想象的漫長了很多。2011年之后的多年時間里，李定國等人仍在致力于回答最基本的問題：什么是罕見病？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2010年5月召開的中國罕見病定義專家研討會上得出的結論，最終因患病閾值被普遍認為過低且國內缺乏相關數據支持，并未獲得普遍認可。時至今日，李定國仍然堅持，當時定義的界定標準嚴格背后是“有原因的”，初衷是盡快讓罕見病醫療保障獲得政府支持。 

2021年9月，李定國等人再次召開了專家研討會對罕見病定義做出了修改，提供給政府和相關部門參考使用。在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罕見病診療與保障專家委員會原主任、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張學和李定國領銜的《中國罕見病定義研究報告（2021）》中，提出將新生兒發病率小于1/10000、患病率小于1/10000、患病人數小于14萬的疾病劃入罕見病。

李定國仍然強調，關注罕見病領域的人知道一個概念，“會看罕見病的醫生比罕見病患者還罕見。”他提到，專業人士希望能對中國的罕見病“摸清底數”，但當前醫療和技術都還沒達到這個水平。

他補充道，“人類對這類疾病認識仍不充分，國外對罕見病的定義也是參考了部分醫院和部分地區的發病率，甚至最終的參考是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就是能夠承擔多少。”

實際上，為了盡快推動相關工作，國內已采用罕見病目錄的方式作為過渡。2016年，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率先發布了《上海市主要罕見病名錄（2016年版）》，納入內分泌與代謝、腎臟、免疫、血液、消化、骨骼心血管、五官等系統的罕見病計56種，供上海市開展罕見病宣傳、篩查、診斷、治療、康復和進一步制定罕見病防治的相關政策參考。這是國內第一個具有官方性質的罕見病名錄。

2018年5月11日，國家衛健委、科技部、工信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五部委聯合公布《第一批罕見病目錄》，血友病、白化病、肌萎縮側索硬化、戈謝病、法布雷病等121種疾病納入該目錄。這是國家層面首次以疾病目錄的形式界定罕見病，被視為中國罕見病診療與保障工作的里程碑事件。

然而，“第二批、第三批等未來的罕見病目錄基本標準究竟是什么？”李定國認為，學界還是需要盡快就罕見病定義達成共識。“罕見病定義是工作規則和工作標準，罕見病目錄則是具體實施內容。”

“我做很多事情的初衷都是，希望早日實現罕見病患者的‘中國夢’，就是用得上藥、用得起藥。”十幾年的歷程讓李定國感受到諸多無奈，但這份初心仍是他的目標。

要實實在在惠及患者，“不能趕時髦不能就掛塊牌子” 

在談到目前診療現狀的改善舉措時，李定國的觀點也極為鮮明。

此前的2019年2月，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關于建立全國罕見病診療協作網的通知》。為加強我國罕見病管理，提高罕見病診療水平，維護罕見病患者健康權益，國家衛健委決定建立全國罕見病診療協作網。經省級衛生健康部門推薦及專家研究，先行遴選罕見病診療能力較強、診療病例較多的324家醫院作為協作網醫院，組建罕見病診療協作網。其中，包括1家國家級牽頭醫院、32家省級牽頭醫院和291家協作網成員醫院。 

上述共324家醫院如何更好協作？李定國的觀點是，“我不建議罕見病領域搞‘群眾運動’，有的醫生不接受我這個觀點，但我始終堅持，一定要分層次診療，大部分醫院只要能提高罕見病意識，有效轉診，盡量讓病人不要兜兜轉轉太久。”

李定國認為，不能為了培訓而培訓，“罕見病患者畢竟是少數，一些醫院的醫生一輩子可能看不了一個病人，只要能提高意識做到及時轉診就足夠。”罕見病領域不需要“群眾運動”，也不能“為了面子”。

對于如何更好地管理罕見病患者？李定國鼓勵有條件的地區設立定點、定人的診治中心，“把資源充分利用起來，不要讓患者到處看病，一定要集中起來。”在他看來，這樣的做法有諸多好處，包括有利于醫生自身水平的提高，也利于罕見病藥物管控等。 

2018年2月28日，上海市衛生計生委首度發布“上海市罕見病診治中心”和第一批“上海市罕見病專科門診”名單并授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為“上海市罕見病診治中心”，上海市兒科醫學研究所為“上海市兒童罕見病診治中心”。 

同時經綜合評審確定的第一批“上海市罕見病專科門診”包括：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設置以神經系統、內分泌與代謝、免疫疾病為特色的罕見病專科門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設置以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為特色的罕見病專科門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設置以血液疾病和免疫疾病為特色的罕見病專科門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設置以法布雷病為特色的罕見病專科門診；上海市兒童醫院，設置以內分泌與代謝疾病為特色的罕見病專科門診。

“領頭的醫院最好是以小兒科為重點的綜合醫院，這是一個方向發展。”李定國指出，罕見病中兒童期發病占到70%以上，而大多罕見病需要長期慢病管理，他們會成年，“需要合理考慮患者整個生命周期的需求。”

另外他還強調一點，不能將罕見病和疑難病概念混在一起，“疑難病里面有罕見病，罕見病里面有疑難病，但是罕見病不等于疑難病，因為有一些罕見病不疑難，醫生只要會看，它的診斷實際上是非常明確的。”

17年前，和李定國一樣為罕見病群體奔走呼吁的人并不算多；發展至今，罕見病被越來越多的醫院重視，解決人類最極端的健康問題的同時，也成為了醫院和醫生綜合能力提升的一個抓手。

“最早開始關注罕見病的是小部分人，現在形勢很好，對學科發展也有很大幫助。當然，因為過去人少，觀點相對容易統一，現在人多了，大家需要更多的合作和探討。”但無論如何，李定國認為，總體來說都在推動罕見病領域往前走，“這點是沒錯的。”

但他仍然提醒，在越來越多的醫院掛出罕見病門診的時候，“我們要實實在在為患者做事情，警惕‘趕時髦’。”專業人士越來越多的時候，愛心和積極性仍然很重要，“都在那里討論專業忙著自己的課題，掛塊牌子對患者沒什么用。”

罕見病群體保障還在路上

75歲的李定國仍然堅持在推動罕見病診療保障的一線。

他對記者表示，“我現在內心想做三件事情，第一，什么叫罕見病？這個定義的基礎工作希望能做好；第二，什么叫孤兒藥？不是治療罕見病的藥都叫孤兒藥，最后真正政策落地保障的是孤兒藥，這個定義也要明確；第三，在這兩個基礎上面再繼續推動罕見病立法，這是我們一個基本方向。”

實際上，通過多方參與，上海此前已建立了多渠道的罕見病診治保障機制。將部分罕見病藥物納入基本醫療保險保障范圍內，并為苯丙酮尿癥、戈謝病、法布雷病、黏多糖病等12種罕見病設置了20萬元/年/人的報銷額度，同時也通過上海市中小學生、嬰幼兒住院醫療互助基金為特定罕見病患者支付特藥及特定營養品的費用。此外，上海市罕見病防治基金會下設的罕見病專項救助基金、上海溶酶體貯積癥專項救助基金等專項基金的設立也為上海構建多層次的罕見病保障體系提供了有力支持。

李定國即為上述上海市罕見病防治基金會的理事長。2014年9月19日，經上海市社團管理局批準，該基金會成立，這也是我國首個專業罕見病領域的地方性基金會。

“上海在探索罕見病用藥保障體系方面起步比較早，也有一定成績，但相較于其它地區后來推出的更為成熟的模式，我們需要進一步去提高。”李定國堅持道，盡管國家和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尤其新冠疫情更是帶來了新的困難，“但這更多時候是一個決心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3日最新公布的2021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調整結果顯示，新增罕見病用藥7種，其中治療脊髓性肌萎縮癥和法布雷病的兩款年費用超百萬的高值藥物就在其中。這意味著近年來多方呼吁的高值罕見病藥納入醫保實現了零的突破。

但這一做法的可持續性業內仍在觀望。李定國提到，就目前已有的罕見病治療藥物而言，主要存在三大問題，“第一，價格低的企業不愿意生產，容易發生供應短缺問題；第二，已在我國上市的罕見病治療藥物中，很多存在超適應癥用藥的現象；第三，藥物價格高昂，患者家庭無力負擔。”

他強調，并不是所有罕見病藥物都價格昂貴，但的確需要承認的是，“高值藥物的可負擔問題，是目前社會關注最高、矛盾較為集中的一個問題。”北京醫學會罕見病分會等還于2021年聯合完成了中國《第一批罕見病目錄》罕見病診療費用調研，以期為我國罕見病醫療和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觀的參考依據。

需要關注的是，2021年8月10日，國家醫保局、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建立醫療保障待遇清單制度的意見。意見明確，國家在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基礎上，統一制定特殊人群保障政策。地方不得根據職業、年齡、身份等自行新出臺特殊待遇政策。

近十年來針對罕見病群體的地方“先行先試”探索或也將就此重新研究。有業內人士也向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表示，“接下來國家層面如何制定罕見病群體的醫療和保障政策，這比以前更為迫切和關鍵。”

“我甚至建議國家能不能設立一個專門的協調機構，因為罕見病推動不是一個部門的事，涉及國家衛健委、工信部、藥監局、醫保局、財政部、科技部等多部門，少了任何一個部門，罕見病體系就不完整。”

李定國最后表示，推動罕見病的事業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