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節期間，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將陸續推出由知識分子、新工人、學生、鄉建者等不同主體所構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暫居者）的返鄉筆記，以期從不同視角激發新的思考。

路過村里的小學，教學樓翻新、校園設施齊備，眼見是投了不少錢，新修整過不久的模樣。比起二十年前我們上學的時候，校園看上去已經頗為現代化了，在校門口顯眼的地方，更是赫然擺著“省示范小學”幾個大字。本該是欣欣向榮的景象，卻聽說這所小學如今已經沒落得不成樣子，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所有的學生加進來勉強過百，正式的教師卻有十多個。這所建校于上世紀50年代的小學，教育了幾代人，也曾經有過輝煌史，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期，這所小學的鼎盛時期，學生人數達到上千人，在全區的小學排名中能穩居前三，如今沒落至此，實在讓人感慨。

1976年，姨媽高中畢業，開始在這所小學任民辦教師，眼看著這所小學從最早的幾間破舊小屋變成教學樓林立。70年代中期，高中畢業生在我們這個地方已經是相當高的學歷了。姨媽在此任教了27年，卻在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的過程中，毫無預料地遭到黑箱操作，盡管考核全部通過，卻被人頂替了轉正指標，被學校直接辭退回家。本以為能順利轉正，下半輩子繼續勤勤懇懇地教書，不料突逢變故，45歲的姨媽就此失業。不甘心離開講臺，姨媽開始在家辦課外補習班，維持生計。好在姨父尚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盡管所在的單位也是走向末路的老國企，總算是沒有下崗，尚能勉強維持家庭生計，并供養表哥上大學。那時候，課外補習班還為數甚少，并不像今天這樣從收費到規格都日益高大上。本以為通過申訴還有機會轉正，補習班不過是臨時的打算，沒想到這一“臨”就是近20年。

鄉村小學的沒落

姨媽說，70年代中期，教師奇缺，她雖然是高中畢業，教學經驗卻匱乏。從她工作開始，一直到90年代末，每年暑期都是教師集中培訓的時間。由區教育局組織，請大學和科研單位的教授來講授，內容包括教學方法和兒童心理等，每一期的培訓結束后，有考試和課堂教學比賽，組織者和參與者都非常用心。這些培訓對當時的鄉村教師來說非常有幫助，結合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教師得以不斷探索以什么樣的形式講授，能讓學生更容易接受。對姨媽來說，那些年的培訓是她此后幾十年有扎實教學基本功的重要基礎。彼時，民辦教師盡管并不十分“專業”，卻是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經驗，加上有針對性的培訓，他們自身也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去鉆研、琢磨，教學能力反而優于后來者。

此后，隨著教師隊伍逐漸專業化——所謂專業化，準確地說是“學院化”，即越來越多的教師來自師范類院校的畢業生——這類培訓逐漸停止。然而在鄉村小學，很多后來的教師依然并非專業出身，教師培訓的終止，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來的師資力量。

從1992年開始，國家出臺了民辦教師轉公辦的政策，本意是由國家來承擔鄉村教育職能，而不再如此前一樣由村集體來辦教育；與此同時，對原來的民辦教師則擇優轉正，其余者或辭或退，提高教學質量。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每年都有一些民轉公指標下達，指標層層下放，到了地方，尤其在區縣一級，最終的決定權在于地方教育部門。一旦轉為公辦教師，顯然是拿到了鐵飯碗，民轉公政策下達后，我們這里曾產生過一段混亂期，走后門、拉關系、傾軋排擠諸多亂象共生，本該根據教師自身學識和教學能力決定轉正與否，卻因地方上一些不正之風，一些不適合或能力不足者鉆空子進了公辦教師隊伍。這也是此后多年，民辦教師問題頻繁成為維穩重點的起點。

盡管不是唯一原因，師資下滑卻是鄉村小學逐漸沒落的重要因素。即便地方政府仍愿意在這所小學投資改善硬件設施，生源依然嚴重流失。目前在讀的100來個孩子，絕大多數來自周邊村里家境窘迫的家庭，這些家庭已不再對教育抱太高的期望，認命地相信自己的孩子沒有讀書的天賦，不值得或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讓孩子到更好的小學讀書，送孩子上學無非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然后讓他們早早出去闖蕩。

隨著優質教育資源日漸向城區集中，鄉村小學似已成為沒有希望的象征。在我所在的這個不知是八線還是十八線的小城，教育依然是實現階層流動的少數渠道之一，但凡有些“能耐”的家長，都各顯神通地把孩子送到城內的重點小學讀書，即便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價。而對于寒門子弟，進城讀書是他們的家庭背負不起的重擔。即便在八線開外的小城，教育的分化也已經從小學開始就緩慢展開。

補習江湖的興起與秩序

對有幸進入到城區重點中小學的孩子，過五關斬六將地進校門僅僅只是開始。要確保進入好的高中，考入名校，課外補習仍然是必備的標配之一。

姨媽的補習班應該算是較早的一批，主要為小學三到六年級的孩子補習數學。既有作業輔導，也對其中一些孩子做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輔導。然而，補習市場競爭激烈，作為“體制外”的補習老師，姨媽的補習班生源全靠這些年補習取得的成績。來補習的孩子有獲得奧林匹克獎項的，有成績顯著提高的，家長們口耳相傳，這才有了穩定的生源。

這些年補習班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真正在補習班江湖中稱霸一方的，是那些重點中小學的任課教師。前幾年，補習班曾盛極一時，江湖傳言，有教師在課堂講授時敷衍而過，藏私藏得十分了得，學生家長不得不讓孩子課后去教師家里補習，否則課堂上根本跟不上。此事引得紛爭不斷，學生的血淚控訴也見諸網絡，直惹得天怒人怨。此后，教育部門明文禁止在職教師以任何名目開辦或與人合辦補習班，據聞此風氣略收。然而，補習現象并沒有因一紙禁令而消退，在職教師們紛紛學會了“戴著鐐銬跳舞”，明面上不顯山不露水，私下里各憑本事掩人耳目。自然，并非所有的在職教師都越軌，然而補習之風的蔓延程度已經相當驚人。我小時的印象中，會去補習功課的同學是“異類”，而今天，不去補習功課的反倒成了異類。

在升學率的績效考核、以及教育部對在職教師開辦補習班的禁令雙重壓力下，補習江湖的生源配置和收益分配出現奇異的秩序：因為不能大張旗鼓地辦補習班，“體制內”的中小學教師——尤其是重點中小學的教師——只低調地給班里成績最好的少數學生補習，規模小，效率高，走的是“技術密集型”補課套路；同時，全班的平均成績也不能太難看，自然也不能讓那些基礎較弱的孩子拖后腿，于是在教師不斷地請家長、對學生的批評訓導中，學生家長迫于壓力，也不得不四處為孩子尋找補習班，這群孩子成為“體制外”補習教師的生源，這些“體制外”的補習老師主要從事“勞動力密集型”的補課工作。給這類孩子補習的難度更大，需要補習教師付出更多的時間和耐心，往往有時候成效還不佳。姨媽的補習班以這類孩子居多，本來晚間是3小時的補習時間，經常為了輔導其中一兩個孩子，時間得延長到四五個小時，甚至更長。

缺少了體制身份和體制資源的優勢，“體制外”補習教師不得不以低收費來吸引學生。在這個八線小城，“體制內”的補習教師一般的收費標準大約是30-40元/小時，補課方式通常分為工作日補習和周末補習兩類。工作日補習主要是給學生輔導家庭作業，時間是每天放學后1小時，平均收費是400-500元/月。周末補習則各有差異，有專門的奧林匹克競賽輔導，也有課業補習，根據時間長短和補習內容收費有所不同。“體制外”的補習老師收費則明顯低一些，以姨媽為例，她在工作日的補習時間是每天3小時左右，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在3小時以上，4小時或以上的居多，每月的收費也是400元左右，平均算下來，收費的標準大約只有3-4元/小時。

姨媽的補習班教室機緣巧合地租在城區最好的一所中學旁邊，所以不時有家長前去詢問，她是不是這所中學的老師，有家長知曉后即刻轉身就走。補習江湖上的強弱地位，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對體制內資源的掌握程度，教學功夫的高低倒在其次。江湖與廟堂原沒有截然無涉，居廟堂之高者得以引領江湖。一聲嘆息的，唯學生家長而已。

鄉村小學的沒落，農村的孩子向城區集中，也使陪讀成為隨之而來的選擇。因為姨媽的補習班學生來源比較多元，我問她，這些在城區上學的農村孩子，有多少是家長陪讀的，她說幾乎所有的都有家長陪讀。這些家長大多在城區做些小生意，都是有些家底的。姨媽悲觀地認為，現在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幾乎已經沒有可能考上大學。農村中家庭條件稍好的孩子，也許還可以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城市重點小學，再通過陪讀、補習，勉強躋身重點中學，但家境在中下的，也許根本沒有“能耐”讓孩子進入城區的小學，陪讀和補習更是他們無法背負的重擔?？雌饋?，只有經濟條件優厚的農村家庭，孩子才有可能通過教育實現進一步的社會流動。如果農村社會的分化會在教育中被再一次強化，鄉村教育的前景甚令人心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