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即將過去，世界依然在新冠疫情肆虐下艱難前行，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沖突、新老熱點問題錯雜交織。世界與中國如何從2021年走來，又如何向著2022年前行？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西索”）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與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合作，邀集各領域專家，呈上“西索世鑒”系列文章，盤點2021年世界大勢，展望2022年世相新局。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由美國挑起的中美“競爭”的過程和結果，都將對今后世界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美國視中國的崛起為對其霸權及支撐其霸權的“國際秩序”造成的“最嚴峻的挑戰”。因此，美國拋棄長期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突然發起了與中國的“競爭”，力圖通過對中國進行全方位、全領域、全政府的打壓，阻礙甚至終止中國的繼續發展。

然而，美國能否完成打壓中國的戰略目的，從根本上說取決于今后中美博弈中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美國今后國內局勢的發展，必將對中美博弈以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產生最具實質意義的影響。

一、美國國內政治的現狀與走向

當前，美國面臨疫情肆虐、經濟虛熱、通貨膨脹、社會撕裂等嚴峻挑戰。隨著民主、共和兩黨持續惡斗，美國政治極化也不斷加劇。美國國內政治正處于1960-1970年代越戰以來最混亂的局面。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局面，其根源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美國全球主義戰略（globalism）的挫敗。1991年，隨著蘇東巨變和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美國碾壓性的勝利，美國成為有史以來真正稱霸全球的超級大國。一時間，美國朝野認定“華盛頓共識”——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資本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走向繁榮昌盛的必由之路，美國學者福山更是由此喊出了“歷史的終結”。

在這樣的背景下，克林頓政府推出了全球主義戰略。其目的是通過（美式）價值理念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全球化來實現全球美國化。但是，盡管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三屆政府全力推動，美國全球主義戰略卻遭到重大挫敗。

首先，美國向全世界強行輸出以基督教文明價值觀為基礎的“普世價值”，必然引發其他文明堅決抵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拒絕了“普世價值”。

其次，民主政治全球化也以潰敗告終。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進行的所謂“顏色革命”，不僅留下了巴爾干地區和烏克蘭這兩個大火藥桶，而且造就了在強人普京率領下與西方硬杠的俄羅斯。本世紀初的“阿拉伯之春”，更是導致了北非和中東國家普遍的政治動蕩、經濟破產和人民流離失所。如此災難性的后果，不僅進一步孕育了恐怖主義，而且也給歐洲帶來了迄今難以應對的難民危機。

最后，盡管市場經濟全球化獲得了成功，但卻造就了迅速崛起的中國，而美國則將崛起的中國視作自己“最嚴峻的競爭對手”。畢竟，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是兩股相對而行的力量。其一，資本的全球化。這導致資本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并因此造就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其二，產品和服務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始終堅定不移堅持改革開放的中國，成為這兩股力量的交匯點，從而順應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成為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和推動者。

毫無疑問，美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國近四十年來對自身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毫無改善，使得美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分配極端不平衡，導致美國社會中三大矛盾且愈演愈烈。

其一，貧富差距日益拉大。長期以來，資本主義立國的美國的分配結構是有利于資本的。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使得資本進一步壟斷了利益分配，導致這個結構急劇失衡。目前，美國1%的富人掌握了近30%的社會財富，首次超過了中產階級擁有財富的總和；與之相對應，中等收入家庭在美國家庭中的比例從1970年代初的60%減少到目前的26%，貧困率則飆升到了史無前例的11.7%。

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結果，是中產階級大幅萎縮，造成美國社會結構從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蛻變為中間小、貧富兩頭大的“啞鈴型”。研究表明，“橄欖型”社會穩定的基礎，是中產階級普遍的理性及其堅決但具有妥協性的政治訴求；而“啞鈴型”社會必然是分裂和動蕩的，這不僅因為“啞鈴”兩頭之間利益訴求的巨大沖突，更因為這樣的社會必然導致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泛濫。

其二，政治制度的質量和效率明顯下跌。美式民主政治的特性，表面看來是各權力層級周期性的選舉，實質上是資本按照自己的利益訴求而操控的定期“換馬”運做。然而，經濟全球化給美國參加選舉的政客們制造了難以解脫的兩難困境。一方面，所有參加各層級競選的政客們都必須依賴資本的“贊助”，否則選戰就變成無源之水而難以運作。但為經濟全球化的推手，資本已經高度全球化。

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得產業向發展中國家遷徙，導致美國產業空心化，工業崗位銳減。美國選民們長期賴以生存的高工資崗位和高福利難以為繼，因而反全球化民意日益高漲。參加競選的美國政客們既離不開高度全球化的資本，更不敢得罪反對全球化的選民，這導致美國政治中“制度性的撒謊”愈演愈烈。政客們在選戰中競相作出不負責任的許諾，把自己裝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一旦上臺，卻不得不迎合贊助其競選的大資本的利益訴求。如此一來，“制度性撒謊”成為美國選舉政治中的普遍現象，其典型代表就是2016年當選總統的特朗普。擊敗特朗普的拜登總統也誓言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為此，他上臺時許諾要“治愈”美國三大“癥狀”——疫情肆虐、經濟低迷、社會分裂。但時至今日，這三大“癥狀”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這樣的局面導致美國政治斗爭急劇內卷。一方面，民主黨堅持政治正確和全球主義；另一方面，共和黨高舉美國優先和反全球化大旗。兩派勢同水火的惡斗，使得美國政治運轉日益呆滯，政策制定低效甚至癱瘓。過去幾年來，我們看到美國國會各類提案大幅增加，且這些提案動輒篇幅巨大、內容繁雜。然而，法案越多、內容越龐大，越說明兩黨相互卡脖子、互不相讓的現實。拜登政府上臺一年來，幾乎沒有出臺任何一項能夠真正落地實行的具體政策舉措，就是這一現象的最佳寫照。

第三，美國國家認同嚴重撕裂。在任何國家，國民對國家的認同都是穩定的基石。國家認同由兩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其一是文化、文明認同，其二是公民認同，即政治認同。兩個要素結合得越緊，國家認同就越穩固，國家就越穩定。由于美國是移民國家，多元文化背景導致美國國家認同中的主導要素是政治認同。然而，全球化不僅撕裂了美國政治和經濟社會，也導致了美國人在國家認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和對立。一方面，從小布什時期開始，右翼的“新保守主義”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特權，積極動員基督教福音派選民加入美國政治，使得在宗教、種族、墮胎、性取向、擁槍、社會福利和移民等關鍵議題上，右翼保守理念成為美國政治和選舉中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左派自由主義強調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文化多元、宗教包容等價值觀，形成了與右翼保守相抗衡的“政治正確”力量。兩種力量對撞的結果從根本上轉變了美國政治選舉的性質，在各層級競選中，選民投票標準已經不再是競選者的政策取向，而是其價值觀念。如果說，按政策取向競選為關鍵因素所表現的是利益沖突，即“我們要什么”（what we want），那么在同一游戲規則下，妥協是可能也是必須的，其結果往往是倡導較溫和中間道路的政客贏得競選。但如果決定競選的要素是在宗教、種族、墮胎、性取向、擁槍、福利和移民等議題上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則很難達成妥協，只能導致勢不兩立的分裂和對抗。這就是福山所說的“認同政治”，其結果是美國政治中日益嚴重的兩極化，導致激進的政客更有可能贏得競選。

從根本上說，今天的美國選民中已經形成兩種完全對立國家認同。右翼保守勢力——大都是特朗普和共和黨支持者——堅持美國是由“五月花號”所代表的歐洲移民建立的，其立國之本是清教徒奉行的價值觀，來自歐洲的白人是美國的主宰者。他們認為，公權力必須加以限制以確保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受侵犯。由于文化背景多樣化，他們堅持其宗教信仰和“法治”是美國存在的保障。“我們信任上帝和民主”（In God and Democracy we trust）是他們的政治座右銘，總統手撫圣經宣誓就職，是他們政治授權的最高儀式。

而代表左翼自由派的“政治正確”勢力——大多是拜登和民主黨支持者——堅持美國的塑造者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價值觀基礎是多元文化的包容和融合，主宰美國的是各個族群的精英階層。他們認為公權力是必要的，因為它確保不同種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族群的平等和平權能夠獲得制度化的保障。他們的政治座右銘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美國總統就職時宣誓效忠憲法，是他們政治授權的最高儀式。兩種對立的國家認同，都堅持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一方，認為對方的所作所為打翻了美國大熔爐，將美國引向災難。

兩種對立的國家認同，是美國當今民主制度失效、社會分裂、政治兩極化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這一個難以彌合的分裂，導致自特朗普以來，美國政治的動蕩和不確定性將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成為常態。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如果拜登不能率領民主黨拿下2022年國會中期選舉，他也必將如特朗普那般一任而終。就目前局勢來看，民主黨在國會中期選舉中潰敗難以避免。

二、美國政治不確定性是中美關系持續緊張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美國國內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得中美關系在短期內恐怕難有根本轉變。

首先，美國挑起中美“競爭”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將自己戰略失誤導致的相對衰落歸罪于中國國力的快速增長，形成了所謂“中國的快速崛起從根本上威脅了美國國家安全”——其實是美國的霸權——的政治主流意識。更具根本意義的是，中國的成功表明除了“華盛頓共識”以外，“北京共識”——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體制——也是一條人類社會走向繁榮昌盛的成功道路，這就從根本上撼動了美國唯我獨尊的霸權基礎。

因此，美國對立兩派力量都要封殺“中國道路”，不僅僅是為了維護美國霸權，更是為了證明自己才是美國“正確方向”的真正代表，進而整合內部難以愈合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對立。然而，中國的發展不可阻擋，而且中國也不會改變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

其次，正因為美國對華中包含著強烈的“內病外治”因素，美國挑起的中美“競爭”以及為此推出的對華政策具有強烈的情緒化因素。由于內外戰略和政策失誤，美國從1990年代初的巔峰狀態向下滑落是不爭之事實。而中國的快速發展，更加凸顯了美國下滑的突如其來。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使得美國朝野失去了反省和檢討的意愿和能力，而是將所有沮喪、憤怒，以至恐懼一股腦地怪罪在始終堅持和平發展戰略的中國頭上。

其結果，一方面對中國進行毫無底線、不顧實際的妖魔化；另一方面，高舉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大旗，認定除了“美國道路”之外的其他道路都是錯誤甚至是邪惡的，由此形成了一股“敵視中國”的氛圍。凡是對中國、中美關系任何實事求是的理性思維和話語都遭到了狂熱的攻擊和封殺，而妖魔化中國的鼓噪卻大行其事。這種幾近瘋狂的情緒，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不顧一切地想要壓制中國的發展。拜登政府認識到特朗普“亂打王八拳”對美國自身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因此推出看似理性的“競贏”(outcompete) 中國的戰略。其中，以“共同價值”為標桿的“重振聯盟”是這個戰略的首綱。但一年多來，拜登政府除了爭取到其盟友在人權等問題上的立場一致性之外，并未取得任何有實操性的協議或政策。其大力推動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QUAD）也是雷聲大雨點小，QUAD甚至在“印太”定義上都難以達到一致。

最為危險的是，美國一方面渲染“中國威脅”，妄圖拉高與中國對抗的強度，以此凸顯“安全利益”，克服美國及其盟友在與中國博弈中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之間巨大錯位和矛盾。另一方面，以臺海、南海為抓手對中國施壓，最大限度地榨取這兩個抓手的戰略價值。然而，中國捍衛自身核心利益的立場和能力使得美國難以得逞，反而加大了爆發沖突的可能性，而這又是當今美國建制派想要極力避免的。畢竟，在中國家門口沖突，美國沒有勝算把握。

這一系列為“競贏”中國的操作，非但沒有取得壓制中國的戰略目的，反而進一步拉伸了美國已經十分脆弱的戰線，加重了戰略負擔，使得美國在對華政策上進入了一個“欲速則不達”的惡性循環。

第三，就目前而言，管控中美關系的最大障礙恰恰來自拜登政府在國內政治中的弱勢地位。一方面，面臨強大的反對力量，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如履薄冰，動輒得咎。為了緩解內斗，保障政治制度最基本的運轉，拜登政府不得不高調保持強硬姿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對華政策上用強硬姿態來掩護政策妥協已經成為拜登政府的“習慣”。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弱勢導致其對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團的操控和協調能力低下，甚至不能有效管控自己的團隊，其高級官員在不同場合口無遮攔地攻擊中國，以討好國內反對力量的例子層出不窮。如此兒戲，說明拜登團隊連最起碼的紀律都難以維持。拜登團隊力不從心、說到做不到的現實將給管控中美關系帶來實質性障礙。

三、結語

目前輿論普遍預測拜登領導的民主黨將在明年國會中期大選中失勢。果如此，則拜登政府不僅會提前跛腳，而且也意味著其連任希望衰減。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政治的不確定性將延續相當一段時間。美國輿論和學術界常常渲染周期性“民主選舉”為美國政治中“有效糾偏機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是，在社會分裂、政治極化、民粹泛濫的情況下，周期性選舉結果只能是激進和非理性的遞加，從特朗普“亂打王八拳”到拜登政府“明知不可為、不能為而為之”的對華強硬政策，就是這種“激進和非理性疊加”的表現。

美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普特南在其經典的雙層博弈理論中證明，一個面臨國內政局混亂的政府在對外政策中難有作為，因為在美國政治體制下，制定任何對外政策的基礎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妥協與平衡。矛盾而分裂的國內政治使得這樣的妥協與平衡難以成為現實。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關系面臨的困境，其根源就是美國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

因此，今后幾年中如何有效管控中美“競爭”是防止大規模沖突產生的關鍵所在。為此，做到以下幾點十分重要：

首先，兩國最高元首必須盡最大努力明確做出爭取合作、管控“競爭”、避免兩國關系滑入對抗深淵的承諾，并且通過不斷交流和會晤強化這個承諾，使之成為堅定共識。其次，中美兩國必須建立定期交流溝通機制，如果說在目前形勢下這樣的機制難以取得突破性成果，通過不斷交流與溝通，雙方至少能夠準確了解對方意圖和“難點“，進而盡量避免局勢惡化，預防和管控或將出現的危機，阻止沖突發生。第三，雙方應該共同努力，列出一個盡量具體化的“不可做”（not-to-do）清單，據此劃出“競爭”紅線，使美方反復強調的“護欄”(guardrail)有實際意義和內容。

盡管短期內中美關系難以有根本好轉，但“形勢比人強”。隨著中國進一步發展與進步，通過“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同時奉行多邊主義，積極推動和參與多邊機制之上的全球治理，美方挑起并執意打壓中國的中美“競爭”對包括中美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的破壞性必然越來越凸顯出來，因而也不會給雙方和整個世界帶來任何切實利益。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美國或將逐漸克服在對華政策上的情緒沖動和激進，回歸理性。畢竟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世界符合中美兩個大國的根本利益。

而且，除了在氣候、核擴散、公共衛生等領域外，中美兩國在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太空發展、網絡安全以至數據管理等方面通過合作帶來的收益遠遠大于沖突帶來的損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堅持將中美關系維護在一個至少可以管控的局面中，畢竟一旦滑向對抗和沖突，對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整個世界都是災難性的。

（黃靖，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兼職博導、北京語言大學學院教授暨國別和區域研究院學術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