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即將過去，世界依然在新冠疫情肆虐下艱難前行，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沖突、新老熱點問題錯雜交織。世界與中國如何從2021年走來，又如何向著2022年前行？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西索”）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與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合作，邀集各領域專家，呈上“西索世鑒”系列文章，盤點2021年世界大勢，展望2022年世相新局。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在中美戰略競爭之下，法國自總統馬克龍上臺以來，一直試圖帶領歐盟成為“第三極”。然而，在美國政權交替、德國新政府成立、以及斷斷續續不斷反復的新冠疫情卻使得法國在2021年顯得尤為掙扎。

新冠疫情依然是最大不確定因素

2021年以來，法國國內新冠疫情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疫情不斷反復帶來的不僅是法國經濟復蘇難以預計，也為馬克龍參加明年總統大選蒙上了陰影。包括世界銀行、經合組織等各類國際組織，對法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伴隨著疫情的不確定性也在不斷調整，雖然第三季度對于法國經濟在2021年的增長給出了6.8%的預期，但隨著新一波疫情到來，迅速向下調整，并對2022年法國能否如同此前預期增長4.2%也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雖然經濟增長具有不確定性，但法國很好地在名義上控制了就業問題，從法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來看，法國登記失業率在第三季度維持在8.1%，已接近疫情前水平，然而這也只是在馬克龍政府經濟復蘇計劃中增加了所謂部分失業的統計數據，其真實就業率依然維持在67.5%的較低水平。

此外，全球疫情帶來的供應鏈問題也對法國造成了極大沖擊，自2021年年中后，法國消費物價指數急劇攀升，通脹率已達2.8%，并且，伴隨著碳排放稅進一步實施以及冬季對于能源需求的急劇攀升，2021年末通脹率可能進一步提高。

疫情的不穩定也直接反映在了馬克龍的支持率上。距明年總統大選已不到半年時間，2021年馬克龍的支持率隨著疫情反復而不斷反復，相較前幾任總統而言，成功連任的希拉克和密特朗在同一時期信任度均高于30%，而薩科齊和奧朗德則均低于這一數值，信任度處于這一數值分水嶺的馬克龍，面對新一波奧密克戎變種帶來的疫情，以及法國首次出現單日確診超10萬病例的局面，其連任前景無疑蒙上了巨大的陰影。

更尷尬的是，馬克龍的防疫措施，尤其是“疫苗通行證”政策，在法國遭到了廣泛抵制，并且，反對者已同“黃背心”運動形成合力，再次造成了法國境內持續時間長、參與人數多、抗議所在城市分布廣泛的態勢，在其政策遭到抵制的同時，也加重了抗疫難度。

掙扎中尋求外交政策的變化

2021年法國外交也遭遇了一系列不順心的事——法美關系在美國總統拜登上臺后從低谷恢復但又因美英澳聯盟（AUKUS）再次遇冷、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離任后德法關系一個時代終結、馬克龍涉穆斯林一系列言論遭到阿拉伯世界抵制法國、在法非峰會上又遭到非洲國家抵制、力促伊核協議卻長時間無法達成等等。在法國的外部環境短時間無力改善的情況下，法國自身的對外政策也在不斷調整中，并顯現出幾個顯著特點。

首先是以“環境外交”代替過去的“人權外交”。“人權”問題一直是法國在外交政策中借以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重要話題，然而，在2021年法國外交政策中，環境保護話題成為了法國政府在推行其外交政策時提及最多的話題。從馬克龍的新年致辭到在“一個星球”峰會上的發言，從達沃斯論壇的主旨演講到在2021年同其他國家首腦的電話、視頻、面對面交流，包括其在G20, COP26等各種雙邊、多邊場合，環境問題成為法國在2021年外交場合提及最多的話題，同時也成為了法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

其次是加深了在“印太地區”的參與度。2019年，法國即公布了其所謂的“印太戰略”，而在2021年初疫情逐漸趨于緩和之后，法國一直試圖加深其在印太地區的存在和參與度：除了借助法國在印太兩洋海外領地的基礎上宣稱法國也是一個“印太地區國家”之外，在軍事上，自2020年9月起法國的海上任務包含“在印太地區巡弋”，旨在展示“法國一直以軍事形式在該區存在”，這也是外長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2017年身為國防部長時的承諾。在同印太沿岸國家，尤其是在同東盟國家的外事活動中，法國在雙邊聯合聲明中強調共建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而在AUKUS成立之后，法國將2018年提出的“法-印-澳軸心”建議改為了加強法-印之間的同盟關系，并不斷推進對印軍售。

在歐盟內部，法國尋求歐洲“戰略自主”的意愿表述越來越強烈。除“環境外交”外，歐洲戰略自主是法國在2021年各類雙邊、多邊外交場合強調最多的話題之一，尤其是在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并從阿富汗撤軍后，馬克龍稱“后阿富汗時代，將加速歐洲的戰略自主議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帶來的一切”。而在AUKUS之后，法國更是利用歐盟基于同盟立場對法國的支持，進一步闡述歐洲需要真正的戰略自主。并且，馬克龍2021年11月底訪問意大利時，雙方就“建立真正的歐洲共同防御”達成一致，進一步推動了法國在接下來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繼續尋求歐洲“戰略自主”的信心。

與此同時，歐洲內部出現了“德法軸心”向“法德軸心”的轉變。在默克爾退出政壇，德國新政府呈現“交通燈”組合（即社民黨、綠黨、自民黨聯合執政）的情況下，盡管德國現任總理朔爾茨當選后第一時間訪問法國，但從其公開表述來看，法德之間基于地緣政治利益及能源政策的差異依然存在。朔爾茨雖然在其表述中有向法國妥協的姿態，但鑒于其內部聯合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并不一致，并且已出現了朔爾茨同外交部長貝爾博克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的傳言，德國是否能在歐盟層面同法國繼續保持默克爾時期的“默契”關系面臨挑戰。而法國也并未對此坐視不理，馬克龍訪問意大利后，法意合作也引發了德國政壇和輿論的“酸葡萄”心理，對日后法德關系埋下了隱患。

基于實力的“無力”和法國的“大國夢”

法國在2021年繼續了近年來通過國際和多邊組織，闡述自己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并尋求各方支持的做法。究其原因，在于法國自身實力不斷下降，國內治理水平未見改善，但其國際影響力下降并未妨礙法國追逐“大國夢”。在馬克龍的自傳《變革：為法國而戰》中，闡述了法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外交原則：在英國脫歐后，法國成為唯一代表歐洲的常任理事國，意味著法國有能力扮演世界大國角色，也要求法國承擔更大責任。

在馬克龍執政之后，在外交層面法國“四面出擊”：試圖以環保問題，將自身的價值觀融入其中，通過《巴黎協定》，在《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內引領全球發展；通過創新和數字化轉型，試圖扭轉在工業革命2.0和3.0中因政策導致的劣勢，通過數字轉型帶動就業，并引領歐洲數字轉型發展；通過深入參與被法國政府及智庫定義為“21世紀全球地緣政治核心地帶”的“印太地區”，進一步深化其基于地中海并向外擴張的海洋戰略；憑借其歐盟唯一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主導歐洲戰略自主，以構建能夠同中、美、俄抗衡的軍事力量。

然而，法國的“大國夢”卻在2021年遭到了嚴重阻礙：在歐盟內部，雖然近期獲得了意大利的支持，但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更傾向于依靠美國和北約的保護，對于馬克龍所提出的“戰略自主”，并沒有做好更進一步的準備。

而對于深度參與“印太地區”事務，歐洲多家智庫和多名學者認為，當前歐盟和德國所制定的“印太戰略”，是因為法國在印太地區“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投資”后，迫于法國帶來的壓力而制定的，并且，法國國內對于法國是一個“印太地區國家”的定位也存在分歧，包括梅朗雄、勒龐在內的多名法國政客認為法國距離“印太地區”太遠，“不應該陪美國在印太地區繼續‘危險的游戲’”，而AUKUS的成立，更是為法美在通過多邊組織協調“印太地區”策略上構建了障礙。

在數字轉型發展領域，雖然2020年末在法國推動下歐洲出臺了帶有明顯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但最終也只是淪為同美國在貿易領域討價還價的工具。此外，在環保問題上，盡管法國不遺余力推進包括碳排放稅和碳邊際稅，并試圖借此進一步推動歐元在國際結算中的比重，但其“過于用力”的推進加重了歐洲通貨膨脹速度，加上因北約同俄羅斯交惡，從而影響了“北溪-2”天然氣管道的投入使用，致使歐洲能源問題更為突出。

更為重要的是，在法國經濟長期不景氣之后，法國已經無力為其“大國夢”繼續買單，根據法國經濟部2021年12月初公布的數據，其公共債務已達28343億歐元，占GPD的116.3%，而馬克龍公布的“法國2030”規劃中，將繼續投入300億歐元，“以便法國和歐洲能夠重新掌控自己的命運”，但該筆經費從何而來，又將為法國帶來多少收益，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法國將加深對多邊組織的依賴，對華態度或將延續

2022年，法國將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而德國也將成為G7的輪值主席國，在當前歐盟由“德法軸心”向“法德軸心”轉變的過程中，法國或將進一步努力協調歐盟同G7、北約等多邊組織的態度。雖然在利益訴求上有所差異，但在合力推進歐洲一體化，應對外部壓力上，法德之間依然存在著共同價值，而這也將給予馬克龍進一步加深對各類多邊組織依賴的可能性：法國或將繼續以歐盟為基礎，以歐洲的“價值觀”、“規則”等為“原則”，參與全球治理事務。

而在對華政策上，法國或將延續一直以來在國家層面同中國積極開展合作，并尋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對其支持，但在多邊組織中繼續同中國在意識形態、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競爭態勢。

（薛晟，上海外國語大學法語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