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至，城市里不同階層的新移民帶著鄉愁或鄉怨，離開了都市，回到家鄉。繼2015年的春節，王光磊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春節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掀起了無數反思與討論。與此同時，每年春節必然出現的類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團《春節自救指南》的爆款話題則暴露出了另一種精神結構：以“七大姑八大姨”作為能指，所抒發的城市中產階層（或預備中產）對家鄉的鄙棄。然而，我們如何不駐足于悲情與怨恨，讓“鄉愁”和“鄉怨”成為一種能動的力量？2017年春節期間，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將陸續推出由知識分子、新工人、學生、鄉建者等不同主體所構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暫居者）的返鄉筆記，以期從不同視角激發新的思考，并試圖呈現一條從鄉怨、鄉愁到鄉建的艱難道路。

澎湃新聞春節期間誠邀鄉建實踐者，書寫他們的“離鄉”與“歸鄉”之路，他們所歸的并非自己的故鄉，而是一條這個時代的“歸鄉之路”。本文的作者潘家恩為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1980年代出生，生長于南方小鎮。自2001年參與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實踐至今，2003年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后放棄留京，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工作生活三年十個月，參與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創建。隨后到香港讀書，現居重慶北碚，教學之余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重慶區域統籌，繼續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與研究。

十八載歸途

寫下這個題目，忽然意識到時光的飛逝，更體會到歲月的力量，它既讓堅硬變的可疑，也讓模糊變的清晰。

小時候，城市對我來說，是漫長夜路前方迎面撲來的璀璨燈光與車水馬龍，雖然嘈雜，但對日復一日的數星少年來說還是別具魅力，星空雖美，可畢竟太遠且過于冰冷。陌生而熱鬧的都市，給我一個美麗的夢，指向著更為多彩的世界和更有意義的生活。

帶著這個美夢，18年前的我向著遠方背起行囊；也沖著這個夢，鐵下心來在家人和師長的不解中將絕大多數高考志愿填成農業大學。彈指一揮間，十八載時光像雙向延伸的意義圈，既是地理意義上的出走與離鄉，卻也是文化意義上的認同與回歸。

也就是這18年，鄉村的狀況如過山車般，既有新世紀前后令民間揪心高層震動的“三農”問題，也有稅賦減免投入加大后舊矛盾緩解但新矛盾蘊藏的淡出與轉化……當然，鄉村并不會真正消失，近年來各種“鄉愁熱”不正讓鄉村以另一種形象再度進入公眾視野，雖然有些是例行公事的官樣文章，有些是資本吸金的噱頭掩護，有些是都市中產一廂情愿的浪漫想象與趣味投射。但不管怎樣，再次熱起來的“鄉村”畢竟充滿著新的可能，就看我們怎么想和怎么做了。

恰如家鄉的小鎮，在外18年似乎很少與人提及，因為那不過是一個與旁人沒有關系的地名而已。雖然也模糊地知道千年古鎮的悠遠與價值，可在童年記憶里，門前布滿青苔與歲月印記的石板路或許別有韻味，卻不利于大人們的糧食運輸，也不方便小伙伴們躍躍欲試的自行車通行，所以當年進行水泥硬化時，包括我們這些小孩在內都一致歡呼。今天看來，那似乎是對千年古鎮不可逆的景觀破壞，但以當年眼光看，卻是一種很難否定且實實在在的生產生活需要。可就在一周前，我的家鄉竟然登上CCTV-4的《記住鄉愁》，雖也知道節目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但當得知這個消息，仍然會十分欣喜且不遺余力地在微信朋友圈呼朋引伴，似乎那是18年來首次為故鄉而自豪。短短30分鐘的節目激活了關于家鄉的各種記憶，卻也讓自己覺察到，原來十多年來看似歸鄉的目光仍然向外，最熟悉的，卻常也最陌生。

作為“80后”，我和大家一樣，也感受著這個時代的劇烈變化，糾結著這個時代特有的糾結，在青春與暮氣混合的奇特氛圍中，擁有著自嘲互黑背后的辛酸與無奈；作為小鎮青年，我也曾有過對大都市的無盡向往，但卻迅速在所謂“小時代”和“小目標”的碾壓下覺知“都市夢/逆襲夢”之虛妄；作為鄉村建設的實踐者和研究者，我目睹且親歷著鄉土的凋零，同時也感受著土地上的掙扎、不甘與堅韌。

又是一年春節到，再次攀高的城市房價和更為聳人的連城“霾”伏繼續制造著鄉愁土壤，世界范圍內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與城鄉變形如魔方般重構著我們的時空圖景，穿越城鄉且意義獨特的假期給了你我一個抒發積悶的難得機會。

前年的“博士返鄉筆記”和去年的“農村兒媳鄉村圖景”將當下正在發生的鄉村百態呈現出來，并借助文學所特有的溫度與力度讓新形勢下的鄉村困境進入公眾視野，這無疑十分重要且可貴。然而，似乎“假期返鄉者”和各色“見聞”才是這場“返鄉大戲”的主角，更多的“在鄉者”與“返鄉實踐者”卻不無遺憾的再次沉默，拒絕刻板和偏見的多元化思考反顯得不合時宜。

身處這個因長期“都市中心主義”而“目中無鄉”的時代，與其在焦慮中糾結滑動于那無處安放的鄉愁，不如認真從容的反思“愁從何來，通往何處”？需要再思考的不僅包括鄉村怎么了？還應是城市怎么了？時代怎么了？我們怎么了？

春節綜合征

我這里說的，不是節日中常見的暴飲暴食與黑白顛倒，而是經常發生在鄉村建設實踐者群體中因春節返鄉而導致的情緒波動。據我粗線地觀察，不少身邊同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節后情緒低落、狀態不佳甚至自我懷疑的狀況。因為春節回家除親人團聚朋友重逢，更是不同價值的交匯與碰撞，以及現實財富與生存狀況或明或暗的比較，許多壓力變得無法回避：收入、地位、穩定、體面、尊嚴……這些本來就是一線實踐者的心酸處，自然會讓大家沮喪。

開始我還以為只是個別情況，或僅與家庭條件、婚姻狀況、工作年限、地域文化等個人層面相關，后來發現其實際具有一定普遍性并蘊含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地方。

對于大部分鄉村建設實踐團體來說，你說志同道合也好，抱團取暖也罷，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經常在一起，并多在內部共建起彼此認同的基本價值。春節返鄉不僅讓行為環境和社會關系發生了劇烈變化，主流社會的強大力量開始顯現，進而凸顯出原來還可能將就的各種落差。舉個例子，鄉建實踐者的衣著常是樸素的，如果哪天在鄉建場合看見他們西裝革履一定會覺得奇怪，這不僅因為在田間勞作或與老鄉交往方便，還因為周圍大家都這么穿所形成的習慣與特定環境。而那些所謂“好看”的衣服其實是穿給周圍人看，我們的感受本來就常由外部眼光所決定，既然周圍的環境是以簡樸為美，過于講究反顯得格格不入。

當實踐者們春節返鄉，雖然一般的鄉村困境也會讓我們揪心，但事實上大家本來就在鄉村工作，類似狀況并不陌生，只不過他鄉和故鄉的疊加讓問題更顯真切，更大張力其實來自“個體返鄉”與“社會去鄉”間的沖突與拉扯。

“春節綜合征”所折射出的與其說是鄉村建設實踐者個體意義上的糾結與無奈，不如說是當前日益加大的城鄉沖突與階層差距在他（她）們身上的具體體現。只不過春節作為一個特定的時空條件，讓返鄉實踐者逆流而上的點滴努力集中遭遇到整體性的鄉村破壞。

實踐者的尷尬也提醒著我們：鄉村建設或廣義返鄉從來都不可能是在一張白紙上作最新最美的圖畫，“建”的艱辛常常面對著“毀”的劇烈與“棄”的輕易，真正的建設事業自然會更加艱難，但難能才可貴。也因如此，鄉村建設所需要建設的不僅是鄉村，還包括新的價值、評價坐標和實踐者的主體性。亦即，建設性實踐和批判性思考都是返鄉的題中之義。

實際上，個體困惑背后的社會困境同樣存在于近年的“返鄉書寫”中，短暫鄉愁一直就勾連著更大脈絡：王磊光博士的尷尬與無力，難道不正內在于“中產蟻族化”的社會事實及知識遠離甚至矮化工農的文化事實？黃燈四姐夫從體面的包工頭墮為灰頭土臉的城中村躲債者，難道能離開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全球轉嫁的宏觀背景？個人眼中的鄉村圖景，其實從來也都是城鄉關系和政治經濟現實的縮微與鏡像。不能就事論事地把鄉村問題僅當作鄉村本身的問題，它既可能是城市的問題，全球的問題，也可能是包括你我在內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問題。

從他鄉到故鄉

迎接返鄉實踐的很少會是鮮花和掌聲，更多是難以為人道的壓力、無奈與尷尬。在鄉村建設實踐中，我們常靠“鄉建式謊言”以“曲線返鄉”，比如在地點選擇上，先找個父母和同學看不見的地方，畢竟遠距離溝通尚有搪塞與轉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才會有“春節綜合征”的累積爆發。

當然，也有直接返鄉的同仁，那無疑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毅力。同為“80后”的慧峰來自江西宜豐，大學畢業后在城市工作了五年，當他決定返鄉種植生態水稻后，受到親戚朋友和家人強烈地反對。剛開始時幾乎天天在責難聲中度過，父親氣得不跟他說話，直接當他不存在，母親則天天哭泣。更難的是，大學生回鄉務農作為村莊輿論的新焦點，受到全村老少的熱烈關注與議論，大家都把他當作“反面教材”，每過村頭的時候他就害怕，感覺他們的眼睛都在盯著自己。但大概經過三四個月的扎根與煎熬，這位實踐者的默默承受與埋頭苦干終于獲得大家的接納，而這位返鄉者也在此過程中形成更加平和積極的心態，并學習到在鄉土社會與逆境中生存做事的方法，其所種植的生態水稻也借助新媒體和城鄉互助渠道而獲得不錯的收入，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村民加入他的生態農業實踐。

返鄉艱辛的例子其實很多，甚至有新聞報道河北老父因兒子碩士畢業后返鄉種地而喝農藥自殺的悲劇。歸鄉途中那無形卻讓人懼怕的高門檻，將無數“農N代”堵在“蟻族”圍城之中，上學和進城本應給我們更多的選擇，可為何卻讓我們的道路越來越窄？與其說那是來自家庭和村莊的不理解不寬容，不如說也是當前社會諸多不合理關系的集中體現。“農二代”父母們之所以如此決絕不近人情，與其說是他們對鄉村與土地的認同不再，不如說恰是承載著太多城鄉分割之苦的一代人用如此形而下的方式對家人的保護與救贖。一般看來，不合時宜的離城返鄉與體力勞作難道不等同于競爭失敗與不思進取？對于身處主流價值體系最基座，并在“你撤退、我掩護”中付出巨大代價的“農二代”家長來說，“跳出農門、不要回來、進城改變命運”難道不是一個完全能夠被理解卻讓人心酸的合理期待？

也因此，我們的返鄉實踐多有從“離鄉”到“歸鄉”，從“走近”到“走進”這兩個層面。既可以像慧峰一樣一步到位，也可能分步走，先在異地和他鄉做出探索，積累經驗與資源后再回到自己的故鄉。且看當代鄉村建設最早的一批實踐者，很多人都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建生在近二十年的他鄉實踐后終于將鄉村建設引回福建上杭老家，何慧麗老師也已從豫東的蘭考試驗擴展到豫西的家鄉靈寶。他（她）們的實踐雖然曲折卻也讓人欽佩羨慕,借用一位返鄉實踐者的話“不要等到葉落了才歸根”，有鄉可返其實是一種幸福。

從2012年推動“愛故鄉公益實踐”以來的五年間，常有朋友問我們，自己就出生在城市，不是“農二代”（雖然對很多人來說，再往前推幾代，似乎都要露出鄉土胎記），是否也需要愛故鄉？這讓我想起民國和當代鄉村建設實踐的重要推動者梁漱溟先生和溫鐵軍老師，他們都是生長于京城的“城二代”，鄉村并沒有他們的親人和記憶，為何他們會去推動鄉村建設？因為鄉村是中國的根，是理解過去中國并思考未來中國所無法繞開的底色與載體。況且，我們所說的是廣義的“故鄉”，君不見城市自身也正在大規模改造升級中面目全非，無論我們來自哪里，其實很難對這種身處其中的巨大變化無動于衷，對故鄉的重新發現與思考，可以理解為每個現代人在新危機與困境下的應有自覺。

故鄉就是腳下的一席熱土，無關地面材質。

我們的“田園夢”

認識志友的人都知道，他對土地充滿深情。13年前作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正式錄用的第一個大學生，他的求職要求很簡單，只是希望可以來學院種地，真正的腳踩泥巴、雙手勞動。比起種地、養驢、蓋生態廁所、做垃圾分類這些他鐘愛的工作，原來的志友對現代科技有著某種近乎天真的拒絕，他幾乎不用手機，電腦也因“廢棄”太久竟然開機冒煙……正是這樣一位志友，13年來一直堅守鄉村建設第一線，并百折不撓的開拓新領域。2007年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中止后，他和學院同仁們一起在北京西郊的鳳凰嶺山下創辦了小毛驢市民農園。本以為可以重新回到土地上，可繁重的農場管理，絡繹不絕的日常接待和各種資料的編輯傳播，讓農業勞動反成為一種奢侈，手機和鍵盤取代了鐵鍬，成為他最主要的勞動工具。從2012年開始，除繼續農場管理外，志友又承擔了愛故鄉公益實踐的創立與推動工作，生性靦腆的他最日常的工作卻是要不厭其煩與各方面溝通聯絡，哪有時間種地……有天志友忽然說：我終于想明白了，原來我們的“田園夢”就是幫更多人實現“田園夢”！

志友的悖論告訴我們，回歸不等于逃避或者撤退，更非自娛自樂與孤芳自賞。真正有力的田園夢是清醒的、也是務實的。十多年前，當大家以城市為唯一歸宿、以石油農業為不二法門時，我們的田園夢是讓大家意識到城市夢的可疑與裂隙；十多年后，當“田園”成為另一種眾聲喧嘩的流行時尚與各種利益的文化包裝時，我們的田園夢是警醒大家不忘初心，并借力打力地促使長期外流“三要素”（資金、人才、土地）順勢回流。

真正有根的田園夢是批判的，也是包容的。它不應是有錢有閑者的專屬與新的區隔來源，也不是葉公好龍式的想象性擁抱或對都市舊夢的簡單替換，更不是繼續不堪生活的點綴與理由。霧霾天里的田園夢當然應有著更多的反思與反抗，并為重新思考城與鄉、人與自然、知識分子與工農諸關系提供新的契機與可能。

志友的故事也提醒我們，返鄉不意味著與城市做簡單了斷，也不是將城市本質化，以“浪漫化鄉村”的辦法去解決“浪漫化都市”的惡果，去尋找其實并不存在的所謂“凈土”。與其被動地“城鄉互損”或“城鄉脫鉤”（兩者看似不同，卻都不同形式地體現著排斥性），不如以“危”為“機”，在城鄉良性互動中重新想象并創造出真正包容永續的新城市與新生活。

印第安人的雨

電影《驢的水》海報說“講個笑話，你可別哭”。這里我也要講個故事，你可別笑。

六年前，我們邀請當時已近80高齡的韓國自然農業創始人趙漢珪先生給第一期全國自然農業培訓班授課，老先生一開始給大家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分別來自美國的白人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求雨，結果白人沒有求到但印第安人求到了，他問我們為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出了各種可能性，有人說印度安人會法術，有人說美國人得罪了天神……最后老先生說，其實很簡單，因為印第安人一直求到雨來為止。大家哄堂大笑，可就在此時，我看到這位一輩子歷經坎坷進行自然農業探索的長者眼里閃著淚花，我也進一步理解他講課中所談到的何謂“農者之心”。

我常在各種場合講這個故事，或許有人會認為那只是時下并不少見的另一碗勵志雞湯。然而，十多年來，我和許多返鄉同仁們卻實實在在地經歷著這一笑中帶淚的“簡單道理”，就在老先生講這個故事的小毛驢市民農園，那頭“形象代言驢”幾年前還作為遭到無數人嘲笑和挖苦的象征，生態農業也常被當作“不合國情”而輕易打發，青年返鄉當年更被譏為“秀才下鄉”。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如果沒有咬緊牙關地堅持，怎么會有后來“小毛驢市民農園”的橫空出世？或者說，誰能預測到2008年會有給舉國上下帶來震動的“三聚氰胺”事件，誰能想像“十面霾伏”已經在悄然改變我們對城市的想象與實際的生活態度……

既然這個世界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那就既不要盲目樂觀，也不要過于悲觀，同時警醒于悲情與自戀，用真正的平常心做好我們該做的平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