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至，城市里不同階層的新移民帶著鄉愁或鄉怨，離開都市，回到了家鄉。繼2015年的春節，王光磊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春節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掀起了無數反思與討論。與此同時，每年春節必然出現的類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團《春節自救指南》的爆款話題則暴露出了另一種精神結構：以“七大姑八大姨”作為能指，所抒發的城市中產階層（或預備中產）對家鄉的鄙棄。然而，我們如何不駐足于悲情與怨恨，讓“鄉愁”和“鄉怨”成為一種能動的力量？2017年春節期間，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將陸續推出由知識分子、新工人、學生、鄉建者等不同主體所構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暫居者）的返鄉筆記，以期從不同視角激發新的思考，并試圖呈現一條從鄉怨、鄉愁到鄉建的艱難道路。

澎湃新聞春節期間誠邀鄉建實踐者，書寫他們的“離鄉”與“歸鄉”之路，他們所歸的并非自己的故鄉，而是一條這個時代的“歸鄉之路”。本文的作者北漁在1980年代出生于湖北襄陽。2011年大學畢業后，南去廈門市工作一年，后北上在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工作三年，現為天津師范大學研究生，同時兼職于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

我曾在日記里寫到：“如果一個人長到二十多歲還待在村莊，那他這一輩子就不會離開了”。事實上，我還是走了。

到城市去

過完年的正月十二號，妹妹結婚。兩天后，門前的花炮碎屑還顯示著喜慶未褪時，我已經懷揣著一張車票離開了。對于一個已經畢業的人來說，長久待在村子里會遭到鄉鄰異樣的眼光，背后小聲議論，這娃兒肯定是有毛病吧，沒毛病待在家里做啥。確實，地不會種，農村里又沒有其他你能干的，難道天天吃白飯？

我去了廈門，一是舅舅家在那兒打工，剛去好歹有個落腳的地方，二是大學寒假來過這里，覺得環境很好。坐20多個小時的硬座，到了廈門已經是轉天凌晨。在車站挨到天亮，又按表弟的吩咐，到了海滄區的一個城中村。他剛下夜班，把我帶到出租屋里。

初來乍到，每天吃飯和外出交通都是一筆不小的花銷，兜里本來就不多的錢越來越少。于是，干脆和表弟擠在一塊兒。這個屋子不過十多平米，是表弟和他的一個親戚合租的，除了床鋪，墻邊放點行李雜物就堆滿了。我說等找到工作了就搬出去，結果厚著臉皮挨過一天又一天。床本來就不大，三個人睡連翻身都困難，我每天晚上躺在那兒用衣服枕著頭，腦子里除了疲憊，還會閃現對這個城市的一點新鮮印象。后來想想，賴著不走，其實更多的是想在陌生的城市里尋到一點親情和安全感。好在，他們也沒說什么。

我每天所做的就是去市里跑招聘市場，回來的早就在周邊轉轉。這里是典型的城中村，村子之所以發達起來，全靠公路對面的一大片工業區。龐大的工業區多規劃為方形，一個方形就是一家工廠，電子廠、輪胎廠、模具廠、輕工廠、家具廠、制藥廠，應有盡有。從外邊看，布置的干凈漂亮，寬闊的草坪，矗立的大石頭，有的還有健身器材。但里邊往往機器轟鳴，有的車間還沒靠近，就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追上來。

工業區容納很多外地人就業，這些人還要吃穿住用，怎么解決？馬路對面的村子就成了生活區。本來這個村子還是以紅磚古厝聞名的，這些老房子多為早年的歸國華僑所建，從單個的院落到整個村落布局，細微到墻面、房檐的雕飾，都是極具文化內涵的。但因為現實需求和利益驅動，如今拆的寥寥無幾，全部換成七八層高、每層有幾十個房間的現代公寓。并且要建筑面積最大化，整個村子布局變得雜亂無序，在路上走，突然感覺水滴砸在頭上，一抬頭，看到的或是新晾的衣服或是剛洗的拖把。村里的唯一一條主路變成了街道，連通生活區和工業區。街道兩邊擠著各種店面和小攤位，賣衣服的、電子產品的最多，還有游戲廳、小餐館、雜貨鋪等等，基本可以滿足外來務工人員所需。伴隨著震天響的音樂和店主沒睡醒的面孔，匆匆行走的年輕人穿著工服，有的沉悶地吸著煙往出租屋走去；有的拿著豆漿和餅子，三三兩兩穿過馬路，往工業區上班。

還有一個令人氣惱的問題，村里本來就巷子多，剛來的時候常常迷路，可就是在好多巷子里“長”滿了等生意做的女人。這大概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城市不愿意提及的地方。我起初帶著很深的厭惡和驚恐，可后來在我的住處周圍，仍然有很多。她們聚集在大榕樹下說笑，她們給家里人打電話，為了錢的事情大聲爭吵，村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放學回來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路過，完事后褲子還沒來得及提好的男人跟在女孩兒后邊去結賬... ...

慢慢地，我在這里看到了更多，身上葆有的從學生時代攜著的清高與無知，蛻變成了理解和同情。嫖客、妓女、賭徒、乞丐、劫匪、小商小販、拾垃圾的人，我一個窮學生，我們都是從鄉下移過來的小草，從一個底層到了另一個底層。底層是為了什么？第一為生存。

過了一周，我在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說是用新理念教初學兒童，但先要接受三個月的培訓，培訓期間不管食宿。當時的同事多為集美大學或者漳州師范的畢業生，單純，有熱情?？珊髞?，大家察覺希望不大，一個月后聚了次餐，就有人陸陸續續走了。我堅持了兩個月，直到公司遷往泉州。

第一份工作就這樣結束了。其他人多回鄉考教師編制，我也重新考慮自己的路。

他們都走出村莊了，混得好或不好都不愿再回來

五一假期前，我回到老家，前后待了一周多。這次回來，主要是揀點常用的書和衣服，再出去找個工作，或許就不常回來了。

這個季節雨多，雜草瘋長，擠得溝溝坎坎到處都是。楸樹開著紫花，很漂亮。房前屋后種的都是槐樹，枝頭掛滿白亮亮的槐花，香氣傳到很遠。如果有心欣賞風景，真的很不錯。就是農村太孤寂了，除了幾聲鳥叫和狗吠，幾乎聽不到人聲。孩子去學校念書，青壯年外出打工，只有腿腳不靈便的老人坐在自家門口。我看到滿瘋子在路上晃蕩，自言自語。他的老母親剛剛去世，之前給他買酒都會來我家兌點井水，使兒子喝的慢一點。

走之前的一天，我和父母去地里干活，看見河灘上有人在挖蘆葦根。我說不好吧，葦根是護坡的，防止水土流失。母親說，這兩年有人收葦根當藥材，很多人挖，你看大堤兩邊哪兒還見得到葦子，河坡里也快被挖光了。我很驚訝。走過去和那人搭話，他是鄰村的老人。我說，這蘆葦是護坡的呀。他木木然地回答，知道呀。我又問，他說賣給販子也才兩毛錢一斤，賺個油鹽錢。再說了，河里現在不也沒得啥水了嗎......

誰說不是呢。以前村外的這條河流很干凈，是我們童年的樂園。河岸是白細的沙灘，是大片的蘆葦蕩，每年春夏，大量的鳥兒在這里棲息。短短十幾年過去，河流變得干癟，沒有一點生機。隨著上游截流和各種調水工程，冬天河床基本干枯，連夏季雨水豐沛期也不過齊腰深。好幾個沙場建了起來，機器日夜轟鳴，重機械的履帶碾壓田地，穿過村莊。開發者在河岸建起了辦公用房，房屋外邊堆滿了慶功宴后丟下的一次性塑料薄膜，一次性餐具，花花綠綠的塑料袋，煙盒、紙殼、酒瓶子... ...

放眼望去，地里的莊稼基本就是麥子和油菜，秋季換種一茬玉米和花生。為了圖省事，好收割、好管理，以前會種上一點的豆類、紅薯、高粱、芝麻都不見了，大約它們是屬于那種老祖母似的慢騰騰的莊稼。有了農藥、化肥、除草劑、播種機、收割機等等，農民現在并不需要常常到地里干活；況且村里能干重活的農民也沒多少了。

全子是一個比我大三歲的男孩。他的父親因為家貧娶不起老婆，年過半百撿了一個瘋子，生下小全。母親過早離世，父親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又早早輟學，外出打工。前幾天，他的父親過世，埋葬以后，我看到幾個人正往他的一輛小貨車上搬舊家具，包括電視、電扇、破桌椅，還有簡單的炊具等等。我問自己的母親，他搬走就再不回來了嗎？母親說，他爹死了，這兒幾間破房子有什么好留戀的，呆在這兒吃啥喝啥？

想想看，在村莊里長大的孩子最終都是要走出去的。那些比自己大幾歲的哥哥姐姐或者伙伴，我很清晰地記得他們小時候到處亂跑的身影，可是有一天想起來，忽然發現他們都不見了。是的，他們都走出村莊了，去城里讀書、當兵或者打工，還有的在外邊四處游蕩，但就是不在村莊了。在外邊即使混的不好或者混不下去了，他們也不愿回去，因為即使回來了，單調、貧瘠的農村又能夠給予他們什么呢？

而我，也要走了。

在城市的艱難日子

回到城市，除了找工作，還去市圖辦了一張借閱卡。

人才市場每周舉辦兩次招聘會，動靜很大，可是需要的多是技術工。偶爾有編輯職位，也是房產的，光懂點文字派不上用場。但我還是投了不少簡歷，大膽地和用人單位溝通。我去過企業面試，做文字策劃，當時還帶過去幾篇文章，但不知為什么，最后沒了下文。因為銷售行業的門檻相對較低，我就去房產公司，結果走到門那兒，看見前臺一對男女打情罵俏，男的方臉，有粉刺兒，女的染著發；我自忖一下，趕緊離開了。還有一次是去人壽保險公司，我帶著簡歷，說是沒問題就可以上班了。時間還早，我在大樓里轉悠，看到墻上的業績和各種宣傳都很好，但是那些口號，說干保險首先就是“丟掉自我”。我轉身就走了。剛下樓就后悔起來，這哪里是什么骨氣，分明就是無能和怯懦，是小資幻想留存的一點可笑的尊嚴。

我認定自己不適合做銷售之類，就回到老路，找一些培訓行業。當時和一個泉州的男生一起找工作，也算是“同病相憐”。我們去過好幾家，要么是太遠，要么是說你沒有工作經驗。從樓里出來，我就坐著公交到海邊，沿著海灘走啊走，說不上特別悲傷，就是覺得所有的熱情，你的驕傲，對城市的想象都破碎在這斑斕的霓虹里。對著大海喊，連個回音都沒有。夜深了，還不是得回去睡覺。

天無絕人之路，就在朋友返回老家的第二天，我在區政府附近找到一家培訓機構。又開始了上班的日子。

業余時間，我一直堅持學習。每周去一次市圖書館，借還書或者聽講座。廈門市圖的氛圍特別好，我在那兒聽過湖北作家曾紀鑫老師的講座，聽過關于林語堂和蘇東坡的名家講座，還看過當地的歌仔戲演出。有一位老先生，很熱心的開辦寫作課，免費發放資料并授課。我當時也報名了，盡管覺得課程實在是乏味極了。在課上認識蘇哥，他是本土的廈門人，熱愛文學，我們一起去廈大聽臺灣陳鼓應教授講授莊老；課后，他冒著傾盆大雨將我送到車站。

日子就在上班和柴米油鹽中過去，工資不高，扣除房租、交通費、餐費的錢，所剩寥寥無幾。有時候也不免質疑，在農村干點什么好歹還有余錢買自己喜歡的書吧，在這里“月月光”，看不到一丁點希望。身處于時代的裹挾之中，很多不明的微妙的東西往往在買菜做飯和匆忙上班中得以窺探，但是明白了也難以走出。羊毛永遠只能出在羊身上，于是，普通人的日?，F實又可以轉換成這樣一句話：你無形中充當了剪羊毛的人，但無形中你又是那一只可憐至極的羊。

直到秋天來了，爽風送走燥熱。但我卻感到身體不適，持續幾天胃疼的難受，應該是作息不規律導致的。有次早上遲到十分鐘，被扣了工資不說，還被女老板罵的狗血淋頭。蜷縮在公交車上，看著陽光照在大街上的人們，他們都衣著光鮮，從容行路，那么幸福自在；而我自己卻像一只被遺棄的狗。當時就是很強烈的有這種感覺。

某天上午上了四節課之后，差點虛脫了。我就跟老板說，我要離職。她說，好。

這之后的兩個月，幾乎是我在這座城市最為難過的日子。躺在床上，忽然生出幻覺，覺得這是一片木板，正搖搖晃晃地載我到不可知的深淵里去。白天除了吃飯就是看書，或者悶頭躺在床上。到了晚上，一個人出來跑步，往荒郊野外跑，邊跑邊唱著自己胡謅的歌。太寂寞了，我只好和自己說話。

我認識了村里一位退休教師，老頭兒獨身，住在祖上兩百多年的老宅里，屋子外邊安上了一整面墻的防盜網，里邊很清潔。他心腸好，經常接濟年輕人，雖然也被騙過很多次。他讓我搬過去住，我婉拒了。有次，他約我去買拐杖，說是送給一個外來務工者，他的腿折了。我跟他穿過巷子，巷子歪七扭八，一條接一條，走到盡頭又穿過矮門，一座深宅出現了。這里是什么景象：各種破衣爛衫胡亂地掛在繩上，撩起來，看到幾個門上掛著抹布一樣的簾子，墻角堆著破瓶子、罐子、缺了腿兒的塑料凳子、掉瓷的茶缸子等等，一股臭味撲過來。老人喊了一聲，兩個小孩立即閃出來，接著有個中年男子艱難地挪到門口，我趕緊把拐杖遞過去。男子憨厚的臉上擠出謝意，既夸張又讓人心酸。

這兒的街頭討錢的、招搖撞騙的很不少，也有一些是真正的可憐人。有時出去一趟，能碰到三四個抱著嬰兒的父母或者老人，說辭大致差不多。雖然知道是騙子，但見多了，心情也會灰暗下來。還有一些真的是沒有雙腿或者雙臂，裸著觸目的傷疤趴在地上，面前是一個音箱和一只碗。音箱里放著大悲咒，梵音如洪鐘一般回蕩在泥濘的菜市場周圍，籠住了鼎沸的人聲，有一種非常怪異但又覺得再平常不過的氛圍。臨近年關時，在街頭看到很多人圍成一圈，我湊過去，看到有個失去雙臂的年輕人，他正用嘴巴叼著毛筆，一筆一劃地寫字。面前一個硬紙殼，有兩行字：我們有家卻在流浪，我們沒錢卻很幸福?！岢幌伦佑可闲念^，我丟下十塊錢，趕緊擠出人群。

病養好之后，我又干過培訓班的工作，還去過服務行業。后來，大學社團的好友告訴我北京有家生態農園招實習生，她暫時去不了，讓我試試。正好舅舅前不久回老家包山養羊，力勸我說城里哪兒能掙到錢，還不如回老家做點啥。我想，去北京正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學好了回到老家干。我一直喜歡梭羅，我甚至計劃好了像他那樣生活、寫作，過簡樸、自然的生活。

初春離開這里，回頭望時，清晨的主街布滿油污和沒來得及掃走的垃圾，很寂靜。我想到余虹在《一個人的百年》里評價他的導師石璞先生，“她活著，不僅活著，而且還有尊嚴地活著，身上沒有絲毫的悲戚與茍且”。

遇到難處時，我讀的最多的就是這篇文章，還有無數的俄羅斯文學。

走上鄉建的道路，再造一個故鄉

到北京后，確實給我打開了一個廣闊的世界，認識了很多同道中人，他們大都是有志青年，準備學到經驗后，回老家從事生態農業。但遺憾的是，我沒有學到養羊技術，實習期結束后還轉為工作人員，未能如期去舅舅那兒。我給他打電話，舅舅說山里的日子并不好過，有的羊還因為失足掉落山崖。好不容易撐了一年，養的百十只羊還沒銷路，一半運回老家，低價賣給鎮上餐館了。第二年，他又出去打工了。

工作幾年后，我重新考研，到了城里讀書。有段時間很糾結，到南方，人家說我是北方人；到了北方，人家又說我是南方人。我為自己的身份不明而焦慮，到圖書館翻了很多地理書，才明白我們那里在南北分界線上。我時常忍不住關注故鄉的天氣，關注地方的新聞，時常想起村里人的音容笑貌，并嘗試著寫出來，每次出差路過，都要回去看看。也許這就是鄉愁吧，可這情感又不是那么單純，而是希望和絕望并生，歡樂和苦澀同在，還有迷茫、懷想、傷痛和負罪感。

讀書期間，我加入了“愛故鄉”團隊。這是一家2012年發起成立的公益組織，致力于發現故鄉之美，重估鄉村價值，傳承鄉土文化和發揚鄉村文明。具體做的事情，包括呼吁青年學生用新的眼光去重新認識鄉村，到全國各地尋訪扎根故土的愛鄉者并予以表彰，建立地方愛故鄉工作站，總之，聯動有“故鄉情懷”的人共同將“鄉愁”和“鄉戀”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每年夏天，我會和同事們一起實地探訪，這些新時代的鄉賢們給了我很多鼓舞。就是說，當我還沉溺在微不足道的感嘆和哀愁中，已經有這么多人在行動了。從他們身上真的能夠看到希望，覺得農村雖然在衰敗，但還是有人在堅守，在挽救，在重建。他們身上保存著鄉村文化復興的火種。

去年到雅安拜訪裴體文老師，他一輩子吃了很多苦，但一直苦中作樂，傳承地方蘆山花燈戲，使其成功評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業余時間，他還帶徒弟、辦演出，并搜集整理了幾十萬字的資料。年底的愛故鄉大會上，我遇到襄陽的運建立阿姨和拾穗者團隊的李秀樺老師，運阿姨七十多歲了還拖著病體到處呼吁保護漢江，因為那是我們的母親河。拾穗者是一家民間環保組織，十年來自掏腰包，堅持走向田野，守望鄉土。一曲《漢江謠》使我思緒飄回故鄉，飄回村莊......其實自己好多親戚都在那片故土上生活，有的在城里擺攤過日子，有的在鄉下種幾畝薄地，有的外出打工但過年依然不遠千里奔赴家鄉。

在走訪和探討的過程中，我也會有一些困惑。很多新鄉賢所開創的事業都需要接替者，民間公益機構面臨著資金和人才的問題，但在農村三要素（土地、資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情況下，這些現實問題并不是那么容易解決。有一些優秀的知識青年運用所學專業，返回故鄉，或做生態農業，或做鄉村規劃，或做電商平臺，自己給自己創造了工作，開辟了道路。但另一方面，那些本土農民和進城務工而經過消費文化與城市文明熏陶刺激的“農N代”們——這些農村的主體——如何完成自身的認識和回歸。如果他們不在場，任憑洶涌的資本下鄉，土地流轉，造樓建廠，那么，未來的農村還存在嗎，又是誰的農村？

聽過貴州的一位農民發問：我們不想回到家鄉嗎？如果糧食一畝地能收入一萬，誰不愿意回去呢！學者李昌平做過調查，從1990年到2006年，26年間，玉米的收購價格只上漲了3倍，城市房產價格卻上漲了500—1000倍。另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顯示，“近年平均每天消失20個行政村，每年消失7000多個”。這是多么令人驚駭的數據。目前所提倡的美麗鄉村建設或者項目示范點，多是挑一些有資源有潛力的村莊，那些偏僻的被人遺忘的村莊，卻在無可挽回地消亡。

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也有各種各樣的城市病。面對著共同的問題，誰也無法拔起自己的頭發脫離地球。既然如此，怎么辦？我想，每個人，只有將個人的一己悲歡投入到時代中來，才能謀求改變。

未來還有很多路要走。冬去春來，萬物都在革舊出新。舊的故鄉當然回不去了，我們要修復、重組或者再造一個故鄉。那么，這個新的故鄉在哪里，又會是什么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