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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城市漫游指南：上海“印”跡

厲致謙

2017-01-20 09:44

來源：澎湃新聞

歡迎來到上海曾經的文化街區域。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的搖籃和重鎮，中文印刷業、出版業、報業、鑄字業，乃至革命，皆起源于此，并由此推動了近代中國文化翻開新的一頁。我將帶領大家，邊走邊看，用腳步丈量曾經的老閘區、文化街、報館街、英租界、麥家圈的城市尺度，講述歷史掌故，搜尋在歷史坐標中遺漏的蛛絲馬跡。

自1916年起，上海福州路地區開始被稱為文化街。“文化”這一現代術語所包含的意義，體現在本章所描述的出版商矛盾的自身認同中。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盡管很多出版商已經發展為工業化企業，他們依然定位自己為文化商人。文化街上的出版商希望呈現出服務公眾、促進文化的形象，并且自認為出版事業是學術的延伸，這使得他們同時擁有了學者、商人和實業家的身份。——《谷騰堡在上海》

我們現在位于文化街區域最北的邊界。我們將沿著這條界線向西，走到西北角。

請拿出手上的地圖，這是一張選自《上海市行號路圖錄》的地圖。這本獨一無二的關于上海的地圖，是前清秀才林祖潛（號康侯，1875—1965）主辦的上海福利營業股份有限公司所編印，初編始于1939年，編撰繪圖過程近十年，上冊于1947年面世，下冊印于1949年。這本地圖成為了很多人研究民國上海城市空間、行業發展、社會百態的重要一手資料。其依據門牌號、極盡詳細的記載方式，使得我們可以按圖索驥，比對今日的街道立面，在腦海中還原歷史中的時空格局。

三瑪璐酒樓

請大家注意，我們正路過一家叫“三瑪璐”的飯店。我們所處的正是曾經的三馬路。飯店名稱的諧音，旁證了這條路的歷史。在《行號路圖錄》中，可以發現，這附近曾經就有一家叫“又日新”的浴室，它現在搬移到了這個位置。“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遙想當年，來往進出的顧客當中，一定少不了來自附近報館、書店、印刷廠的職員。如今的這家浴室，沿用了那個頗具時代風氣的名字，而進去體驗過的朋友告訴我，它和同類的店相比，并無特色可言。但擁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洗浴店，在上海這座城市中恐已不多見。

又日新浴室已不在原址，擁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洗浴店，在上海這座城市中恐已不多見。

老閘福建路橋

我們已來到了曾經的“閘路”（通往閘橋之路），讓我們繼續往北走，在蘇州河上，就是曾經的老閘橋。老閘橋得名自老閘，明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為治理淤塞的吳淞江，在今日福建路橋區域建起堤壩。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堤壩上建起一道三洞石閘，根據王唯銘先生的考證，“老閘”的叫法，可能由此誕生。圍繞著老閘，在蘇州河兩岸逐漸形成了老閘街。到了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老閘區正式設立，東沿山西南路、漢口路、山東中路，西沿西藏中路，北沿蘇州河，南沿中正東路(今延安東路)。1956年，黃浦區、老閘區合并為黃浦區。

老閘福建路橋

福建路橋舊貌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距離老閘三里之外的金家灣又建一水閘，為區別老閘，取名“新閘”，即今日的新閘路橋（新橋路）位置。我們如果乘坐上海的地鐵1號線，會經過一個叫“新閘路”的地鐵站，出站不遠，可見烏鎮路橋，之后便是新閘橋。老閘和新閘之間以北的地區，從心理地理范疇的閘北區域，逐漸固化為行政上的閘北區，又在2015年消逝于閘北、靜安兩區的合并之中。

我們向北走了大約160米，穿過兩個街區三條馬路，來到了曾經的大馬路——南京東路。從南京東路往南，東西向的馬路依次被稱為二馬路、三馬路……一直到六馬路。大馬路（南京路），二馬路（九江路），三馬路（漢口路），四馬路（福州路），五馬路（廣東路），六馬路（北海路）。這些由東向西的馬路，都屬于英租界的范疇，一頭連接外灘金融街，一頭連接著重要的娛樂場所——跑馬場。

賽馬對英國人來說是重要的娛樂活動。至今，英國每年的皇家賽馬會，出席者不僅只為觀看比賽，更是將其作為自我表現（如爭奇斗艷的帽子）和社交的重要場合。在英國的諸多前殖民地，還保留著賽馬、馬球的傳統（如香港賽馬會、皇家西印度賽馬會等）。

1851年，麟瑞洋行大班霍格、韋伯等五人共同組織上海跑馬總會，在今南京東路以北、河南中路以西處，永租土地80畝新建花園，即上海第一跑馬場，也被稱為“老花園跑馬場”。花園的南側設有拋球場，沿花園內側則筑成一條跑馬道，以供賽馬。不久以后，因為場地狹小，跑馬總會在花園南側外增筑馬道一條。因為這條道路是專供賽馬使用而筑，所以，就被上海居民稱之為“馬路”，意為馬走的路。城市道路，被稱之為“馬路”，正是由此開始的。

為方便會員前往賽馬場，上海租界當局修筑一條與南側馬道平行的道路，從外灘直抵跑馬場。依據修建的時間順序，形成了大、二、三、四……的格局。

我們現在來到老閘區東面的邊界，關于老閘區的范圍，大家可以再看看地圖。這里同時也是上海最早的跑馬場的西南角。向西遠望，從外灘起始的最初馬道，就到此為止。

1842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上海被列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范圍為西至河南中路，東至外灘，北至北京東路，南至洋涇浜（延安東路）。1845年，上海英租界確定西界。1846年，英租界道路碼頭委員會修筑一條“界路”，這是上海第一條近代城市道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申報》館舊址。大家可以到里面的咖啡館坐一坐，墻壁上、菜單里，都能找到《申報》曾經的一些印記。

申報館

申報館

申報原名《申江新報》，1872年在上海創刊，1949年停刊。是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前后合計經營77年，歷經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三個時代。《申報》所處的山東中路從福州路到南京東路一段，便是曾經報館扎堆的望平街，上海第一份近代報紙《北華捷報》、梁啟超創辦的《時務報》、《上海新報》、《新聞報》等陸續在此創辦。辛亥革命之后更是涌現大量小報，1916年時，望平街報館達到51家之多，大報小報林立其間。

從第二個停留點到第五個停留點，中間的距離約為340米，這段東西向的直線距離，便是文化街范圍最北面的寬度了。在沒有霧霾的好天氣里，我們可以一眼望見對面那頭發生的一切。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之后，1843年上海依《南京條約》被列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隨后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亦稱《虎門條約》）允準英人攜眷居住。到1845年10月29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劃定了租界范圍。最初，英租界的范圍，北至北京東路，西至河南路，南至延安東路（曾經的洋涇浜），東至外灘。我們現在站的位置，就是最早的英租界邊界。河南中路和我們剛才步行走過的馬路相比，在1960年代經過改造之后，變得如此寬闊，要橫穿這條馬路，甚至必須先經過路中央的停留島。道路的寬度清晰指向了邊界的存在，留意一下道路兩側的建筑體量和高度，也能發現兩邊有著鮮明的差異。

河南中路

河南中路

在這個十字路口的西南街角，是曾經叱咤風雨的兩家重量級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兩家數一數二的出版機構，選址的位置卻并不在文化街的范圍之內，而是占據了這樣一個街角——它們貼著這明顯的邊界，望向外灘，猶如一對自信的觸角。

中華書局事務所

商務印書館的成立，可追溯到位于上海南市的長老會清心堂書院。11歲時，夏瑞芳從上海附近的青浦乘船到上海，與其母一起生活。那時，他的母親在范約翰家做保姆。范約翰是清心堂校長，同時也從事印刷，他認為，年輕的夏瑞芳應該接受教育，并獲得一個可以謀生的職業。1885年，夏瑞芳報名參加了清心堂四年制的課程。在那里，他與鮑氏兄弟（鮑咸恩，鮑咸昌）相遇。他們三人在清心堂半工半讀，同時學習并練習了印刷技術。

1895年美華書館

三個年輕人畢業于1889年。那時，他們已經有在上海美國長老會創辦的美華書館工作的經驗。

那個星期天的早晨，夏瑞芳和鮑氏兄弟暢想著創辦自己的印刷廠——也就是后來的商務印書館。高鳳池是他們在清心堂的另一位朋友，他那時是美華書館的一個職員。高決定參股投資。這是一個社會各個階層都在變動的時代，上至光緒帝、翰林張元濟、狀元張謇，下至上海的廣州的買辦徐潤。這四名教會學校工讀畢業的印刷工現在覺得，新式書籍的市場已經成熟了。——《谷騰堡在上海》

1850年前后，四馬路開辟外灘到河南路一段，因西面通往基督教倫敦會教堂天安堂（上海）（今山東中路），故名布道路、教會路（Mission Road）。1864年向西延伸，筑完全路。1865年正式命名為福州路。

昭通路看仁濟醫院

好，接下來讓我們走一條小馬路，它在地圖上的名字是交通路，如今叫昭通路，它正對著麥家圈僅存的仁濟醫院，它曾經是一條求醫問藥、祈禱禮拜、運輸印刷物資的交通要道。大家對照地圖可以發現，街道和沿街門面的寬度，幾乎沒有改變，只是店家經營的業務與過去不同。

我們現在來到了仁濟醫院。這里曾經的地名是麥家圈，得名自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此建立的一系列機構。在上海開埠的那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傳教士麥都思，關閉了其苦心經營二十載之久，位于巴達維亞（馬尼拉）的印刷所，將房產變賣，帶上了所有印刷物資來到上海，陸續建立起布道站、墨海書館、仁濟醫院、禮拜堂等機構。

在1845年12月接到理事會的同意函前，他們已經購買兩筆相鄰的土地，第一筆為13畝3厘1毫，作為布道站與印刷所，第二筆為11畝，建造仁濟醫館與雒頡（William Lockhart）的住宅。在當時外人購用的土地中，以位在租界邊上的兩筆地距離黃埔江邊的商業區最遠，但最接近華人，距縣城本門也只約半英里之遙，附近有兩條從上海經嘉定通往蘇州的大路。麥都思與雒頡特意選擇這樣的位置，他們的想法是布道站坐落在靠近華人的租界邊上，有利于傳教，而且和租界環境有效區隔，但必要時又便于和租界聯系。——《鑄以代刻》

墨海書館是中國首家采用西式中文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現代印刷出版機構，于1863年停業，被晚來上海的美華書館收購。墨海書館培養出了一批通曉西學的中國學者，如王韜、李善蘭，他們和西方傳教士共同撰寫、翻譯了許多介紹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墨海書館成立初期缺乏電力，從英國進口的滾筒印刷機以牛力拉動，卻意外造成了被圍觀、被轉播，還被編成“竹枝詞”段子的局面：“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宇內傳。忙煞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耕書田。”

墨海書館牛車

生產能力驚人，才半年間墨海書館即印了5萬5200部、338萬3700頁，遠超過初期各年的產量，這部滾筒印刷機的意義，不僅是墨海書館增加了一種生產力強大的新技術，事實也將墨海書館的經營以及對中國人心理上的沖擊和影響力，帶上了一個新的時代。——《鑄以代刻》

這幢建筑上有一個銘牌，記述了麥都思建立麥家圈的事跡。今天上海的泰興路，曾經的名字叫Medhurst Road（麥特赫斯脫路）。

1842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柯爾（Richard Cole）到達澳門，建立華英校書房；1845年遷至寧波，改名華花圣經書房；1860年搬遷至上海北京路18號，改名美華書館。第五任主管威廉?姜別利（William Gamble）引入當時美國的“黑科技”——電鍍技術，就此克服了制作中文字模的難關。美華書館利用電鍍法“山寨”了英國同行的金屬活字，又電鍍翻轉木活字，大量生產出廉價耐用的中文金屬活字，迅速占領市場，擠垮了墨海書館等早期競爭對手，同時也播下中國民族印刷業的種子。美華書館最終被商務印書館收購。谷騰堡的發明被徹底中國化，并迅速在市場上輕松壓倒了傳統的雕版印刷術，為中國近代文明的大眾傳播之路開啟了大門。

1870年，姜別利受邀來到日本長崎，將美華字與電鍍技術傳授給本木昌造。三年后，本木昌造弟子平野富二來到東京，建立筑地活版制造所，開創日本近代活字歷史。姜別利從上海帶去的美華字，成為日本明朝體（中文稱為宋體字）的基礎，并在民國時期反哺上海的出版印刷業。

在仁濟醫院隔壁這個小區的出入口，我們可以看到，有這樣一個又像是雕塑又像是紀念碑的奇怪的東西，上面寫了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四句話：“讀書求知，讀書明理，讀書成才，讀書奉獻。”仔細想來，最后一句也許暗指了這里跟宗教的關系。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類似的東西。我在2016年策劃了東京字體之旅。在一個晚霞遮天的傍晚，經過努力搜尋，我們找到了位于筑地三丁目一處毫不起眼的紀念碑。這塊“活字發祥之碑”上面，記載了關于平野富二開創日本活字的傳奇。而我們眼前這個并不直言的東西，或許也在告訴我們一些關于墨海書館的線索，讓我們來穿穿弄堂，走進去看一看。

活字發祥之碑

我們已經來到了文化街最南的邊界。大家還記得最北面的邊界，在三馬路（漢口路）。我們所在的廣東路，是曾經的五馬路，從地圖上看，五馬路是最后一條貫穿東西的“馬路”。再往南的六馬路，僅剩很小的一段路。從漢口路到這里，大約330米，也就是步行5分鐘的時間，我們可以體會一下文化街區域在空間上的緊湊。

我們等下再穿回去。

10.

穿過了有些神奇的“江蘇旅社”，走過了疑似曾經是墨海書館的歷史異次元空間，我們重新來到了文化街的核心地帶——福州路。從這里我們要向西走一些路。請大家對照《上海市行號路圖錄》的地圖，一個一個門牌號數過去，看看曾經的福州路上都有些什么。

《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上的福州路

到20世紀20年代，福州路地區作為“文化街”的地位已經為人們所公認。而達到文化和商業上的現代性……則是三大出版公司和大東書局出現以后的事情。用他的話說：“如果那時候以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為上海第一號書業，那么，世界書局與大東書局便是上海第二號書業了。”——《谷騰堡在上海》

1865年，工部局正式把四馬路定名為“福州路”。肇始于麥都思建立墨海書館，上海近百家出版機構以及文化用品商店逐漸匯聚到了這條路的南路（今河南中路）到福建路（今福建中路）約200米的路段上。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編寫的《上海市書店調查》記載，當時上海共有書店261家，多數書店兼顧發行、經售各類新書等業務，經營的書籍包括經史子集、醫藥衛生、文藝小說、圖畫、西文等圖書。抗戰前上海出版的圖書品種，占到全國90%以上。

11.

19世紀末期，受限于無法公開傳教，西方傳教士最為倚重的傳播手段，就是印刷。印刷不單是思想、知識的種子，在印刷廠里、文化街后，也隱藏著革命的火種。

正如費夫賀和馬爾坦指出的那樣，歐洲的印刷廠不僅是世界一流的資本主義企業，而且也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階級。這意味著，歐洲的印刷工人可能是最早組織起來反抗雇主的力量之一。如同工人運動在早期歐洲印刷業比其他行業更盛行一樣，谷騰堡革命還為中國或多或少帶來了工人階層有組織的激進主義。……1923年7月，上海的42位共產黨員在一起開會。商務印書館有13名代表參加，是4個黨小組中最大的。……被湖南通緝的毛澤東已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同時他本身具有組織印刷工人的豐富經驗。——《谷騰堡在上海》

濃縮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福州路614弄內的這面墻，是一處濃縮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上面記載了這片區域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六大，周恩來、鄧小平、陳云、李立三、李維漢、任弼時、李富春、陳毅等活動的史跡。

民居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2.

我們現在走在浙江中路上。一路向北，步行不到10分鐘，我們能看到蘇州河，以及橫跨其上的浙江路橋。浙江路橋是蘇州河上，繼外白渡橋之后第二座鋼結構橋（1906年），最近剛剛翻修過。最初設計的橋，下部結構為“木樁基礎重力式橋臺”，橋面上鋪設電車軌道，英商5路無軌電車與6路有軌電車往來其上，直達第二個跑馬場。到了民國十三年（1924年），橋面上的單軌改為雙軌，原先的木板橋面也在這一年改為水泥混凝土橋面。

浙江路橋舊貌

浙江路橋現狀

浙江路橋串聯起蘇州河兩岸的老閘區（租界）和老閘街（閘北地區、華界）。其強大的運輸往來能力，以及處于兩座閘橋間的獨特位置，塑造了民國時期貫穿其南北極為密集的鑄字業分布。浙江路上鑄字忙，福州路上圖書旺，漢口路上報社扎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產業鏈的集聚。

1915年，從學徒工做起的喬雨亭，與楊孟秋、徐之珍合伙，成立了華豐印刷鑄字所有限公司，地址為福州路平和里，發售鉛字、承接零星印件。經過三十多年的經營，華豐印刷鑄字所已然成為上海最大的鑄字企業。根據1935年《各種中文鉛字樣本》中自述，鼎盛時期的華豐設有七大部門：承印部、鑄字部、銅模制造部、照相制版部、機器制造部、五彩油墨部、信封卡片部。此外另設有印刷廠和造紙廠。1956年，以華豐為中心廠，陸續合并28家小廠，成立公私合營華豐印刷鑄字所。1967年更名為上海字模一廠。為當時華東地區最大鑄字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