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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新政|特朗普環境新政有“誘惑性”,中國須警惕
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職美國第45任總統,同期白宮網站進行全面更新,及時公布了特朗普政府內政外交6大政策板塊的綱要,其中第一個板塊就是能源計劃(6大板塊的順序是按照字母排序,因此排序第一并不意味著其重要性),也正是在能源政策板塊中,正式論及了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這既充分說明能源環境的一體化,同時,也為我們未來理解特朗普環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即從能源視角來觀察環境政策的走向。
總體上,特朗普的能源環境政策在其當選前后、就職前后并沒有出現大的變化,這一點非常重要,很多評論之前都將“不確定”作為特朗普施政的最大“確定性”,但從能源環境政策的一貫性來看,特朗普在事實上表現出發展理念和政策的極大穩定性,是可預期的。
特朗普的環境政策并非“不確定”
在公布的環境政策方面,最主要的有兩點。
其一,特朗普再次明確退出國際氣候變化應對相關合作的意向,能源計劃中的表述是“氣候變化行動和美國水環境保護規制都是有害和不必要的政策”,其背后最主要理由是,這太浪費錢了,尤其是浪費美國人的錢,并犧牲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就此,特朗普的政策或許有兩層含義。第一,可能承認氣候變化的存在;第二,即便氣候變化是存在的,但美國人不會投入自身的資源來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
對全球而言,這既是一個壞消息,又是一個好消息,壞消息的意思很明顯,國際社會為未來的氣候變化應對將失去美國的背書,美國不會出錢,而好消息的意思則是國際社會至少可以保住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形成的2攝氏度科學共識,有這個共識作為基礎,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不會就此停滯下來。
其二,在能源計劃部分的倒數第二段里,特朗普強調為了實現能源發展計劃,有必要同步保護環境,尤其是保護空氣和水環境,未來的EPA也將主要優先致力于這兩方面。對此,可以理解為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將主要服從于能源自主獨立的發展需要,環境政策要為能源發展保駕護航,而不是阻礙能源的發展。這一點從之前有關“美國水環境保護規制是有害和不必要的政策”這一點上得到了印證,也就是說,任何過高的環境保護標準政策都是有損能源和經濟及就業發展的,都要就此廢除。
總體上,從目前公布的資料看,特朗普環境政策基本符合“保守的環境保護主義”這一基本思路,也就是,既要繼續維護美國生態環境資源的安全,同時又要激發生態環境資源的潛力來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由此,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的是,在能效標準、交通運輸等方面美國是否也會出現某種倒退和保守的趨勢,以及這樣的倒退究竟會否影響中國的綠色發展道路。
美國環境新政對中國的利弊
首先,特朗普環境新政對中國究竟是弊大于利,還是利大于弊?
在全球化時代,大國之間的關系已經涵蓋了從經貿政策到環境保護政策在內的方方面面,具體而言,美國的環境政策轉變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渠道波及到中國,產生蝴蝶效應,這既是由中美之間高度緊密的經貿關系所決定,同時也與兩國在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所發揮的領導和引領作用所決定。就此,特朗普在環境政策上實行全面收縮,再次進入所謂的“保守環境保護主義”階段,那么,這樣的變化既會影響到中美之間的經貿活動,進而對中國的綠色發展態勢造成某種不利影響,同時也會在國際社會形成一股“氣候變化應對保守主義”浪潮,令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入新一輪的倒退周期,這對于中國所推動的如火如荼的既定氣候變化應對戰略不啻是一種挑戰。
其次,中國應該采取何種對策?
其實,不論特朗普的環境政策是否出現變化,我們都應該討論在接下來的5-10年里究竟如何因應美國的發展,應該采取什么環保戰略。就中國的環境保護政策而言,與美國相關的部分在于,也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在于,中國是否要另辟蹊徑,逐步進入自主性的環境政策階段。
如果說,自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里,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環境問題,積極環境保護政策有所缺位的話,那么在過去的5年里,這一局面正在逐步得到扭轉,具體體現為,中央開始在環境保護上采取積極的姿態,并執行相關的環境保護政策,但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環境保護上的政策實際上受到了美國的極大影響,從美國大使館公布PM2.5指數開始,一直到氣候變化應對,新能源發展戰略以及諸多環保政策的出臺,在步驟和形式上都處于較為被動的位置,一定程度上有著某種“跟隨性”特征。
值得思考的是,在中長期,我們的環境政策是否有必要擺脫美國的影響,進入自主性的發展階段,具體而言,也就是保持住定力,不受到來自于大洋彼岸的影響,通過構建我們自身的“環保制度防火墻”方式,來逐步從根本上化解生態環境危機。其中的要旨在于,將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并重,用“發展”來解決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環境問題,對此,中央深改領導小組下設“經濟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小組”的深刻用意應該是很清楚的。
當然,在特朗普環境政策出現大倒退情境下,上述問題就變得更為迫切了,那就是,美國通過放松環境管制來吸引制造業回流,會造成對中國放松環境管制的某種“誘惑”與“壓力”。
一則,在中美競相爭奪國際制造業資本的博弈中,必定會在事實上沖擊到我們目前的環境保護政策及其落實,譬如近期出現的資本外流等,對此,我們的對策應該是“堅定不移”,繼續打造和構建有機的,富有彈性的環境政策體系,尤其是重視應用基于市場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也就是用市場的機制來應對市場的競爭。
二則,在美國政府環境保護立場有所放松情況下,是否要需要繼續推進全球的環境議程,包括氣候變化應對的進程,以及接下來如何推進?就此,我們的建議是,中國應該著眼于構建國際環境政治經濟的多元一體化框架,全面認識其中可能出現的變化,發揮美國之外地區的積極作用,同時,也要注意到,美國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之間、美國政府與美國市場之間、環境認知與環境行動之間存在的某種分野,繼續推動區域性、民間性與市場性的環境保護交流與合作,在有可能的情況下積極迎接美國短期內出現的“過剩”環境技術和人才,形成有利于我們應對國內和國際環境挑戰的氛圍,使得特朗普的環境新政變得“為我所用”。
總體上,在現階段,因應大洋彼岸出現的環境政治和政策波瀾,我們要學會的是,在全球范圍內設置屬于中國自身的環境議題和進程,并堅定不移地加以推進。
(作者系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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