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共和黨人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第45任總統，并將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宮。值此新舊交替之際，就中美關系史的研究、中美關系的現狀、中美關系的未來等問題，“美國史研究”（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微信官方平臺，ID：americanhistory）秘書處邀請了數位研究領域覆蓋中美關系的學者，請他們簡要談談對中美關系的看法，以期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中美關系的研究和中美關系的現實。

本文原題《獨家 | 特朗普來了！七位學者談中美關系》，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王緝思：研究中美關系需要更多關注中國

198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主要教學和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美關系、國際政治理論。

縱觀兩百多年來的中美關系史，雙邊交往的歷史性轉折，都發生在中國政治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及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而不是發生在美國政府換屆或美國國內政治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刻。我曾做出過一個判斷，說美國在雙邊關系中主要是常量，而中國主要是變量。也可以說，相對而言，在雙邊關系中，中國政治的變化比美國政治的變化起的作用更大。

之所以如此，兩國力量對比的差距大概是主要原因。美國在中國政治、經濟和外交中所占的分量，一向高于中國在美國政治、經濟和外交中所占的分量。同理，由于菲律賓和中國、美國力量的差距都很大，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上臺，對中菲關系、美菲關系的影響，大大高于中國領導人或美國領導人換屆對雙邊關系的影響。朝鮮國內政治、外交對朝鮮同美國關系的影響，也大于美國政治、外交變化對雙邊關系所起的作用。在兩岸關系中也是如此：臺灣比大陸弱小得多，于是臺灣地區領導人變更對兩岸關系的影響，大于大陸領導人變化的影響。這似乎是一個規律，可以說是我多年來研習世界政治的體會之一。

基于這一個不成熟的看法，我感覺近年來中美關系發生較大變化的原因，更多地應當從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方面去探究、分析。我只想說明，從學術研究的客觀角度，需要在中美關系研究中更多地關注中國方面的發展變化。2017年將是特朗普總統執政的第一年，其對華政策走向固然值得觀察。但是與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特朗普政府的一言一行上，去揣摩它的意圖，不如認真思考中國究竟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中美關系，怎樣通過自己方向明確、持之以恒的努力，塑造一個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的中美關系。

正如陶文釗老師所總結的，兩百多年來，“美國對華政策所追求的目標始終是：商品與資本的自由流動；信息與價值觀的自由流動”。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同時也想設問：中國的對美政策有沒有始終追求的目標？不同時期的中國，是否有不同的對美政策目標？今天中國的對美政策目標是什么？我們研究中美關系，這些大概是不能回避的問題，希望與同仁和同學們共同探討。

陶文釗：中美關系面臨新的挑戰

主要學術專長是中美關系史，現從事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現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中美關系史研究會會長。

2017年中美關系面臨新的挑戰。特朗普新政府給中美關系帶來了不確定性。特朗普不僅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不但重利，而且也是有理念的，這就是保守的民粹主義。除了他在競選中說的那些話外，這一個多月來他精心挑選政府人選的過程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他任命出名的貿易民粹主義者、加州歐文大學教授彼得? 納瓦羅為國家貿易委員會（這個機構是專門為他新設立的）的主席，讓人聞到了貿易戰的硝煙味；那些來自共和黨保守派智庫的高參蟄伏了十幾年，現在又蠢蠢欲動了。 但由這些人來主導美國對臺灣的政策確實是令人擔心的。最近的一些涉臺事態，如蔡英文與特朗普的通話，特朗普在推特上發文表示美國不一定要受“一中政策”的約束，背后似都有這些人的出謀劃策，奔走牽線。美國對臺政策的改變將損害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也將對兩岸關系乃至島內政治生態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我們要密切關注特朗普的對臺政策，關注由于美國政策的變化產生的新問題，并據以確定我們的對策 。

牛大勇：中國學者需深入研究美國國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人文學科特聘教授。史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中國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北大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

作為歷史學者，我深深感到：雖然中國民眾對美國事務和中美關系的關心與了解，遠遠多于美國民眾對中國事務和美中關系的關心與了解，但是中國學術界對美國國情和中美關系的研究水平，遠遠落后于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國情和美中關系的研究水平。雙方學術研究方面的嚴重不平衡，對兩國的相互認知、理解和政策制定，有非常深刻的影響。

可能有若干原因造成了兩國學術界的這種落差。中國學術界的主流，研究出發點是為現實特別是政府的政策進行“服務”和“詮釋”，至少要受現實政策的制約；美國學術界的研究出發點是對現實和政府政策進行質疑和批評，或者根本不在意現實和政策現狀。美國在信息自由法案等法治條件下，檔案資料等原始信息雖然也做不到無保留地全部開放，但畢竟是世界上最為開放的國家；中國的檔案資料等原始信息則是相對封閉的。即便如此，“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中國學者，仍有很多人并不積極致力于搜集原始材料，而滿足于根據二手甚至三手的材料來做文章，甚至習慣于天馬行空地發議論，似乎相信自己論點并不需要依據過硬的材料來證明。相對于美國學者到處去找第一手資料來論證問題，中方在研究功力上的差距是明顯的。加之在解釋體系和研究方法上墨守成規，對著述環境和發表尺度又不得不顧忌重重，這就使中國的美國史和中美關系史的研究難以企及美國同行的水平，也很難造福國家利益。

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美國選民推出了新一屆美國政府。這屆政府的最大特點就是將給美國的內政外交帶來更多的難以確定的甚至戲劇性的變化，其對華政策很可能給雙邊關系帶來更多的矛盾和麻煩。但是，我們深知歷史的發展充滿了變數，人類的道路是人們不斷地進行選擇的結果，兩國關系的發展也要取決于雙方不斷進行的臨機抉擇，何況還要受國內國際諸多可變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所以誰都很難做出準確的預測。但是，縱觀兩百多年的中美關系史，兩國在風風雨雨中恩恩怨怨地一路走來，有和平交往，也有敵對沖突，數度結盟抗敵，也曾冷戰對峙。人們有理由期望，雙方能從豐富的經驗中吸取充分的智慧，更冷靜、理智、建設性地處理相互關系，兩國領導層管控危機、化解沖突的能力應該更成熟了。

徐國琦：中美間“共有的歷史”比領導人更替重要

哈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美國密西根州Kalamazoo College歷史系講座副教授，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國國際化歷史的著名學者。

中國人對中美關系中的“關系”認知似乎一直有一種誤區。太強調領導人的作用。所以我們對特朗普的當選和他的一系列涉華言論做過分解讀。熟悉美國歷史和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國三權分立，無論何人當政，都無法一意孤行或無法無天。差不多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信誓旦旦要為萬世開太平，讓不少中國人把他當救星，結果是他大話說過頭了，不僅中國人對其失望，美國人也完全拋棄了他孜孜以求的國際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小羅斯福并未對中國人過分表示什么熱情，但他不聲不響的讓中國成為戰后世界四強，中國因此在1945年成為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里根剛上臺時，口口聲聲要不忘臺灣老朋友，但很快就在1982年大幅度后退，并和中國簽訂了中美第三個聯合公報。作為總統候選人的比爾.克林頓經常大罵中國政府，但上臺后不僅年年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并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小布什剛入白宮時于2001年在電視上甚至公開聲稱要不惜一切代價支持臺灣，但在他的8年任期中，中美關系非常友好，他還親自參加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典禮，這是美國在任總統第一次出席美國之外的奧運會典禮。

之所以如此，就是中美關系中“關系”還有其他方面，我在即將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和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一書中大力強調的“共有歷史”關系就是其一。“共有的歷史”注重文化層面和非政府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兩國交往只會越來越密切。此外，今天的中美關系實際上是斗則兩傷和非零和游戲的關系。我們尤其要切記：中美關系的主動權實際上在中國。如果中國國泰民安，國力不斷增強，經濟繼續上升，在中美關系上美國人是無法動搖中國的，對于崇拜實力的特朗普來說，他入主白宮后，更會三思而后行。所以，朋友們，就中美關系而言，天塌不了，太陽照舊升起。同時，值此新年之際，我們與其過分擔心美國或特朗普會怎樣，不如祝愿中國日新月異，政通人和，不斷向前發展。

戴超武：戰略優勢、國際體系與冷戰時期中美關系的歷史意義

從冷戰以來，美國實施國家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的突出而重大的特點，就是充分發揮其已形成和掌握的戰略優勢。而此種戰略優勢所包含的，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所具有的經濟、軍事、科技等等之外，同盟和聯盟體系是其核心要素。美國聯盟體系內的國家，或出于安全、經濟、文化等因素，或出于地緣政治、領土爭端為目標的國家利益等，自愿或被迫在重大國際政治事件中，以各種方式支持美國的戰略部署和實施。冷戰時期，在涉及中美關系的重大危機和（或）局部沖突及戰爭之時，如朝鮮戰爭、20世紀50年代的兩次臺海危機、越南戰爭等等，美國總利用這一戰略優勢，推行其既定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國在同美國的戰略互動中，則顯然處于不對等的地位。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上述戰略優勢雖存在一定程度的變化，但總體上走向強化；特別是“亞太再平衡”諸多措施的實施，對東亞地區冷戰結束以來所形成的部分戰略均勢，造成了嚴重的沖擊。面對美國的戰略優勢，中國今天依然處于不對等的地位。如何應對和緩解美國此種戰略優勢所產生的壓力，是中國外交必須考慮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國際體系是中美關系運行和互動的架構。而當前之體系，之于冷戰時期已發生巨大變化。美國的遏制戰略以社會主義陣營為敵手，對中蘇兩國誰是“最大威脅”的判定，隨著中蘇政治和政策的變化而時有變化，但無論如何，中蘇同盟的存在，主要是蘇聯對其國家性質的政治定位、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及其龐大的核武庫和運載工具，制約著美國軍事打擊中國的諸多計劃的實施。而中國在冷戰國際體系中，依據美蘇力量的消長，特別是基于自身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中國獲得較充分的行動自由和回旋余地。中蘇分裂和中美關系正常化，與這種國際體系的演變密切相關。而當前國際體系的特征之于美國、俄羅斯、中國而言，已無嚴格意義上的以意識形態的完全分野。或可預見的是，美俄親近的可能性假若實現，或部分實現，對中國而言，由于缺乏以同盟關系為支撐的戰略優勢，在現行國際體系中，當中美雙邊關系出現重大危機時，則面臨著較之冷戰時期更為嚴峻的處境，或存在重大危機（主要是由于偶發事件而導致的軍事危機）升級至局部沖突和戰爭的巨大風險。

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顯示出兩國管理危機之能力的限度。在朝鮮戰爭、兩次臺灣海峽危機時期，制約美國核戰爭邊緣政策的，既有盟國因素的考量，也有對蘇聯反應的評估，但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在自身軍力，特別是缺乏報復手段的情況下，自愿以及（或）被迫做出讓步的選擇。而在中國軍事現代化水平以及核戰略力量空前提高和發展的今天，在面對涉及美國挑戰中國國家利益，或由于雙方戰略誤判而導致的重大事件或沖突及局部戰爭時，中國是否具有冷戰時期處理中美關系的那種妥協性或靈活性，考慮到對國內政治以及對周邊國家注定產生的復雜的、難于掌控的后果，預期和展望其可能的反應和采取的行動，將充滿了不確定性。

王立新：中美兩國需要新的外交哲學

2017年是中美建交38周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開始解凍45周年。在過去4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美兩國從良好的雙邊關系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就美國方面而言，中美關系的改善解除了美國在歐洲和亞太同時打兩場核戰爭的危險，改變了美國與冷戰時期的主要對手——蘇聯在全球范圍內的力量對比，成為美國獲得冷戰勝利的重要因素。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近代以來美國商人夢寐以求的巨大的中國市場從神話變成了現實，美國從這一市場中獲得不少利益；與此同時，中國生產的物美價廉的商品也降低了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豐富了普通美國人的生活。鄧小平確立的追隨美國的戰略以及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和配合也曾一度有助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穩定和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維護。而就中國而言，中美關系的解凍扭轉了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面臨的外交孤立，80年代中美兩國的準盟友關系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安全、有利的外部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與中美建交幾乎是同時進行的，這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實際上二者存在內在的關聯，沒有中美關系正常化和美國（特別是里根政府）對中國現代化的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難以實施。來自美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美國主導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在過去35年中助推中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使億萬人民擺脫了貧困”（外交部公布的習主席2015年9月訪美成果清單中的用語）。來自美國的思想、觀念和文化產品無疑促進了中國人觀念的進步和權利的提高，改善了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促進了中國人民的福祉。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49-1972年間的中美對抗給兩國帶來的巨大損害，對中國人民來說，損害尤其深痛。

回顧過去，任何頭腦清醒、具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珍惜來之不易的中美友好。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維持中美友好關系的必要性，發展中美關系的基礎正在流失，雙方都開始將對方視為自身核心利益的損害者和國家理想的反對者。展望未來的中美關系，前景并不令人樂觀：中美之間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正在滑向戰略對抗，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假想敵和主要的戰略對手；一向被視為中美關系壓艙石的經貿關系近年來也紛爭不斷，這種紛爭隨著美國新政府的上臺極有可能演變為兩敗俱傷的貿易戰；美國在重新審視支持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性，主張放棄對華接觸（engagement）戰略、轉而采取制衡（balancing）或遏制（containment）戰略的聲音越來越強。在這一形勢下，2017年注定是中美關系充滿麻煩、風險甚至危機的一年，而且未來的長期前景似乎更令人悲觀。中美關系的好壞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外交問題，而是涉及中國的內政和國家道路的選擇，并因此關系到億萬普通中國人的遭際和命運。

趙學功：合作則兩利 對抗則俱傷

美國新總統即將就職，可以說是舉世關注。此次美國大選在很多方面都出乎人們的意料。對于毫無從政經驗的特朗普將美國外交尤其是中美關系會帶往何處，更是成為國內各媒體和學界關注的焦點，并普遍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感到擔憂和不安。應當說，這種疑慮不是沒有道理的。至少在特朗普執政的初期，中美關系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紛爭和波動，這是由中美關系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所決定的。中美兩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少差異，再加上諸如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因素的干擾，任何一位新的美國領導人上臺，恐怕在處理對華關系方面都要經歷一個摸索、磨合的階段，才能較為成熟地應對這種復雜的關系，妥善地處理好雙方的矛盾和分歧。

在另一方面，也應看到，特朗普執政后究竟會在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關系方面采取何種舉措，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作為真正的決策者與總統候選人其實是有很大不同的，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將會受到種種復雜因素的制約。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美國在面對包括反對恐怖主義、解決地區沖突、環境保護、打擊跨國犯罪等幾乎任何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時，恐怕都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幫助與合作。

美國領導人應當認識到，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早已證明，遏制、孤立、武力威脅乃至使用武力并非是解決雙方間紛爭的有效手段，唯有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平等對話、交流才是明智之舉。兩國關系發展的歷史也充分表明，合作則兩利，對抗則俱傷。在全球化時代，中美關系的發展不僅符合雙方的利益，造福于兩國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繁榮。雙方應當進一步加強在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增進互信和理解，確保兩國關系健康、穩定地向前推進。

中美關系的未來并不完全取決于美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中國決定的。中國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國力的不斷提升不僅是對中國外交和對美政策的重要基礎，而且也在塑造著兩國關系的走向。因而，對于今后中美關系的發展趨勢保持審慎而又積極的態度顯然是較為適宜的。合作應當而且終將是雙方關系的主流，期待美國新政府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