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歷了疫情爆發以來此起彼伏的種種事件之后，想來所有人都已經比以往更清楚地理解了一點：“記憶”和“歷史”不是一回事。任何人在遽然遭逢這些變故時，都會產生復雜交織的感受，但這猶如洪水般一浪浪洶涌而來，很快就只留下一地枯枝敗葉，幸存下來的我們無法再返回歷史現場，也不可能記得所有往事，或遺忘、或沉默，又或看著當時的痕跡在身后乃至眼前消失，等最后這些被書寫下來變成“歷史”時，你或許總覺得有哪里跟你所記憶中的那段經歷有什么地方不一樣。

通猜·威尼差恭在《圖繪暹羅》一書中曾不止一次說，歷史作為理解世界的多種方式之一，是殘酷的。這么說是因為，歷史上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無情斗爭，而他在回顧這些歷程時一再發現，受苦越深的那些人，往往越是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事實上，現代歷史學家孜孜以求的目標之一，就是挖掘這些被湮沒的聲音，或許可以說，這種“記憶的幽靈”始終在攪擾著歷史的書寫。

早已成為微觀史經典著作的《奶酪與蛆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從一位16世紀意大利磨坊主的異端思想出發，揭示了現代早期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口頭文化與書面文化之間的差異與張力，以及當時底層民眾對一個烏托邦世界的向往。這不僅僅是“讓小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對歷史學來說也意味著批判的可能性，因為挖掘這樣久已被遺忘的聲音，意味著一種曾有過的歷史可能性，而如果沒有相應的現實關懷，是無法發現這一史料的，又或就算看到也無法理解其中隱含的重大意義。

不過，金茨堡最初撰寫這本書的起因，與其說是“挖掘記憶”，倒不如說是受葛蘭西的啟發，著眼于普通民眾如何感受和理解生活現實。雖然近四十年來，“記憶的幽靈”對歷史編纂產生了深遠的沖擊，但起初意識到其重要性的，并非歷史學家。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在其開創性的研究《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中，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回應了其師涂爾干的宗教功能主義觀點，即記憶就像宗教一樣，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是服務于社會當下需求的，他甚至認定純粹個人的記憶是不存在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家保羅·康納頓（1940-2019）在《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原著出版于1989年）中，則在同樣強調記憶的社會性同時，也強調了它日常的實踐性。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自1970年代起就組織有關“記憶”問題的跨學科研究，在《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和《宗教與文化記憶》（商務印書館，2018）中，他將記憶引入古典研究，著重考察記憶如何形塑古典文明的集體認同和文化傳承，這相當于是承認了涂爾干-哈布瓦赫的功能論，但他也開創性地指出了文字在記憶塑造中的作用：文字是歷史書寫的根基，有了文字，才將記憶永恒化了，并往往規定了唯一正確的版本。

大致從19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進入后現代社會和冷戰的終結，“記憶”一時之間成為從歷史學到社會學、人類學乃至文學的熱門關鍵詞。英國歷史學家杰弗里·丘比特在《歷史與記憶》（譯林出版社，2021）中承認，自1980年代初以來，“記憶顯然已成為歷史研究的中心議題”，他從概念的界定到一系列相關議題的展開，系統地討論了記憶對歷史研究的意義，也表明了這一話語的極強的能產性，可以說完全刷新了原來歷史學的范疇和認知。

這方面，最早、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當然是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從1984年起主編的多卷本《記憶之場》，（節譯本由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這是一部標志著史學研究重心從“歷史”轉向“記憶”的里程碑式的巨著。這不僅僅是史學界內部的思想變動，也應和整個社會1980年代初的后現代轉型密切相關，因為“記憶之場”所著重的，已經不完全是集體記憶對社會的功能性，而是社會意識的歷時性變遷，以及原先那種一元的“歷史”如何變成了多聲部的“記憶”，換言之，唯一正確的歷史書寫已經漸漸退場，如今人們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研究和評說了。

在冷戰結束后，隨著鐵幕背后東歐社會的記憶解凍，一大批檔案文獻和歷史記憶重見天日，很多歷史學家在這里挖到了寶藏。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對二戰歷史的重寫，（特別是《奧斯維辛：一部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大多就基于許多前納粹分子的口述訪談。與此同時，原本被掩埋已久的沉睡記憶，再度被喚醒過來攪擾生者，波蘭猶太裔作家安娜·比康特令人難忘的《罪行與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內猶太人大屠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就由《鄰人》一書引發的爭議而來，揭開了波蘭人令人難以啟齒的過往：他們不僅是受難者，也曾是加害者，而這正是現在的他們所竭力想要遺忘和否認的記憶。當然，對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彼得·諾維克的《大屠殺與集體記憶》（譯林出版社，2019年）是必讀書，他指明了令人驚悚的一點：“最強大的集體記憶通常是那些怨恨極深的記憶。”關鍵之處在于這樣的記憶是被用于復仇，還是基于對過往的批判認知，開創新的未來。

對經歷了這些苦難的人們來說，那些歷史是房間里不可回避的大象，時時攪擾著生者的現實政治，往往正是這些不同的歷史記憶變成宿怨，對細節的分歧則阻礙著人們達成和解。《什么也別說：一樁北愛爾蘭謀殺案》（格致出版社，2021）表明，在全社會的斷層線上，人們受到不同歷史記憶和社會身份的撕扯，根本不存在一個被所有人接受的歷史敘事。《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則回顧了東歐原本同根所生的四個國家，如何各自利用歷史記憶來建構分化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在此，歷史的書寫本身就折射出民族主義政治的沖突，因而“把歷史留給歷史學家”，實際上是他們好不容易才達成的共識，而這本身表明歷史在現實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了，歷史學終于可以擺脫原來的重負。

另一些曾被消音的邊緣群體則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來獲得救贖。《被抹去的歷史：巴拿馬運河無人訴說的故事》（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指出了被美國的敘事所遮蔽的巴拿馬歷史：在美國所移植的“現代性”之前，它就已經“現代”了。不過，在這方面，絕不只有歷史學家在場，往往倒是文學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有三部女性寫的作品，都呈現了與其自身相關的、立足于當下的紛繁記述：俄羅斯女作家斯捷潘諾娃的《記憶記憶》、（中信出版集團，2020）烏克蘭裔德國女作家娜塔莎·沃丁的《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新星出版社，2021）以及印度裔美國女作家蘇迦塔·基達拉的非虛構作品《象群中的螞蟻：一個不可接觸者家庭與現代印度的形成》。（中信出版集團，2021）當然，賀蕭在調研陜西婦女口述歷史基礎上寫成的《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人民出版社，2017）更能讓我們看到以往在正統話語之外被遮蔽的女性視角。

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挖掘過往的記憶，實際上是批判現實的最強有力武器。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中，就從歷史中提取以往的元素，來讓戰后的日本人意識到，像“忠”這樣的概念，并不只有當下所理解的這一種意義，歷史上曾有過其它可能。事實上，《海洋與權力：一部新文明史》（湖南文藝出版社，2021）《千年英歐史：英國與歐洲，1000年的沖突與合作》（中信出版社，2021）和《希臘三百年》（中信出版集團，2021）也隱含著同樣的意味：對現實政治來說，重要的是挖掘什么樣的過去，通過重新的闡釋，來開創一種新的可能，提供一種不同的身份選擇。

毫無疑問，這些對中國的歷史研究而言，也同樣重要。王明珂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將人類學引入歷史中來，立足于邊緣，由“歷史記憶”的形成來反思、解構“華夏”這個超級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在此基礎上又如何形成新的民族國家。這不僅僅是對歷史的一項研究，還提供了研究歷史的一套方法，讓我們看到以往習以為常的歷史敘事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而又能從哪些角度入手來加以理解認識。

許子東在《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中，運用普羅普的敘事理論，發現50篇“傷痕文學”小說中，有大量情節元素事實上是重復出現的，也就是說，人們看似是“記憶”，但在記憶時會自覺不自覺地借用大量社會上流行的元素。這雖然是一項文學批評的研究，但對于我們理解“記憶”的形塑乃至最終歷史如何被書寫下來，卻有著很好的參照意義。

由于社會環境、學術脈絡的不同，國內關于“記憶”的研究，與歐美相比，不曾有那樣的熱度，也沒有形成那樣跨學科交叉的深度，好處之一則是留下了相當多空白。2021年另有三部著作值得關注：王東杰《鄉里的圣人：顏元與明清思想轉型》（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注意到，顏元固然試圖教化鄉民，但他本人的“圣人”形象卻也正是鄉民的記憶所塑成的；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則點明了后來的歷史書寫與原初記憶的不同：“新文化運動”并非像后世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個連貫的運動，這個“起點”本身就是復數的；楊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則以徒步經歷感受了西南聯大所遺留下來的“記憶之場”，歷史和記憶融合交織在了一起。

無論是“歷史”還是“記憶”，都是一個幾乎無法窮盡的話題，對于以往受限于文獻材料的歷史學而言，“記憶”的引入也使它敞開了更多可能，甚至有望成為連接文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等諸多學科的一個樞紐，因為“記憶”通常都和歷史擺脫不了關系。之所以要追問這些，與其說是為了那些已消逝的人和事，不如說是為了我們自己，因為只有理解了歷史與記憶，我們才能最終理解和認識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