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日記中常有批改學生作業的記錄，想來幾十年在大學教書，批改的作業無數，可惜一直未見只字片語留存。

2005年3月，我在北京報國寺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民國女大學生的詩作稿本。詩寫在紅格本子上，封面左上角殘破，正好損去書名上部，僅余下“詩稿二”三字，右下部寫“十三年學于女高”七字。本子還有個封二，左上題“詩選筆記”，右下題“十三年十一月學于女高”，中下寫“叔昭”。顯然，這是一位名叫“叔昭”的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生的筆記本，里面寫的全是她的新詩作品，共有六十多首。

這些詩多有寫作時間，集中作于民國十三年七月至十月。另有兩組詩作于二十四年，一首詩作于二十六年。以上詩作抄寫的筆跡和墨色相同。最后兩首詩作于民國三十七年，字跡有所區別。從書法看，這本詩集應是作者利用民國十三年“詩選”課的筆記本，于民國二十六年或稍后謄抄的。封面“詩稿”下注“二”，想系還有第一本，可惜散佚了。

詩稿基本情況如此。當時我不知道“叔昭”是誰，就在布衣書局論壇發帖請教，幸得網友alin兄相助。他是“網搜學”高手，牛刀小試，輕松破解了詩稿的作者之謎。

據alin考證，叔昭是孫堯姑的字。她于1925年9月6日上午拜訪過魯迅，被魯迅記入日記，《魯迅全集》人物注釋說：“孫堯姑，字叔貽，貴州貴陽人，1925年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 “叔貽”乃是“叔昭”之誤。又據民國二十五年版《北平市市立師范學校同學職教員錄》，該校國文教員孫堯姑字叔昭，年三十八歲，居住在西城辟才胡同高華里七號。這個住址恰與詩稿中民國二十四年詩作“兩日的西風”跋語所記吻合，證明詩稿作者確為孫堯姑。根據封面題名，詩集或可擬名為《叔昭詩稿》。

孫堯姑是貴州第一位考上女高師的學生，其升學在貴州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貴陽市志》有文記“孫堯姑求學”，略云：

1921年秋，貴陽籍女生孫堯姑被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錄取，入文科班，為魯迅授業學生之一。此事非同小可，貴陽全城轟動。在那個時代，封建科舉考試廢除不久，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雖不是中狀元，也相當于中進士。為此，省長公署下文通令全省知曉，并在孫堯姑啟程之時，發給護照，贈送路費，好不榮耀。孫堯姑畢業后在北平中小學兼課……抗日戰爭開始，孫堯姑回貴陽任女中國文教師，在家鄉一直從教，解放后仍在貴陽一中教書，于七十年代逝世。（《貴陽市志?社會志》35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 2002年12月）

孫堯姑那一屆的國文科，只有兩個人，她們就跟隨前后屆的學生聽課。當時正是新文學勃興期，北高師又從北大聘請多位教師來此兼課，如胡適、周作人都是新詩開山之人，因此學生中多有寫作新詩者，著名的有石評梅、陸晶清等。《叔昭詩稿》中那種簡短清新的小詩，正是當時流行的風格。如民國十三年8月12日作《沉寂的夜里》：

沉寂的夜里，

清風送來幾陣的花香，

月光照在我的床前，

這時——

我和平的心弦上，

奏出了細微的聲音，

不禁嫣然一笑。

九月二十四日作《瘋人》：

你心里想說的話，

都說了么？

瘋人呀！

我深深的羨慕你呵！

同日又作《畫工》：

畫工呵！

你能描盡宇宙間百千萬幅的圖畫么？

只這黃昏時的變幻，

盡夠人們的欣賞領略了。

現在讀來，這些詩難免稚嫩，卻正是當時剛剛掙脫束縛的年輕女性或欣喜或惆悵的心聲。

就在9月24日這兩首詩的后面，有從另一個本子上剪裁黏貼過來的兩行評語：“有幾首頗佳，大抵自然而不平凡，美麗而不繁縟，便能成為好句。”評語書法纖秀，很像當時在女高師任教的周作人的筆跡。從周氏日記輯出若干字比對，字形筆順全同，可以確定是他的親筆（見下圖）。

批語與周作人日記筆跡對比

周作人1920年9月就開始在女高師兼課，后因病中輟，病愈后于1922年9月再次受聘，直到1927年，其間經歷了女高師改為女師大以及那場有名的風潮。孫堯姑1921年入學，1925年畢業，正好趕上聽周作人的課，由他來批改習作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女高師，周作人每周講授兩小時歐洲文學史，似并未直接教授詩歌寫作，但那段時間正是他新詩創作的高峰期，同時他也在倡導小詩，發表了《日本的小詩》《希臘的小詩》等多篇文章，無疑會帶動學生的寫詩熱情。他還在女高師做過幾次以詩歌和文學為主題的演講：1922年5月30日，到女高師自治會演講，題目為《女子與文學》，提出“今后的女子應當利用自由的文藝，表現自己的真實的情思，解除幾千年來的誤會與疑惑”；1923年3月11日，到女高師為詩學研究會演講；5月11日，又到女高師文藝會演講，這個文藝會就是國文系組織的。女高師學生中多有詩人，與她們有周作人這樣的老師是分不開的。

翻檢《周作人日記》，常有“看習作本”、“改習作”的記錄，如1923年1月17日下午，就曾 “閱女高師學生詩文四件”，不知其中是否有孫堯姑一件。從《詩稿》這條批語黏貼的位置看，批閱時間當在9月底，但日記未記，想必批改作業是日常工作，并非每次都要記下來。

《周作人日記》中也沒有與孫堯姑交往的記錄。與那些風云一時的同學相比，孫堯姑默默無名，人們知道她主要因為魯迅。除了無意中進入《魯迅日記》外，她還寫過一篇紀念魯迅的文章——《回憶北京時期的魯迅先生——三十四年前的印象》（《山花》，1957年第一期），偶爾會有研究者引用。實際上在校期間，孫堯姑也是活躍的學生，在女師大風潮中，屬于沖鋒陷陣人群中的一位。

1925年春天風潮初起時，擔任學生自治會文書的孫堯姑，就起草、抄寫了要求罷免校長楊蔭榆的呈文，并赴部遞交（《回憶北京時期的魯迅先生——三十四年前的印象》）。8月22日，發生了校方強拉學生出校的事件，第二天，即“本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余，北京教育會現有女師大學生假該會址招待各團體代表在彼開會……主席人名孫堯姑，系女師大學女生，由伊登臺報告日昨該校同學被教育當局驅逐始末情形，請求援助” （《有關女師大風潮史料續補》，《北京檔案史料》，1997年第5期），足見她也是一位“干練堅決”的“勇毅”女子。

學生時代的孫堯姑勤于寫作，除了《叔昭詩稿》，出版于1924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刊》第六期，發表了她多種題材的多篇作品，如“論說”中的《說黨》，“討論”中的《婚姻問題的我見》，“雜著”中的《本校十五周年紀念會頌并序》，“詩詞”中的《賞雪》，“語體詩”中的《雨》等。涉獵廣而思索深，恰能展現出這位早期女詩人在文心詩思之外的創作風貌。

不過，畢業后的孫堯姑境遇不佳，她先后在北平和貴陽做中學國文教師，工作不穩定，生活寄人籬下，詩風也由沉重取代了輕松。1938年2月一次搬家后的感懷之作，就顯得低徊悲涼：

仰視高闊明朗的天空，

俯怯坎坷不平的道路，

這正是我過去的希望，

未來的前途！

《叔昭詩稿》最后兩首詩，寫于1948年。第一首詩有長序，說：

卅七年二月四日，二哥令謝名溢來向我說，要我移出另住。經我親自去問他是否有其事，他握緊拳頭怒目而對我說："三妹！我告訴你！就是父親母親在，我都不能要住在一起！“我說：“那么從前叫我來就是錯了罷？”于是不言而退。從此每夜悲傷，寫了下面三句詩。題目是：五宵傷心淚——鑄成三句詩：

將我滿腔的悲憤淚，

化作燎原的火，

燒盡人間的不平！

語云“憤怒出詩人”，這三句詩，則爆發出詩人的憤怒。

再后來，孫堯姑的道路依然坎坷，從能找到的零碎資料看，解放后她在貴陽一中做語文老師，獨身一人，又被劃為右派，最后于上世紀七十年代辭世，留下的除了讀書時發表的幾篇文章，就只有這半本詩稿了。1936年她三十八歲，按舊法算來，應出生于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那么她去世在哪一年呢？七十年代去今不遠，但愿還會有人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