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自唐代開始，杭州灣南岸地區就是海鹽產區，到了宋代更成為淮浙鹽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淮鹽區陷落后，鳴鶴場和石堰場一帶成了南宋最主要的產鹽區之一。

余東古鎮，元明清兩淮鹽場之一。

當時無論是官鹽還是大宗私鹽的運銷都操縱在瀕海大戶手中，一大批貧弱鹽戶受著這些大戶的盤剝和支配，彼此之間積怨甚深。與州縣服役民戶一樣，宋代的鹽場人戶也被分成不同的戶等（一般為上、中、下三等戶）以承擔輕重不一的鹽役。在寧波（時稱慶元）、紹興兩府瀕海鹽區，上戶和下戶之間存在嚴重隔閡，“上戶從來與下戶勢分相隔，不屑與之為伍”。官府在編制戶籍時，從來“止將中、下戶入冊”，上戶從不親身前往鹽場應卯，只需指派“備丁”“私仆”代替自己應役。

上戶與下戶的矛盾在德祐元年（1275）爆發。這年春天，浙東饑荒，鳴鶴場內不堪上戶和官司克扣、椎剝的下戶鹽民“借糧作過”，因向上戶索要糧食不得，群起反抗，遂致“一鄉驚擾，幾不聊生”。[3]東發先生黃震（時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奉命前往平靖“暴亂”、安撫鹽民：

出時鹽丁饑困梃亂，千里驚擾。某（引按： 即黃震）實時布宣德意，盡還亭戶舊錢，遍榜撫諭招集；又得沿海制司到處捕斬，戮其首而赦其余。及制使陳尚書解任之后，某又據鳴鶴鄉羅會龍舉訴鳴鶴鹽丁為首未追之人，某即追到為首徐二百九、次為首葉三千四兩各，各行斷配，永鎖水軍寨。大榜撫定，其余應隨從借糧之徒，各仰安心著業，更無追擾。訖即此一番擾亂，亭戶死于制司之捕斬，及死于編民之讎殺，及見行拘鎖諸寨者，已不下二百余人；其余趕逐墜水，顛踣道途，饑餓而死者，又不可勝計，亦非小變矣。

在“制司捕斬”和“編民讎殺”之下，這場動亂很快平息下去。此后，官府又對鹽民重新組織編甲，新的政策“不問上中下戶，一體排結，十戶為甲，輪月為甲首”，但是顧及上戶和下戶之間“勢分相隔”，還是允許上戶派“當值備丁”到鹽場點名應卯。在新的編冊辦法下，鹽場治理方式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仍從逐甲使上戶主之，但不親身到場與下戶一體點名耳。其逐甲十戶之內無上戶，亦須上戶通管。大抵團結編民、亭戶皆合鄉曲自做，而官司總其綱”。上戶仍然保有鹽場的日常支配權力。

距黃震整頓浙東鹽場秩序不滿一年，德祐二年正月，蒙元軍隊攻陷臨安。由于史料稀缺，我們對元朝統治下的杭州灣南岸鹽場管理狀況知之不多。可以肯定的是，宋代鹽場的社會層級結構被延續了下來，大族、富戶仍然把持著鹽場的運作，官府難以有所作為。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鹽課司官廳一直處于破落、荒廢的狀態，連房屋基址也被僧侶侵占，官吏只能促居驛館。

當時，地方大戶逐漸掌握了鹽場管理權。如《慈谿師橋沈氏宗譜》卷3《元司丞敏四公傳》：“迄元至正間，以連歲荒歉，薪鹵騰貴，弊竇潛生。場胥售奸于倉灶，丁亦作梗于團，交相詬病，鹽法幾壞。上官采聽輿情，知公正直剛方，堪擔其鉅事，且素為人所帖服，遂舉任鳴鶴司丞，管理鹽政。”戴良《九靈山房集》卷20《春暉樓記》：“初，［方］景良之父即世，夫人撫其遺孤，于是景良服詩書之訓。成人矣，念無以報母，惟得祿以為養，庶可以娛親。乃以才谞自效，為鳴鶴場司令。”方景良的岳丈羅世華也是鳴鶴場一帶的實力人物，“去里多鹵丁、鹺戶，或窘乏不支，處士輒資以己力，公私賴焉”。

由于牢固確立了瀕海鹽場社會的支配地位，地方大族、富戶等植利人群開始競相爭逐鹽利。早在慶歷年間，謝景初任官余姚縣時就已遭遇“余姚濱海，民喜盜煮，鹽利厚而法不能禁”的困境。對此，謝景初只能在民情和國法之間稍作折中之舉，“明立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使當地私鹽不至過于猖獗。進入南宋后，私鹽活動有增無減。當時從溫州、臺州沿海，經明州、紹興沿海，并沿錢塘江直上，整條水路都是私鹽的運銷通道，而杭州灣地區正是私鹽交匯的節點。《宋會要輯稿》卷9791《食貨》：

［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臣僚條奏］今比較得，浙東一路產鹽州軍如紹興府最系人煙繁盛去處，在城并倚郭兩縣一歲住賣鹽止及十六萬余斤。其不產鹽處，且以衢州并倚郭縣每歲買及三百余萬斤，婺州并倚郭及東陽縣每歲買及五百余萬斤，比紹興府多三四十倍，灼見紹興人戶盡食私鹽。提舉司坐視，略無措置。

逮至元末，官府對濱海鹽場的管制更加力不從心。陳麟從至正十四年（1354）起出任慈溪縣令，查知“［鳴鶴］鄉瀕大海，亭［戶］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鈦足以徒，甚苦”，于是建言鹽司“聽民相貿易，亭［戶］始便安之”。所謂“聽民相貿易”，也就是公開承認當地的私鹽販賣活動。

宋元以來，杭州灣南岸地區瀕海大族逐漸成長，掌控鹽場社會，并將自身影響力一直延伸到明初的鹽場舞臺。不過，新興的明王朝一度采取了嚴酷的治理手段。在政治強力的打壓下，一部分鹽場大族走向沒落，而另一些則在經歷艱難轉型后，開啟新的歷程。

本文節選自蔣宏達著，《子母傳沙：明清時期杭州灣南岸的鹽場社會與地權格局》，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