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孫建偉 上海灘雜志公眾號

魯迅與瞿秋白

1927年10月，魯迅辭去廣州中山大學教職，偕許廣平來到上海，住在虹口東橫浜路景云里。

盡管景云里的寫作環境一如許廣平的抱怨：“竟夜行人，有唱京戲的，有吵架的，聲喧嘈鬧……平時搓麻將的聲音，每每于興發時，把牌重重敲在紅木桌面上。輒使魯迅擲筆長嘆，無可奈何……夏天，高鄰要乘涼，牌興又大發，于是徑直把桌子搬到石庫門內，迫使魯迅竟夜聽他們的拍拍之聲，真是苦不堪言的了。”但由此開始將近十年的上海生活，仍是魯迅創作的一個新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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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想結識從未謀面的魯迅

身處蒙昧動蕩的年代，魯迅以一支銳筆直戳社會黑暗，意圖喚醒大眾，啟迪民智。然而當局控擾，畏者驚懼，避之不及。但也有堅定的同道者。魯迅與瞿秋白從相知相識到心心相通，不僅凝鑄了兩位忘年摯友的真情，也成為魯迅在上海期間思想和文學觀趨向深刻的見證。

1931年初，在米夫操縱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瞿秋白被免去中央領導職務。但瞿秋白并未因為離開了政治中心而沮喪，反而覺得自己可以有時間做老本行了。瞿秋白曾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率先翻譯并研究普希金、托爾斯泰、萊蒙托夫等人的文學作品，俄文翻譯功底深厚。他對馮雪峰說，“中央已經讓我在上海養病，我很想趁此機會重操舊業，翻譯一些俄文作品。”他還有一個心愿，就是想結識從未謀面的魯迅。他比魯迅小18歲，讀過魯迅的很多文章，十分傾心。對他來說，魯迅是一個前輩和偶像級人物。但“一直無以與先生謀面，實在是一件憾事”。

馮雪峰是深受“五四”影響的“湖畔詩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兩個月后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遭通緝來到上海，在柔石引薦下與魯迅相識，不僅成了魯迅的學生和知己，也成了魯迅與中共之間的聯絡人。1930年，馮雪峰以魯迅為旗幟，建立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簡稱“左聯”。馮雪峰任“左聯”黨團書記，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馮雪峰將瞿秋白的情況通報給魯迅后，魯迅說：“他的《莫斯科通訊》，我看過，他很有才華，翻譯的文章耐看好看。”魯迅曾從日文版本轉譯過一些俄羅斯文藝理論，覺得如能直譯更好，現在瞿秋白在上海，讓他來做最好不過。魯迅也看過瞿秋白寫的雜文，感慨文章的“明白暢曉，一覽無余，真有才華，是真可佩服的”。這兩個相差幾乎兩代的“忘年”，未曾謀面，文品和人品已息息相通了。

魯迅曾約請翻譯家曹靖華翻譯被他評價為“鐵的人物和血的戰斗”的蘇聯“紅色經典”《鐵流》。1931年秋，曹靖華寄回譯稿，魯迅發現序言沒有翻譯。他以為《鐵流》沒有插圖還不要緊，但缺乏序言就太遺憾了，于是立即想到了瞿秋白。瞿秋白很快將這篇序言譯出來。魯迅對這篇短短的譯序高度贊揚：“那譯文直到現在為止，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筆了。”然而《鐵流》中譯本一經問世，便遭嚴禁。魯迅只能通過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內山書店，把書籍放在柜臺下面，把一千冊書暗中銷售給讀者。后來魯迅發現有投機書商盜印《鐵流》，“壞字錯字，弄得一塌糊涂”。可就連這樣的盜版書，也遭當局沒收。但這也說明了這本“禁書”的流行程度。

2

許廣平：

魯迅和瞿秋白相見就像魚遇著水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在馮雪峰的陪同下來到魯迅當時位于北四川路的住所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

20世紀初拉摩斯公寓

馮雪峰（前排左一）一家與魯迅一家合影

兩年前，經內山完造介紹，魯迅攜許廣平和兒子周海嬰在這棟公寓里居住。170多篇著譯作品在這幢公寓的3樓居室里源源不斷地誕生并問世。《為了忘卻的紀念》《論第三種人》《友邦“驚詫”論》等名篇都在這里寫就。而后，瞿秋白就成了魯迅家的常客。

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和瞿秋白一開始相見就真像魚遇著水，融洽自然……魯迅對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別重逢有許多話要說的老朋友，又如毫無隔閡的親人骨肉一樣，真是至親相見，不須拘禮的樣子。”兩人之間互為欣賞，雖初次見面，卻像無話不談的老友。許廣平說，他們談得特別投機，“從日常生活，戰爭帶來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學戰線上的情況，都一個接一個地滔滔不絕無話不談，生怕時光過去得太快了似的”。魯迅的朋友圈很大，這個“小朋友”是履歷十分特別的一位。他曾是馳騁于政壇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又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魯迅對瞿秋白介紹共產國際綱領與策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方面的文章都贊賞有加。他說，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人。

此時的瞿秋白雖然離開了中共領導層，卻仍要時時防范躲避國民黨的追緝。在國民黨當局看來，他的思想和理論傳播，是一顆危及社會的定時炸彈。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報告中，瞿秋白與周恩來的懸賞價都是2萬大洋。然而瞿秋白在東躲西藏的生活狀態中仍堅持著著譯，魯迅的家不止一次成為他的避難所。魯迅知道瞿秋白的身份，常為他的安全擔心，當然更明白藏匿“共黨要犯”的巨大風險。

瞿秋白后來多次對黨內同志說，我是在危難中去魯迅家，他那種親切與同志式的慰勉，臨危不懼的精神，實在感人至深。

3

魯迅主動推薦秋白

編選自己的雜感集

1933年，瞿秋白住在東照里12號的亭子間，離魯迅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居住的大陸新村不遠。這兩位肝膽相照的忘年之交走得更熱絡了。據瞿妻回憶，魯迅幾乎每天都到東照里去看望他們，兩人的友誼越來越深，相互視對方為可信賴之人。“魯迅和秋白談論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我們見到他，像在海闊天空中吸著新鮮空氣享受著溫暖的太陽一樣。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沖破了牢籠似的小亭子間里不自由的空氣。我們舍不得魯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聲、愉快和溫暖還保留在我們的小亭子間里”。

魯迅和瞿秋白的人生軌跡驚人一致。兩人都是經歷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都擁有極好的舊學根基、良好的現代教育背景和極高的文學造詣，都推崇新思想，擁有敏銳的社會洞察力。這一對“老牌憤青”與“少壯新銳”相遇，引為知己是必然的。

這年3月，魯迅主動向北新書局推薦由瞿秋白編選自己的雜感選集。征得同意后，4月初，瞿秋白編就《魯迅雜感選集》，并“花了四夜工夫”寫成長篇序言——《〈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化名“何凝”）。《魯迅雜感選集》的出版，是這兩位“三觀”融洽的摯友友誼的結晶，更是瞿秋白嘗試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土化的重大突破。魯迅對這篇序言極為賞識，以致于“香煙頭快燒著他的手指頭，他也沒有感覺到”。這也應是魯迅擁有紅色經典元素的思想巨人的佐證之一。

4

魯迅臨終前還在編輯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

大多數新文化人士對魯迅思想的深刻和杰出的文學才能，尤其是向舊世界不斷進擊的果敢和特立獨行的人格深感欽佩，但也有人貶言魯迅只是“雜感家”，甚至以“封建欲孽”攻訐之。瞿秋白卻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寫道：“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斷斷續續地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于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里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斗的意義。”這段話在那些歪曲貶損魯迅的人看來一定非常辣眼。瞿秋白還第一次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說：“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斗，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這段話集中表達了瞿秋白對魯迅以及他的雜文對于中國文化和思想革命的重要影響和歷史地位的認識，也對魯迅的思想演變發展和時代背景的關系作出了精確的梳理。

1935年6月瞿秋白遇害后，魯迅悲慟不已，甚至提不起筆來。同年秋，魯迅抱病將瞿秋白關于馬、恩、列的論文和諸多文學作品編輯成《海上述林》上、下兩卷，以為永遠的紀念。魯迅親自撰寫（上卷）序言和薦書廣告：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是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并世無兩。其中《寫實主義文學論》與《高爾基論文選集》兩種，尤為煌煌巨制……

瞿秋白著《海上述林》書影

《海上述林》上卷六百七十余頁，分精裝和平裝，重磅道林紙印刷，玻璃版插畫九幅。魯迅說，中國沒有像這樣考究的書出過。的確，從編輯、排版、校對、印刷、裝幀、題簽、封面設計，他都一一過問，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遺憾的是，魯迅終究未能看到下卷的出版。193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還致信曹靖華記掛著此事。魯迅與瞿秋白的深厚情誼是他的上海歲月中鮮紅而珍貴的一筆。

END.

制作：馮 曄

原標題：《【海上紅韻】高山流水：魯迅與瞿秋白的上海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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