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距離首次問世已有三年，“一帶一路”仍可說是2016年最熱門的時事議題之一。隨著中國近幾年在國際社會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國際經濟上的突出表現，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歷史交流也逐漸為海內外學界所關注。

就筆者于2016年所參加的幾場學術會議而言，如6月在挪威卑爾根舉辦之“第十四屆國際藏學大會”；7月中國人民大學“漢藏佛教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張家口·冬奧會與一帶一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于無錫馮其庸學術館召開之“國學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等，不少海內外與會學者對于歷史時期中國與周邊地區的密切交流，愈來愈加關注。此外，筆者于去年8月與烏云畢力格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合作舉辦之“帝國與族群：第二屆清朝與內亞工作坊”，以及在11月與滕華瑞（Gray Tuttle）教授于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系主辦之“一帶一路：中國、內亞與東南亞的歷史交流”工作坊，更是直接以探討歷史時期中國、內亞與東南亞等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為會議主旨。根據筆者參加這些會議的經驗，中外學人逐步傾向將中國史放置在東亞史乃至全球史的脈絡中來理解；尤其在海外學術界，以中原地區作為中國研究核心的取徑，或者將中國孤立于其他周邊地區的研究，已經遭遇到嚴重的挑戰。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的口號風行于中國的當下，史學界將會如何應對并自發地產生現實關懷，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2016年11月11-12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魏德海東亞研究所與東亞系舉辦之"一帶一路：中國、內亞與東南亞的歷史交流"工作坊。圖為哥大藏學講座滕華瑞教授開幕致辭。

就本人較為熟悉的清史與內亞研究而言，筆者以為重視內亞與海洋史的多元視角，不僅能為中國研究本身注入新的活力，更可以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對東亞、內亞與東南亞的過去與未來，提供更為深入的分析，進而反思過去中國研究中的傳統范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清史、內亞史與海洋史研究的對話與交流，不僅有助于區域研究的整合，亦能通過中國周邊地區的多元視野，動態地考察“中國”這個概念的形成與歷史變遷。適逢新年之際，應澎湃新聞之邀分享去年的閱讀收獲，筆者是以不避孤陋，從清史與內亞學的角度分享一些相關的閱讀心得，并旁及海洋史研究的近期成果，尤其是對于近十年出版而尚未受到中文學界廣泛關注的佳作進行簡介。然而囿于識見以及行文篇幅，難免掛一漏萬，尚請讀者指正。

近二十年來隨著中外史學界對清帝國性質的爭辯，清朝統治的內亞因素受到廣泛的討論，這也使冷戰后突然消沉的內亞學重新為世人所關注。而從美國傳來的 “新清史”及其所引發的學術辯論，更是蔚為風潮，甚至引起許多原本不從事清代民族史研究的中國學人，紛紛跨足清史研究，頗有指點江山之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長期耕耘檔案材料，精通多語種文獻的清史研究者，卻反而保持相對冷靜的態度，卻也造成他們的研究成果，相對為中文讀者所忽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吊詭的現象。尤其當“新清史”爭議在中國學界炒得火熱的同時，被部分中國學者視為“新清史”思想根源的日本東洋史學界，卻鮮有清史研究者做出相關回應。對照“新清史”爭議在中國所衍生出的激情，日本學界對于學術分歧一貫的審慎與篤實的學風，或許發人深省。在部分中國學者耗費精力怒斥“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與“歷史虛無主義”的當下，日文學界在清史與滿學研究上卻持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日本京都大學榮譽教授河內良弘積二十余年之力，終于出版《滿洲語詞典》（松香堂書店，2014），為清史、滿學與滿文文獻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日本的清史研究傳統向來重視滿文文獻乃至清朝的內亞性，而近年來日文學界也有不少相關代表作出版，如現任中國東北師范大學副教授的莊聲（Kicentai）于去年出版之《創建帝國的語言政策：大清國初期的語言生活與文化》（帝國を創った言語政策: ダイチン?グルン初期の言語生活と文化；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6）便是代表之一。作者運用大量滿文與朝鮮史料，細致地考察了自十七世紀初以降滿洲人語言與書寫文化的發展，以及滿洲與蒙古與漢文化之間的多元交流，是今后研究清初文書制度、書籍文化史以及滿漢交流史的重要參考讀物。本書的特點在于，作者不僅精通文書制度，還具備聲韻學與史料學的專業知識，因此能夠對大量滿漢文本進行嚴格的語史學研究，為讀者呈現滿洲初期多元的文化背景。除了扎實的考證與史料證據外，本書也頗能回應重大的史學問題。如本書第二部分討論了漢文化的容受與傳播對滿洲文化的影響，如滿洲人學習漢字、漢籍以及對明朝公文與印璽制度的借鑒等議題，或能為長期紛擾的“漢化”（Sinicization）與“涵化”（acculturation）等爭議，提供更為持平的詮釋。至于滿漢文字的文書翻譯及其制度化的過程，亦可為近年美國學界所關注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提供新的參照。

關于中國東北民族史，京都大學教授松浦茂《清朝的黑龍江政策與少數民族》（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數民族；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6）也是一部值得關注的杰作。本書作者運用《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三姓副都統衙門檔案》和《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等大量滿文一手史料，深刻爬梳了十七末至十九世紀清朝對黑龍江流域所進行的調查、八旗制度的引進、地方居民的集團移住以及東北毛皮貿易等課題，為探討清廷中央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尼布楚條約后清廷在黑龍江流域所進行的地理調查與國界勘定，筆者認為這些案例很可能反映出清朝作為前近代民族國家，已經具備一定的地理情報搜集整合能力以及類似于近代國境線的概念，這讓筆者聯想到幾個相關的議題：如“國界”的概念，是否必然為西歐民族國家的產物？通觀研究中俄在滿洲與新疆的案例，是否有可能對作為歷史產物的“國界”提供新的歷史詮釋？此外，關于地理認知與毛皮貿易網絡的議題，似乎也可與馬世嘉（Matthew W. Mosca）《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斯坦佛大學出版社，2013）與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即將出版之《皮草裝點的世界：清王朝統治之下的野生生物、原始地帶及自然邊緣》（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斯坦佛大學出版社，2017）相互參照。

日本關于清史與內亞學的著作甚多，筆者無法一一在此細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原日本東北學院大學教授細谷良夫編《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線：追尋田野與文書》（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フィールドと文書を追って；山川出版社，2008）。這本論文集集結了十五篇來自日本、中國與美國清史研究者的論文，重點討論清代八旗、清代檔案中的地方社會以及清朝與蒙古等課題。本書題為“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線”，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清朝史”與“清代史”這兩種取徑的不同。有學者認為傾向“清朝史”研究者多半通曉滿文，強調清朝在政治、文化層面的滿洲特性；而“清代史”研究者則偏向使用漢文材料，側重于明清兩代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延續性。這種二分的說法或許不夠精確，但也反映出重視滿文文獻與內亞視角的研究者，在日本清史學界可以說是雄踞一方；而側重漢文史料的取徑，僅僅是日本清史研究的一個面向。換言之，日本的清史研究并沒有片面強調中原或者內亞其中一個面向，而是保持著相對多元的學術風氣。有趣的是， 即便日本的“清代史”研究者多半使用漢文，卻鮮有學人公開貶低滿文史料的重要性，而“清朝史”研究者更是不遺余力搜集整理滿文史料。反觀中國學界，滿文與漢文材料的使用者不僅比例懸殊，絕大多數的清史研究者對于內亞視角亦缺乏基本的認識與理解。回顧2016年，有中國學者為反對“新清史”，公開批判“滿文史料的局限性”，竟把運用滿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史料和“新清史”機械地畫上等號，這不啻為一大憾事。中國自歷史時期逐步發展為今日的多民族國家，清代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今日中國的清史研究者，若仍抱持著漢文史料獨尊的心態，不能平等地看待滿、蒙、藏、維等民族文獻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這不僅是在學術上畫地為牢，更有可能不利于建設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

除了日本學者之外，近年西文學界的蒙古學與藏學研究也越來越關注內亞與清朝的交往。就筆者的閱讀經驗，德國波恩大學教授史衛國（Peter Schwieger）《達賴喇嘛與中國皇帝：西藏活佛轉世制度的政治史研究》（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ibetan Institution of Reincarnation；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5）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作。本書最大的貢獻，在于使用大量一手藏、漢文檔案，通過藏、蒙、滿、漢多元文化的視野，重新梳理了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過去海外藏學界中，清代西藏史是相對薄弱的環節，自伯戴克（Luciano Petech）、阿赫邁德（Zahiruddin Ahmad）等前輩學者之后，長期缺乏重大突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檔案史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則是海外藏學自一九七〇年代后開始出現藏傳佛教研究獨大的趨勢，使得不少藏學研究者對清史以及多語檔案缺乏研究興趣。然而德國波恩大學的藏學研究卻曾獨樹一幟，在原波恩大學教授迪特·舒（Dieter Schuh）與史衛國等人的努力下，先后整理大量藏文檔案，其中又以西藏功德林寺檔案為大宗。根據功德林寺檔案與其他已出版之藏漢文檔案，史衛國成功地重構了西藏活佛轉世制度以及清朝與西藏政府之間的交往過程。

另一本近年值得關注的西文藏學著作，當為四川大學副教授玉珠措姆（Yudru Tsomu）《工布朗吉在康區的興起：瞻對的獨眼龍勇士》（The Rise of G?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列克星敦出版社，2015）。過去清代西藏史研究往往側重于衛藏格魯派上層核心，然而近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目光投向位于漢藏交界帶的安多與康區的地方社會，而本書的選材也反映出藏族史研究的新動向。通過勾勒瞻對土司工布朗吉（1799-1865）的一生，作者試圖通過發掘康區游牧社會的地方氏族傳統，重新詮釋工布朗吉與清廷的軍事沖突。

在蒙古學方面，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威斯納·華萊士（Vesna A. Wallace）主編之《蒙古歷史、文化與社會中的佛教》（Buddhism in Mongolian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ety；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是筆者認為較能反映近年蒙古學前沿的著作之一。這本論文集一共收錄了十五篇來自歷史學、人類學與宗教學等領域的蒙古學家的論文，討論十六世紀以降佛教在蒙古各地的發展與影響。本書各篇論文的主題與方法雖相對多元，卻有著共同的學術關懷，亦即強調蒙古佛教文化的主體性與異質性。過去不少學者將蒙古佛教簡單地視為藏傳佛教的復制品，并把蒙古佛教的發展完全歸因于清朝“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政治考慮；然而本論文集通過考察佛教在蒙古的在地化及其與蒙古地方傳統與族群意識的交互作用，突顯了蒙古傳統對佛教在地化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如本書由華萊士執筆的第五章，討論成吉思汗形象的轉變與蒙古佛教認同的發展，其中涉及蒙古地理知識與佛教世界觀的相互影響，尤其是“五色四藩”與“五方佛”觀念的內在理路，可以進一步參閱烏云畢力格教授與筆者所發表之《論“五色四藩”的來源及其內涵》（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近年來海外關于蒙古佛教文化的研究亦不乏佳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沙怡然（Isabelle Charleux）《朝圣中的游牧者：中國五臺山中的蒙古人，1800-1940》（Nomads on Pilgrimage: Mongols on Wutaishan (China), 1800-1940；萊頓：博睿出版社，2015），以及凱洛琳·漢弗萊（Caroline Humphrey）與呼日勒巴特爾·悟哲德（Hu?relbaatar Ujeed）合著之《一個寺廟的歷史：蒙古佛教的形成》（A Monastery in Time: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Buddhism；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3）。

總而言之，近年來海外蒙藏學研究一方面強調研究本體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越來越重視內亞世界與清代中國的互動交流，而后者也可能反映在美國高校的學科劃分上。近年來美國高校中為數不多的蒙藏學教席，開始在東亞系而非過去的內亞系落腳，如哥倫比亞大學的藏學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蒙古學講座，便是突出的例子。然而這個現象是否真的代表中國崛起，將會帶動美國蒙藏研究的轉型，抑或僅是美國學界內部自身的學科調整，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除了與清史研究進一步結合之外，筆者認為滿、蒙、藏等傳統定義上的內亞學科，未來應積極地與海洋史研究展開對話，而這也是去年筆者在哥大組織一帶一路工作坊的初衷。去年閱讀的東亞海洋史專著中，有四本新書尤具啟發，時代跨度涵蓋十七至二十世紀初，也正好反映出海外學術界對清代海洋史不同時段的前沿成果。第一本為布蘭迪斯大學助理教授杭行（Xing Hang）《海洋東亞中的沖突與商貿：鄭氏家族與現代世界的形成》（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劍橋大學出版社，2015）。本書深入考察了鄭氏家族在東亞海域的勢力擴張及其對臺灣的經營，并分析了鄭氏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際與西方殖民勢力首次進入亞洲的歷史背景下，對于東亞與東南亞海域整合所發揮的歷史作用。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筆者對于活躍在越南與湄公河三角洲一帶的明遺民勢力，如楊彥迪、陳上川與鄚玖等人，及其與明鄭勢力的交通，尤其感到興趣，而筆者有幸聆聽杭行教授關于鄚天賜與河仙政權的精彩講演。筆者以為，清朝與東南亞明遺民勢力的交往，將是今后中越交流史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議題。

另一本關于東亞海洋史的力作，為埃默里大學教授歐陽泰（Tonio Andrade）《火藥時代：世界史中的中國、軍事革新與西方的崛起》（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6）。本書探討了十三世紀以后中國與西方火藥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十六至十九世紀軍事技術差異對中西“大分流”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本書在方法上更接近全球史而并不局限于明清海洋史，但本書第二、第三與第四部分中關于火藥技術對中西海上擴張的比較討論，對清史研究者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除了以上兩本英文新作，日文學界在海洋史方面的成果也非常值得借鑒。如信州大學準教授豊岡康史《從海賊所見之清朝：18—19世紀的南中國海》（海賊からみた清朝：十八~十九世紀の南シナ海；藤原書店，2016），通過研究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活躍于南海海域的海盜勢力在閩浙粵一帶的活動，以及清朝的相應措施，本書從海洋的視角對嘉慶變革進行了深入的探索。至于晚清時期華南沿海地區的社會管理、中英關系以及鴉片戰爭對清朝海上政策的影響，則可以參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準教授村上衛《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海の近代中國―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3）。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中譯本已于2016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對研究晚清海洋史的中國學者而言，是不可忽視的參考文獻。

簡單回顧過去一年關于清代內亞與海洋史的幾本新作，以筆者管見，未來海內外的清史研究亟需與內亞學與海洋史進行整合，如此不僅能將清史研究的視野從東亞擴展至內亞與東南亞，還可能為一帶一路的國家建設提供更為深入的歷史分析。不僅如此，對于所謂的“新清史”爭論，中國學界也不應停留在一味批判滿文文獻與內亞視角的層次，今人動輒恥笑清政府的“天朝”心態，清朝的遺產卻從未離去。今日的學人是否能夠放棄以中原為單一中心的歷史敘事，不僅將左右未來中國史學界的發展，也可能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送走2016年，也期許我們能告別“清朝是否為中國”的爭辯，因為清朝不僅屬于中國，屬于內亞與海洋，更屬于全世界。

（本文原題《一帶一路：內亞與海洋史視角下的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