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增加離婚時家務勞動經濟補償規定。來源：新華社

離婚婦女的權益保障問題近日再次引發關注。

12月20日，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這是該法施行近30年來又一次進行重大調整。據新華社報道，“草案”針對離婚時家務勞動經濟補償增加規定：女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男方工作等承擔較多義務的，有權在離婚時要求男方予以補償。補償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婦女權益保障法“大修”提及對離婚女性家務勞動的權益保障，一時之間社交媒體對此討論熱烈。有網友認為，“家務勞動補償討論的聲音很久了，說實話這是對家庭主婦的保護?！?/p>

澎湃新聞注意到，媒體評論多認為，離婚時補償女性家務勞動，是從法律上確保了婦女權益，讓選擇放棄職場、投身照料家務的全職主婦得到了應有的尊重。

《光明日報》12月21日刊發評論認為，此次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專門擬增設相關規定，釋放的信號是明顯的：讓女性在家務勞動中的付出和價值更被看見，扭轉“女性干家務理所應當”“男性不需要參與家務”等性別偏見，構筑更平等更和諧的新型家庭關系。

評論認為，在現代社會，在男女在職場和公共事務上同等競爭、同樣付出的語境下，長期以來的“男主外，女主內”的這種觀念需要改變。該評論也指出，具體的家務勞動分工，是一個復雜且具象的問題，不能教條式地絕對追求“男女平攤”。

正義網12月22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大修”,體現出充分認可女性在維系家庭中作出的努力,讓選擇放棄職場、投身照料家務的全職主婦得到應有尊重,保障她們在遭遇家庭糾紛時得到相應保護。

評論指出，保障女性權益還需配套更多公共服務措施跟上來,比如健全普惠性學前教育和托育服務保障機制,增加社區照顧服務,增加再就業培訓公共服務,幫助因生育而中斷就業的女性順利實現再就業,積極探索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努力降低育兒成本,讓照顧家庭責任逐步擺脫女性化、家庭化和私人化。

深圳特區報22日發表評論《女性多做家務豈是天經地義》指出，考慮到不少家務勞動難以用市場化手段來衡量，究竟應該如何折現更是個難題，因而還需要更多的司法實踐來進行探索。但不管如何，這是我國婦女權益保障邁出的重要一步，對于推動全社會的性別平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澎湃新聞21日刊發的一篇文章指出，解決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之間的性別困境，要拓寬女性自身個人發展的空間，不僅僅需要打破職場好家庭觀念中的性別歧視，尋求夫妻共同育兒的改變，也需要獲得社會福利和公共制度的支持。

作者認為，這其中，最緊迫和最具現實意義的改變之一，就是承認包括家務和生育在內的女性再生產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保障婚內女性的個人經濟權利，消除母職懲罰和照料懲罰。

澎湃新聞梳理發現，離婚時對承擔家務較多的一方是否補償及如何補償，司法實踐中已有相關判例。

據新安晚報報道，今年3月，安徽肥東縣人民法院應用《民法典》審理一起離婚糾紛案，丈夫起訴離婚，法院判定丈夫魏某付給妻子一次性經濟幫助費5萬元。

肥東縣人民法院認為，婚后妻子一直在家操持家務、照顧子女，未參加工作；丈夫魏某從事建筑工作，有較為穩定和豐厚的收入；離婚后譚某沒有固定住所及穩定收入，生活較為困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條關于“離婚時，如果一方生活困難，有負擔能力的另一方應當給予適當幫助”的規定，譚某要求魏某給予經濟幫助的請求，法院予以支持。綜合考慮雙方的財產狀況等因素，結合當地的一般生活水準，法院酌定魏某給付妻子一次性經濟幫助費50000元。

另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6月，浙江臺州法院審理了一起離婚糾紛案，來自浙江臺州的齊女士與楊先生結婚后一直在老家帶孩子，丈夫在外地工作。夫妻雙方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鬧至法院訴訟離婚，齊女士認為自己照顧孩子、料理家務，負擔義務較多，要求楊先生從雙方結婚之日起按每月5000元的標準補償共計19萬元。

浙江臺州法院審理認為，齊女士所求補償款過高，應依法予以調整，一審判決準予楊先生和齊女士離婚，孩子由齊女士撫養；參照當地生活水平，楊先生每年支付撫養費8400元，同時補償齊女士1.5萬元。

法官表示，結婚后，原則上推定夫妻雙方對家庭的貢獻、付出相等。因此，離婚時平均分割財產，看似對雙方進行了平等補償，但為家務付出較多的一方有無形中的犧牲。在外工作的一方，離婚后可繼續享有之前的資源、人脈，身份地位不變；但長期在家付出的一方，離婚后涉及重新回歸社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