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黑焦油海洛因過量問題在阿普蘭高中肆虐。

被譽為“優雅生活之城”的阿普蘭，是洛杉磯以東40英里的一個郊區，住在那里的主要是中產階級。學校里的孩子先是染上了藥癮，隨后是對海洛因上癮。如今，他們從校園里的一些毒販那里買海洛因，而供貨的是當地的墨西哥毒販，尤其是一個被稱為查托的毒販。

阿普蘭

告訴我這件事的特工說，他們已經從線人那里聽說了查托的團伙。他們試過一兩次想打入該團伙，可是阿普蘭高中吸毒過量問題的爆發讓調查變得更加緊迫。

監聽到的內容和線人的消息表明，查托來自納亞里特州，很可能是鉿利斯科（目前墨西哥最大的販毒集團，下文提到的“鉿利斯科男孩”指該團伙的成員——編者注），住在阿普蘭以東25英里處的河濱縣。他在該地區有一幫遞送海洛因的司機，在拉斯維加斯還有另一幫。他有4部手機：其中兩部分別用來聯系阿普蘭附近的安大略和拉斯維加斯的客戶，第三部用來聯系他的司機，第四部用來聯系墨西哥那邊，特工們還沒有這部手機的號碼。

對查托犯罪團伙的調查持續了3年，并把他的買賣與其他團伙以及美國14個州的納亞里特州批發商聯系了起來。通過拼湊這些販毒網，特工繳獲了1000磅海洛因，并且認為這只是那些販毒團伙帶入美國的毒品的一小部分，這些人每次只會攜帶幾公斤。

而且，查托似乎并不是一個人。無論輪到哪個人來管理這些團伙都是用這個名字，這些團伙已經不知不覺地運作了十年。特工們猜測，這些團伙的老板住在墨西哥。

《夢癮》出版后的幾個月，人們經常問我，“鉿利斯科男孩”是否還在繼續經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舉了一些例子，其中之一就是河濱縣、安大略和拉斯維加斯爆發的海洛因過量案件。“鉿利斯科男孩”依然在美國各地賣毒品。這一點并沒有改變。

但是，“鉿利斯科男孩”的海洛因市場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最重要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藥癮者漸漸改用海洛因，美國的海洛因市場膨脹了。美國疾控中心發現，從2010年到2013年，海洛因過量致死的案件增加了3倍。在宣布了一項關于海洛因使用范圍的新研究后，疾控中心與美國食藥局、緝毒署共同發出了一份新聞稿稱：“在全國男性女性、大多數年齡組和所有收入水平的人群中，吸食海洛因者的數量都增加了。增加最多的是有史以來海洛因使用率最低的群組，包括女性、有私人保險和較高收入的人群。”

麻醉藥品的過量處方為海洛因創造了新市場，而“鉿利斯科男孩”是最先認識到并系統地對其加以利用的。但如今這個消息傳了出去，非法市場的每個人都知道該賣海洛因。毒販的數量似乎暴增，將“鉿利斯科男孩”曾在許多州占據的大部分市場擠得滿滿當當。原先在街頭賣冰毒或可卡因的毒販，據說也改賣海洛因了。我聽說在辛辛那提，站在街角賣毒品的大量黑人似乎比以往的年紀更輕，來買的人是從三州交界地帶的郊區和農村開車來的白人癮君子。為了吸引客戶，毒販們像狗吠一樣叫賣——“狗食”就成了黑焦油海洛因時代里海洛因的代號。

墨西哥的販毒集團現在也充分意識到了這個新的海洛因市場。他們似乎正在接管哥倫比亞毒販在美國東部的支配地位，就像20年前從后者手里搶奪可卡因生意一樣。“哥倫比亞人幾乎徹底地退出了美國的（海洛因）直銷體系，”紐約執法機構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我，“1980年代末發生在可卡因上的事……如今在海洛因上重演了。”

就在我們這次談話前不久，紐約警察查獲了150磅從墨西哥的錫那羅亞進口的海洛因，但這批海洛因最初來自哥倫比亞。哥倫比亞毒販認為，雖然他們的利潤少了，但是風險也小了，如今把毒品賣給鉚足了勁去開發蓬勃發展的美國市場的墨西哥販毒集團，他們知足了。

不僅如此，每一位新上癮的人都是潛在的毒販，因為賣毒品是很多人保證自己有毒品用的方式——全職工作不符合嗎啡分子的需求。

與此同時，臨界多數（a critical mass）似乎已經形成。《夢癮》出版后不久，痛失子女的家庭開始在公開發布的訃告里提及他們的孩子與毒癮做斗爭的事。24歲的丹尼爾·沃倫斯基是俄亥俄州北部埃文萊克市人，在提到他“詼諧幽默、富有魅力”之余，他的父母寫道，“不幸的是，他與毒癮斗爭了5年”，最終還是敗下陣來，而在離世前，他常常會說起自己那些死于毒品過量的朋友。

“有人說，養育孩子需要社會，”他的父母寫道，“打敗毒癮也需要社會。”

由此，越來越多的反海洛因團體開始在臉書上形成。與我剛開始做研究時的境況不同，現在已不再難以找到愿意開口講述自家故事的父母。阿片類藥物成癮正在擺脫污名和禁忌，就在幾個月前，人們對此還不敢發聲。這一切讓我想起艾滋病流行的事，其間許多死者家屬一開始也為他們的死編造了許多委婉的說法。后來，情況變了。死者的家人、父母鼓起了勇氣，放下顏面，將實情公之于眾。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美死于藥物過量的人數在2020年飆升至9.3萬人，比2019年增加近30%，創歷史新高

在登出一篇報道，將《波特和吉克的信》稱為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14年后，《時代周刊》又關注起了沸沸揚揚的阿片類藥物成癮事件，還上了封面報道。《體育畫報》就運動員對這些藥物上癮的問題發表了長篇報道。全國各地的報紙也將其所在地區的海洛因問題作為大新聞予以報道，多半還配了吸毒者手臂上插著針頭的照片。

其結果之一是，美國有些地區的醫生在開處方的問題上又走回了老路。可是這一次，醫生的做法似乎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還是沒有考慮人們是否真的需要這些藥——就像它們過去被開給幾乎任何人一樣。因此，那些真正需要阿片類藥物治療慢性疼痛的患者反映，他們開藥很難。

我曾兩次在白宮國家禁毒政策辦公室（ White House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所謂的“緝毒沙皇”辦公室——發表演講，該部門向我保證阿片類藥物濫用流行病是其當務之急。新任“緝毒沙皇”邁克爾·波提切利有公共衛生系統的背景；他是第一位并非來自執法機構或軍隊的“沙皇”。他也在戒酒，而且有25年沒碰過了。他的部門并進來一個海洛因特別行動小組，在我寫書時，這個小組正在為行動編制草案。

希拉里·克林頓的一位競選顧問打來電話。她說，克林頓夫人在艾奧瓦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舉行競選活動時，從有子女染上毒癮的父母那里聽說了很多事情。我們在電話里談了一個小時，談到了止痛藥、藥丸工廠、墨西哥的海洛因販運，也談到了讓這一流行病得以迅速傳播的眾口不言的氛圍。一個月后，據報道克林頓夫人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政策建議。

當2016年總統競選啟動時，我希望這個話題能被頻繁地討論，尤其是那些成癮者的父母能夠發出他們的聲音，講出他們的故事。

實際上，美國農村和郊區的白人孩子普遍出現的上癮現象，影響了全美各地，塞斯·諾曼法官在納什維爾也已經注意到了。那些我懷疑被很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想法，如今被重新審視。相對于坐牢，戒毒可以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父母們催促政治家尋找其他方法來代替對他們上癮的孩子的監禁或判以重罪。最引人注目的是，整個2015年秋季，共和黨候選人爭先恐后地在戒毒問題上表現出了最強烈的同情心。克里斯·克里斯蒂、卡利·菲奧里納以及杰布·布什都講述了他們所認識的成癮者，亦是他們至親好友的故事，要是在10年前，這樣做可能會讓他們在共和黨初選中完全喪失獲勝的機會。就好像多年來，“嚴懲犯罪”的討論使得許多共和黨人不得不在毒癮問題上保持沉默。如今，他們可以放開手腳自由地談論、質疑過去的陳詞濫調。

這讓我想到了海洛因，如此令人生畏、聞風喪膽的海洛因正在成為使美國改變的強效催化劑。

阿片類藥物災害正在使曾經不可想象的政治策略變得可以接受。由于共用針頭，印第安納州農村地區的斯科特縣爆發了艾滋病，該州的共和黨州長下令實施針頭交換計劃。效力于共和黨州長的俄亥俄州監獄系統負責人開始為監獄犯人申請州醫療補助計劃，好讓他們出獄后能負擔得起戒毒治療。“我們把錢用于社區而不是監獄，”他告訴記者，“我不打算再建一座該死的監獄。”馬薩諸塞州格洛斯特的警察局長倫納德·坎帕納羅宣布，他不會逮捕帶著毒品或吸毒工具來警局自首的人，而是會為他們找地方戒毒。在街頭流動劇團的啟發下，他還貼出了五家最大制藥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的姓名和聯系方式，以及他們的薪資和福利。

美國戒毒恢復點

為替《紐約客》撰稿，我拜訪了保守卻又帶有自由主義氛圍的肯塔基州北部地區，發現一些縣正在將監獄的輔樓改造成設施齊全的戒毒診所。在肯塔基北部地區，民主黨人有段時間在選舉中異常艱難，而那些不肯承認毒癮也是一種疾病，對此最好加以治療而不是投入監獄和判以重罪的共和黨人同樣很難當選。在肯頓縣和普拉斯基縣，監獄實際上早已雇用正在戒毒的成癮者來運營監獄的康復項目，并為其他人提供指導。看起來，監獄正在慢慢轉變，變成成癮者可以獲得幫助，可以利用在這里的時間擺脫毒品和吸毒生活的地方。

監獄外，阿片類藥物流行病吞噬了可用的康復基礎設施。只有少數且極其富有的家庭能夠負擔得起治療阿片類藥物成癮所需的住院治療：至少9個月到1年，這是成癮專家告訴我的。因此，監獄采取什么形式的問題對于那些從沒考慮過這一問題的家庭來說就變得至關重要了。阿片類藥物災害的這幾年里，在某些地區，希望以古怪的方式存在著，即如果你想要獲得治療，就得去蹲監獄。

這標志著對監獄的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即監獄是一項投資而不是一項開銷。幾十年來，監獄都是一項開銷，幾乎花光了縣預算。囚犯們待在里面幾個月，要么無所事事，要么縱容和謀劃犯罪活動。如今一些縣對監獄有了新的認識，把它當作一個能夠迅速而相對便宜地創造出新的戒毒能力的地方，并且充分利用成癮者原本無所事事的時間以幫助一部分人擺脫吸毒的生活。

監獄成了一項投資，而非開銷。海洛因再次成了改變的催化劑。

然而，這其中也存在著巨大的挑戰。原因就是監獄成了我們對成癮的答案。面對成癮者一次次復吸，監獄似乎是一個穩妥的選擇。至少，在監獄里，成癮者是被關起來的；他們不能闖入民宅，不能從父母那里偷錢，不能去商店順手牽羊，也不能犯下更嚴重的罪行。現在，州政府和縣政府似乎承擔著——至少在大眾看來如此——某種“治愈”成癮的任務，其實質是改變日常行為、讓大腦恢復工作。一旦涉及嗎啡分子，就會有許多問題。我們將拭目以待。成癮者會復吸。事實上，復吸也被假設為戒毒的一部分。我曾經和一部分人談過，他們對戒毒進行了重新定義，認為包括一系列清醒期，持續時間不斷變長，但其間也會復吸。“這是陳詞濫調，我們無法阻止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一位檢察官對我說，“好吧，我們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永遠無法通過事后補救——無論是監禁還是治療——來消除海洛因流行病。”

思路清晰，應該沒錯。

《夢癮》作者山姆·昆諾斯，從事記者工作近30年，曾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墨西哥生活了10年。2004年回到美國后，他為《洛杉磯時報》工作，進行移民、販毒、幫派等方面的調查和報道。
2011年開始撰寫并出版“真相系列”作品，《夢癮》便是其中之一

2015年秋，我回到了樸茨茅斯，發現這座城市仍在不斷改善。莉薩·羅伯茨告訴我一個計劃，他們準備把藍色天使的剪影放在樸茨茅斯東區的居民家里，這些居民提供了海洛因過量的解藥——納洛酮的貨源。

市中心新開的幾家餐館已經關張了。更多的廢棄建筑正在重新裝修。潮人們做起了只有他們才會做的生意，并且在市中心每月舉辦一次公共活動——在最后一個星期五。“大多數人稱他們為‘藍發人’。他們確確實實地推動了這座城鎮的發展。”莉薩說。

咨詢中心的客戶已經增加到了500人，人們在討論咨詢中心新增的服務，即為那些完成了所有項目的人找尋永久住處。一些人對此表示反對，但是我了解得越多，就越堅信新一批康復的成癮者會讓這座城市充滿活力和感激之情，這正是這座城市在經歷了這么多年宿命般的衰敗后所需要的。

與此同時，喬安娜·克羅恩也將SOLACE轉變成一家以舒倍生進行治療的診所，每月接待100位患者，有一位醫生坐診，并且有一臺非常昂貴的尿液分析儀，對每個月來這里就診的患者進行尿檢。之前我見到喬安娜時，她的大兒子一直住在一輛沒有水電的露營車里，現在他不碰毒品，在診所給母親幫忙。

SOLACE的大部分客戶都有州醫療補助。這要歸功于該州的共和黨州長約翰·卡西奇，是他說服他的黨及其控制的立法機關，讓州醫療補助惠及所有俄亥俄州人，尤其是覆蓋戒毒費用。

這座曾經輝煌一時的美國城市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繼續擺脫讓其一直陷于衰敗的舊教條的束縛，真正實現自力更生，這也許是過去這片夢之地曾經的衡量標準吧。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決心不在書中加入任何成癮者注射毒品的場景。我在報上見過太多新聞里有這樣的照片，認為這樣做很過分。而且我認為這些場景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因為這本書只是在一個層面上探討了毒品問題。在為《夢癮》進行調研時，我突然想到，對海洛因——通常意義上的阿片類藥物——的討論，其實也是討論美國的一種方式。

對于包含嗎啡分子的各種藥物來說，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國家還有很多事要做。

到我2012年開始為這本書做調研時，我認為，我們花了數十年時間摧毀美國社會并嘲弄和抨擊政府所做的事，即提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公共資產和基礎設施以及使公共生活成為可能的東西。與此同時，我們盛贊私有部門。我們認為自由市場是永不犯錯的上帝。我們接受了這種經濟信條，允許甚至鼓勵工作機會流向海外。我們慷慨地獎勵我們的金融領袖，因為他們把這些工作機會推向海外。我們要求政府完美，卻原諒私有部門的過錯。

部分私有部門感覺是在享受福利。顯然，在這場阿片類藥物災害中，獲利的是私有部門；承擔這場災害所帶來的巨大損失是公有部門。本書出版后幾個月，《福布斯》雜志將薩克勒家族及薩克勒幾兄弟中唯一健在的雷蒙德·薩克勒列入了“美國最富有家庭”的榜單，作為新上榜者，其凈資產據估計為140億美元。所有這些都源于奧施康定（1996年，普渡制藥推出的新型止痛藥，該公司通過營銷、賄賂醫生等手段，造成大批患者藥物依賴——編者注）的銷售，據《福布斯》估計，自奧施康定1996年上市以來，銷售額達350億美元。

今年的美劇《成癮劑量》講述了老派醫生對抗普渡制藥公司的故事

我們似乎害怕公共場合。父母總是圍繞在孩子身邊。他們擔心公共場合的危險，所以孩子走到哪里，他們就跟到哪里。有這樣一個案子，一對夫婦真的因為允許他們9歲的女兒和她的妹妹單獨去公園里玩而被起訴了。“散養式育兒”這個詞被造了出來，以形容一些膽大的父母，敢讓孩子離開自己的視線范圍。難怪有這么多孩子——絕大多數是男孩——被診斷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醫生給他們開了阿得拉和其他藥。（我希望有人能夠研究一下孩童時被診斷患有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并被開過阿得拉之類藥物的青少年和年輕人的阿片類藥物上癮率。）他們整日被關在屋子里，上躥下跳卻出不去。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男孩子就像狗一樣；他們需要出去跑、跑、跑！小時候，我生活在南加州的郊區，一有空我們就在外面玩——打橄欖球、打籃球、騎自行車或者就是到處亂跑。我們可以一天跑三四英里。我的膝蓋幾乎永遠是破的，還在結痂我就去打鬧，剛結的痂又掉了。我的母親從艾奧瓦州的娘家拿來一個鈴鐺，每到開飯時間她就搖鈴叫我們回家——因為我們總是在附近亂跑。最近幾年里，我先后8次回到我長大的那條街，卻沒有看見一個人影。我過去常常玩耍的公園也總是空蕩蕩的。

在我看來，把孩子關在家里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可以避免受傷、避開危險。聽說在大學里，那些被關在家里對著屏幕長大的大學生會表現得像是生活在任何形式的情感痛苦的真切恐怖中，對此我一點也不驚訝。2015年，《大西洋月刊》上有篇名為《嬌慣的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報道，講述了生活在一個受到高度保護以防身體損傷的時代的大學生，還要求保護其不受痛苦想法影響的現象。他們要求教授對可能引發強烈情緒的內容事先發出“敏感警報”（trigger warnings），比如，在講述一本有關種族暴力的小說前。作者寫道，這種新的校園思潮“假定大學生的心理異常脆弱，因此提高了保護學生免受心理傷害的目標。似乎最終目的是要把校園變成‘安全之地’，不讓年輕人在此聽到任何會引起他們不適的言辭與想法”。

《今日心理學》雜志上有篇文章，名為《學生適應能力的減弱》。文中提到大學生的“需求”日益增加，看見一只老鼠就要叫校警，成績不好就怪老師，“越來越多地因為日常生活問題而尋求幫助，其實很明顯在這種問題上存在情緒危機”。此外，文章還說，教授們“描述了一種日益盛行的趨勢，它把低分看作抱怨的理由而非加倍努力或更有效的學習的動力。大量的討論都圍繞教職工應當完成的工作量而非他們應該對此做出的反應，例如‘振作起來，這里是大學’”。

這一切似乎都是那種理念帶來的預料之中的結果，即我們應當不惜代價讓自己不受痛苦。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所作所為就好像消費和財富的積累就是通往幸福之路。我們讓家庭在感恩節所做的就是排隊購物——Xbox游戲機、平板電腦等——這些東西把我們孤立起來，毒害我們的孩子，而我們的表現就好像在這件事上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將郊區也弄得與世隔絕，把這稱為繁榮。更有甚者，技術的發展在將我們與世界聯系了起來的同時，也讓我們與隔壁鄰居變成了咫尺天涯。

無論窮人還是富人，我們彼此不相干，這樣很危險。

孩子不再在街頭玩耍。公園空蕩蕩的。夢之地沒了，購物中心在它上面拔地而起。

那么，我們為什么還會為海洛因無處不在想不通呢？

正因為我們彼此疏離，海洛因才會蓬勃興旺；是我們為它提供了天然的棲息地。正是我們執著地尋找沒有痛苦的狀態才把我們引向了海洛因。

阿片類藥物

我認為，海洛因是我們35年來培育的價值觀的最終體現，它把每一位成癮者都變成了自戀、自私、孤獨的狂熱消費者。這種尋找阿片類藥物的生活，讓人遠離家庭和社會，并且通過購買和消費一種產品來完全用于自我滿足，而這種產品不僅把孤獨變成了一件正確的事，而且變成了他們自己的選擇。

現在我更加堅定地認為，海洛因的解藥就是社區。如果你想讓孩子遠離海洛因，你就要確保你的左鄰右舍會齊心協力，而且通常是在公開場合下。打造你自己的夢之地，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重重障礙。不需要有玩伴；只要走出去玩。把人們帶出他們的房間，不論那是什么樣的房間。我們可以考慮生活得更簡單一些。追求物質并不等于能得到幸福，任何一位海洛因成癮者都可以說出這樣的話。我去過一些地方，那里的人經歷了這種災害之后變得更富同情心，更腳踏實地，愿意讓孩子去經歷而不是直接把東西給他們，讓他們明白痛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通常都是可以忍受的。對抗海洛因的方法很可能就是讓你的孩子去戶外跟朋友們一起騎自行車，讓他們摔破膝蓋。

我發現，在俄亥俄州的樸茨茅斯隱約有了這樣的起步——這讓我既驚又喜。樸茨茅斯出現的這種令人振奮的現象，最近也出現在了曾被藥片和海洛因重創的肯塔基州北部的郊區。

這是個好消息：我們沒有坐以待斃。我們采取了行動。就像美國人一貫會做的那樣。海洛因的確讓人心驚膽戰，迫使我們不得不采取行動。海洛因對吸毒者及其家人和鄰里的影響是如此令人痛心，以至于讓那些劫后余生的人想起將他們與其他人聯系在一起的紐帶——在有些地方產生了與吸毒者造成的孤立相反的結果。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我是對的——也許海洛因是推動今日之美國做出積極改變的最重要的力量。

無論如何，在有關海洛因的問題上寫作多年之后，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真是這樣，就沖著海洛因教會我們的一切，以及迫使我們認清自己、明白該如何生活，就像一位女士對我說的，“有一天，我們也許該感謝海洛因”。

本文為《夢癮：美國阿片類藥物泛濫的真相》一書的后記，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夢癮：美國阿片類藥物泛濫的真相》，【美】山姆·昆諾斯/著 邵慶華、林佳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