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青樓文化常常會給身處現代的我們留下一種風花雪月的優(yōu)雅印象，妓女們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還會和才子們一起吟詩作對，她們與讀書人的愛情為人傳誦，是很多古代小說的經典題材，像杜十娘和柳如是這樣的妓女更是因其個性與氣節(jié)為世人稱道。然而，時至今日，世人對于妓女的這層文化印象似乎早已消失，妓女幾乎成為直接與性掛鉤的代名詞。那么，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妓女文化層次由古至今的巨大落差呢？妓女是從何時起不再注重藝術方面的才能的呢？觀察晚清上海的相關記載，我們或許可以窺得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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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妓女都會琴棋書畫嗎？

妓女世界是一個等級結構分明的地下社會。在晚清上海的風俗業(yè)中，“書寓”當之無愧占據妓女等級中的第一把交椅，在原則上，這一類妓女“賣藝不賣身”。她們主要是陪宴侍酒，并用各種曲藝演奏來取悅顧客。一般的嫖客基本上難以接近書寓，在選擇顧客方面，“書寓”相對來說擁有著很大的自主性，然而她們僅僅是上海的風俗世界中一個極小的群體。較“書寓”次一級的為“長三”，據說這個名稱來自于中國牌九里的“長三”或者“三三”，意思是客人只需要付給這類妓女3元錢，就可以叫她出局應堂差，如果再付給她3元，客人就可以和她一起過夜。此外，再低一等的妓女被稱為“二二”、“二三”或“么二”（與“長三”的界限有時比較模糊）。以上群體基本上構成了整個高級妓女集團。

相對于高級妓女，各類普通妓女和底層妓女的界限較為模糊，基本上由她們各自不同的服務對象所決定。“咸水妹”幾乎清一色全部由廣東人組成，她們緊隨外國人之后來到上海，實際上，這些廣東妓女幾乎是19世紀唯一歡迎西方人的妓女群體，之所以有“咸水妹”這個稱謂，是因為她們起初都是船夫的妻子和女兒。但是相比其他普通妓女，這些女子的服飾和發(fā)型更加西方化，她們不僅不纏足，甚至還常常光腳。無論是在價格還是風格上，“咸水妹”和“野雞”都極為相似。“野雞”幾乎成為了現代普遍稱呼妓女的代名詞， 她們占據晚清上海賣淫業(yè)的極大部分，而她們區(qū)別于其他類別妓女的是拉客方式，她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站在門階或人行道上吸引顧客，甚至野雞彼此之間還會相互推薦顧客來增加收入。

處于整個賣淫業(yè)最底層的被總稱為“釘棚”，她們大多居住在條件極為簡陋的棚戶區(qū)。這一類妓女幾乎可以說是被拋棄的賣淫群體，去她們那里的顧客主要是苦力和黃包車夫，這些女子不僅年老色衰，大多還患有晚期梅毒等各類性病，基本上只是為了滿足那些底層顧客的生理需求。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晚清上海的高級妓女還是“有藝傍身”的，那么為什么古代高級妓女需要“有藝傍身”呢？傳統的兩性關系使得男性常常無法從主導家庭的妻子那里獲得必要的滿足，對統治階層同時又是文化階層的士大夫而言，比起肉體上的享受，他們更傾向于從高級妓女那里獲得精神上的滿足，而風月場所正好為男性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化外之地。純粹的物質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是它的基礎，但毫無疑問，感情的因素也參與其中。與高級妓女在一起，男人可以體驗那種外界無法相信的感覺和感情。

另外，我們更需要認識到的是，跟歷朝歷代一樣，晚清時期多才多藝的高級妓女只是比例極小的一部分，占絕大多數的普通妓女在歷史記載中是一個沉默的群體，作為歷史記載者的士大夫階層常常沒有予以她們發(fā)言的機會。所以，如果從整體上看，那么古代妓女多才多藝的優(yōu)雅印象勢必是要破滅的。

晚清的江南名妓

晚清上海的近代化與商業(yè)化

在商業(yè)社會，人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其的社會地位，伴隨著清末民初時期傳統社會的轉型，不僅廣大勞動階層成為貧困者，就連曾經作為統治階級的士大夫也淪落到了相對貧困的行列中。舊式的士大夫淪落，露出了輕寒窘迫的凄涼相，當時的人們在描繪那些窮酸秀才時這樣寫道：“上海之布鞋大袖，大圓眼鏡，斯斯文文自稱我秀才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頭儲則大題文府，高頭講章尚盈尺也。叩以五洲，問以大勢，詢以國政，膛目而不知所對，嗚呼，痛哉! ”

由于商人階級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了“主人”，舊式的青樓文化也在這股商業(yè)化、近代化的浪潮中土崩瓦解。公開狎妓被視為平?，嵤拢踔良{妓為妾在上海也不稀奇。而正是這樣一種高度商業(yè)化的氛圍不僅淘汰了舊式的知識分子，新出現的知識階層也帶有著高度商業(yè)化的特征，他們不再注重妓女的文化功能，而僅僅是在煙花柳巷間縱情聲色。據包天笑回憶，清末有的文人與妓女已經熟無可間，每晚必去妓院，甚至連寫作也搬進妓院中進行，就連包天笑本人也是常去吃花酒的。上海小說家李伯元、吳趼人更是艷跡昭著：李伯元每天必去張園茶座與林黛玉等名妓吃茶，對上海花間只事了如指掌，各大名花幾無不識，當時人們戲封他為“花間提督”。他的主要執(zhí)筆助手歐陽鉅源，才華橫溢，不幸跟隨李伯元墮入了煙花柳巷，年僅25歲便染性病而死。1896年李伯元在上海創(chuàng)辦《游戲報》、《世界繁華報》，專做風流文字游戲，他在創(chuàng)辦《春江花月報》時，還將《論語》改編成了嫖經，當局以“侮圣”名目將報館查封。吳趼人在這方面雖不似李伯元那樣放蕩，但對于花場之事也可以說是無一不精，他寫的《上海三十年艷跡》對上海各路妓女的色藝品質、逸文韻事無不詳備，堪稱上海的“嫖界指南”。

以描述妓女生活為主的《風月畫報》

妓女市場對于大眾日益的透明化以及各行妓女之間競爭的激烈化，屬于高級妓女行列的“么二”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盡管一些高級妓院特有的入門規(guī)矩在表面上仍然維系著，但事實上，任何顧客在沒有被特地介紹的情況下都可到場。顧客一進門，侍者高喊“移茶”，妓院里的姑娘就會自告奮勇地前來供其挑選，這在高級妓女享有自主選擇權的年代是難以想象的行為。一旦顧客做出決定，他便隨被其選中的姑娘前往她的房間。此外，“么二”中也新加入了“阿姐”（原先的女仆）和野雞，而她們普遍都已經上了年紀，不似以往對于高級妓女普遍有著年齡上的嚴格限制。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奇怪，當有著“急迫性需求”的男性日益成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即使是高級妓院也不需要再為顧客提供特別的文化娛樂服務，性成為唯一的交易內容。除了“長三”仍然相對例外外，所有其他這些能用金錢獲得的女子，實際上都已經成為了純粹的普通妓女。

在商業(yè)化的沖擊下，無論自愿與否，那些曾經的高級妓女也不得不融入這一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中，選花榜活動是這一時期上海風月界的新鮮事物，既對于那些高級妓女進行選美活動，評論產生所謂花界狀元、榜眼、探花等，還有甲榜、乙榜之分。上海灘的三千粉黛對于這一新事物無不躍躍欲試，因為一旦榜上有名，便立刻身價百倍，上海各家報刊雜志都會登其玉照，對于她們未來的事業(yè)發(fā)展百利而無一害。1897年花榜揭曉之日的《游戲報》印了8000份，剛出來就被搶售一空。對于該年的“狀元”張四寶，評檢如此寫道：“波寫明而花寫媚，神取法而情取幽，端莊沉靜，柔媚可親。舉止淑雅，有大家風。美麗天然，風神嫻雅，姍姍仙骨，矯矯不群，天仙化人，自然豐韻，翩然入座，鶴立雞群。”花榜本身是一種名譽炒作，這種炒作提高了某些高級妓女的地位和形象，但與此同時，這也是一種商業(yè)活動。較之前由文人占主導的精英社會，這種比賽已不再是過去那種對藝術或美的評判，而成為了最有錢的人揮灑銀元的舞臺。嫖客之間為了各自的社會地位與聲望，不惜對于自己中意的高級妓女一擲千金?？梢哉f，高級妓女向普通妓女的淪落成為了不可挽回的事實。

無論是從妓女數量還是社會氛圍來看，晚清上海當之無愧堪稱中國的“色情之都”，許多青年紛紛墮入欲海，難以自拔，當時的報紙幾乎露骨地揭露到：“花煙間給洋銀一角，盡可捉胸捺肚，消遣綺懷。既得親粉澤脂香，又可作煙霞供養(yǎng)，以故學業(yè)未成之輩，失足于此者幾如恒河之沙?！睂τ阪渭诵袨槿找娴墓_化、普遍化以及高級妓女功能最終的情欲化，上海的許多道學之士無不痛心疾首，投筆怒罵：“無論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恥。上海男女淫靡無恥，為中外所羞言。羞恥二字之不同于滬地也，不自今日始矣?！?/p>

上海作為中國近代現代化發(fā)展的開端，首先經歷了內部結構的質變，而當這股浪潮吹遍全國，印象中那個妓女世界的解構僅僅只是時間問題。

高級妓女的最終解構

要理解這種現象的本質，首先得探討一下其發(fā)生轉變的過程和原因。某種意義上講，隨著士大夫階級的消失，中國的上流人士開始重新組合。它去除了賣淫業(yè)這層帶有士大夫文化印記的外表上的粉飾，鋪就了一條純粹以商業(yè)贏利為目的的兩性關系。

妓女陪客人搓麻將

商業(yè)化的進程沖擊著由士大夫構建的傳統風月文化。從上海的情況看，上流人士在上海開埠以后的60年間經歷了一種不利于文人而有利于商人的大改組。進入二十世紀以后，伴隨著清帝國的解體以及經濟的商品化速度越來越快，高級妓女像其他從事服務行業(yè)的人一樣，其地位在這個過程中迅速下降，她們無擺脫更新換代的命運，最終淪為純粹消費對象。賣淫業(yè)的結構發(fā)生了收縮和簡化，總體來說，高級妓女“日益降級”，并逐漸被19世紀末在租界內成長起來的普通妓院所同化。

一篇寫于1923年的報道評論說，雖然她們中一小部分仍然會演奏琵琶，但會拉胡琴的年輕女子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少，而且大多只會唱一些京劇片段。當幾個高級妓女碰巧在同一地點演唱時，就會出現一種異常嘈雜的氣氛。不僅僅是在上海一地，隨著商業(yè)化程度的加速，19世紀之后，高級妓女普遍的質量下降在全國各地都能看到。

清末的京師妓女

而在高級妓女群體文化功能逐漸喪失的同時，情欲與性服務就成為了她們與顧客的唯一主題，可以說，社會需求的性質在重塑著妓女，對于性服務的需求已經使原來的聲色功能黯然失色。與此相對，普通妓女與之的激烈競爭也在快速消抹著原先不同等級的明確界限。

以獲利為目的的極度商業(yè)化最終在一種賣淫方式中獲得了終極表現，這就是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出現的向導社，顧客可以隨時根據對方提供的資料點名要某位女子前來服務，這幾乎已經與現代的招嫖方式毫無二致。最初向導社的確是一種向游客推薦女導游的旅游機構，第一家有跡可考的向導社開業(yè)于1922-1923年，但是很快就歇業(yè)了。到20世紀30年代初，開設向導社的意圖隨即與高度商業(yè)化的賣淫業(yè)掛鉤，他們?yōu)閬砩虾５挠慰吞峁┡惆?，在帶顧客游覽上海的同時也滿足顧客其他方面的需求，通常即特指性需求。無疑這種高度現代化表現方式的產生即宣告了與過去高級妓女時代的最終告別。

娼妓并非僅僅只限于高級妓女，但是大眾對于這一群體的歷史印象往往代表了對過去整個妓女群體的印象，這種觀點的產生就像是一種共同的幻覺，本質上是無法成立的。盡管有關古代普通妓女與低級妓女的資料并不豐富，但事實上她們始終是妓女人數中最多的一類，她們的服務對象要遠遠比那些服務于士商階層的高級妓女多得多。所以從整體來看，懂琴棋書畫、會吟詩作對的高級妓女本來就少之又少。由于歷史話語權基本被知識分子所掌控，他們自身的階級立場對于這個行業(yè)的印象與感受扭曲了整個風俗業(yè)的景象。正如事實所見，古代的妓女作為一個群體，已經被世人高度理想化甚至神話化了。其它類別的妓女幾乎始終都被隱瞞著。而到了清末時期，隨著社會的轉型，在商業(yè)化的沖擊下，高級妓女的市場越來越小，慢慢消融在普通妓女之中，琴棋書畫、吟詩作對等藝術才能再也不為她們所必須了。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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