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2日，由華東師范大學經典與詮釋研究中心、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與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共同舉辦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船山學研究的未來”工作坊暨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成立會議在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舉辦，線上騰訊會議同時進行，共一百余人參加。

本次會議的開幕式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副系主任朱承教授主持，中華孔子學會會長、北京大學王中江教授，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大學干春松教授，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顧問、湖南師范大學王澤應教授，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顧問、華東師范大學楊國榮教授與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發展顧問、廣西寶盛投資集團董事長謝建雄先生應邀出席會議，并作開幕致辭。王中江教授對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的成立表達了祝賀，他指出了王船山在中國古典哲學中的獨特地位，認為船山學研究委員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提出了他對船山學研究委員會的研究工作之期望。干春松教授指出了船山學研究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他希望船山學研究委員會可以在保障研究自主性的前提下，定期組織具有主題聚焦性的學術活動，從而推進船山學研究并且做出豐富的研究成果。王澤應教授認為船山學研究委員會的成立是一件恰逢其時的盛事，他鼓勵船山學研究委員會能夠弘揚船山“六經責我開生面”的精神，為中華學術的推進做出重要貢獻。楊國榮教授認為王船山思想具有不可忽視的向度，他回顧了馮契先生的船山研究，從形而上學、認識論、倫理學等方面談到了對船山學的理解，并且表達了對船山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之期許。謝建雄先生在致辭中表達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面臨的文化困惑，希望學界能在理論上對“中國之道”給予系統的挖掘、梳理、建構和指引，期待船山學研究委員會在中國思想的偉大復興中做出貢獻。

會議的第一場主題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船山學研究的未來”，由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陳赟教授主持，共有五位發言人。上海師范大學鄧輝教授首先以《回到船山與大變局》為題，從三個層次分析了“回到船山”的問題。首先是在大變局時代如何存續華夏文化的問題，其次是在近代以來中國面臨文化危機的時代如何重建現代中國的問題，第三層次是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時，將明清之際以來的影響華夏文化的西學創造性的轉化為儒、道、釋、西“四教并行”的新傳統，并在此基礎上迎來中國文化的新軸心。湘潭大學陳明教授的發言題目為《船山道統概念辨析》，他提出船山之外的道統概念有從“天之歷數在爾躬”衍生出的五德終始說，這是對政治權力來源的說明，其次是韓愈和朱子的道統說，他們是應對佛老的挑戰而為中華文化找到新的支撐，第三個是楊維楨提出的王朝是否有正統的依據。而船山反對前兩者，他的道統概念指的是王道、政統，它指向了政治治理，包括政治秩序、教化和封建制等三個方面的內容。船山的批評有著時代因素，他并不是理學家，也不能用啟蒙框架去理解船山，而是應該從文明論的視角即道統與政統相結合的視角去思考船山學。加州大學富樂敦分校的劉紀璐教授分享了她從事船山學研究的心路歷程，講述了自己高中時期與船山的結緣，之后在學術道路上所撰寫的有關船山學的文章，并且提出了船山學研究在英美學界的未來展望——成立船山翻譯工作坊。船山學社社長、衡陽師范學院朱迪光教授以《“雙創”視野中船山學研究的回眸與展望》為題作了精彩發言。“雙創”為“創造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它兼有政治術語與學術術語的雙重內涵，而過去的船山學研究一方面是在近代的變局下對中華文化的肯定與傳承，突出傳統思想的現代性，另一方面是利用船山思想創造出新的理論，如比附西方科學、進行哲學化研究和唯物論的闡釋，而馮友蘭、熊十力、唐君毅等也利用了船山學進行了理論創造。之后的船山學需要自覺地進行“雙創”，并保持原有的基因。上海財經大學郭美華教授從“心通而神解”切入王船山的莊學詮釋。船山將自己的生存處境與莊子類比并對莊子進行了辯護，而在船山的莊子詮釋中，“心”和“神”類似于一個橢圓的中心，既是作為自身領悟的有限性，卻在自身有著內在的開放性而通達于自身之外。船山不同于莊子，還是保存著仁義之心，但他在莊子詮釋中強調的“天壤之在”昭示著存在的深邃而超越于仁義之心，其基本的意義在于表達生命的真實深邃與自由不可被外在地加以認知。

第二場圍繞“明清之際的中國思想世界”展開，由同濟大學谷繼明副教授主持，共有五位發言人。浙江大學彭國翔教授首先作出了精彩發言，他認為學術界可以從兩個方面探討明清之際的思想世界，其一為縱向上的、中國思想史之發展脈絡中的特定環節，其二為橫向上的、中國與世界的互動與溝通；同時，他強調了不同學科之間的互濟關系，即不同學科相互配合，從而呈現明清之際思想世界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彭國翔教授也談到了明清之際思想的意義，即在政治經濟發生很大變化且與西方有更多交流的時代，船山學等思想所蘊含的可能性超出了當時的影響力。清華大學高海波副教授探討了《從朱子、王夫之看宋明意志思想的展開》之問題，王船山認為從持志的角度才能確立心的主宰功能，志是一種穩定持久的心理方向或者意志狀態，而朱子從“虛靈知覺”來認識心的主宰功能是不夠的。船山區別了心、志與意，志或者心有恒體，而不是短暫的心理現象，這凸顯了《大學》中所講的心體的道德內涵和意志主義的特征，也是明末清初出現的一股強調道德意志之潮流的表現。同濟大學的陳暢副教授的發言題目為《船山“盡心知性”詮釋與明清之際哲學轉向》。他認為，王船山對性和理的規定類似牟宗三提出的作為類概念的形構之理，這意味著一個歷史文化宇宙的建立，從而以“性日生日成”突破了理學的復性說。同時，船山提出了“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顯立兩綱”，強調政治在道德之外，也突破了朱子學“明德為本、親民為末”的理學體系。因此，“顧黃王”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所共同開創出的時代風潮更值得關注和研究。復旦大學的徐波副教授的發言題目為《明清之際儒學性善論的發展——以“三系論”為參照》。徐波老師通過蕺山與五峰的聯系，討論了蕺山對惡之來源的看法。五峰與蕺山一方面堅持性善論下道德判斷的復雜性，另一方面也對惡之來源問題做了形上層面的說明。他們對惡之來源的說明并不歸結為程朱和陸王提出的善之缺乏，而是“過或不及而失其中正”，因此在道德實踐中注重“過”和“惡”的隱秘存在，重視人欲的起心動念，因此五峰和蕺山可以遙相呼應并上溯明道，為儒家性善論與工夫論之間的張力做了獨特的解答。暨南大學劉依平老師的發言題目為《早期熊十力思想轉進過程中的家學與船山學》。劉依平通過對熊十力早期文本的研究，從三方面談到了熊十力與船山學的關系。首先，《船山遺書》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的大量刊刻影響了熊十力父親的民權、民族思想之形成和對宋學的偏好。其次，熊十力家學中有著對易學的偏好，熊十力早年也對船山學有較深的認識，促使了后來熊十力由佛歸儒的轉變。最后，在王熊之學與百年變局方面，熊十力受王陽明和王船山的影響，通過證成宇宙人生來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第三場研討繼續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船山學研究的未來”為主題，由上海師范大學鄧輝教授主持，共有五位發言人。同濟大學谷繼明副教授的報告題目為《王船山與天主教思想之交涉》。谷老師的報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船山與天主教細節上的來往，通過《船山全書》的文本內容和船山提到的關于天主的事情加以勾勒。船山堅持華夏文明的立場，認為天主教是更大文明意義上的沖突。第二部分涉及到船山對西學的評論，尤其是天文歷法方面的評論。船山認識到利瑪竇和天主教帶來了一些新的理論背景，意識到西學帶來的挑戰，但同時堅持自我主體的立場。船山意識到儒家文明與天主教思想的根本區別，重新思考了天和宇宙，在理學的基礎上做了新的討論。天津社會科學院田豐副研究員的報告題目為《船山研究與人倫賡續》。他認為近百年來中國傳統人倫經歷了一個持續性的危機。拋開現實歷史因素，僅就學理層面而言，傳統的天道、天理、天倫等幾千年未曾受到過質疑的自明根基在西方近代實證科學與理性主義的雙重沖擊下趨于瓦解，因此我們需要在中西比較視域中闡發船山對先秦思想的返本開新，并嘗試發掘出一些人倫復興的可能性。重慶師范大學李長泰教授的報告題目為《王船山的公正思想及其當代價值》。李老師在報告中分析了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船山思想中是否有“公正”思想，第二個問題是船山所說的公正范疇之內涵，第三個問題是船山公正思想的主要內容，第四個問題是船山公正思想的新時代研究價值。李老師從現代性話語體系中考察船山遺著中的“公正”思想，展示了船山公正思想研究的理想價值、治理價值和文化價值。上海財經大學陳焱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近現代船山研究中的反啟蒙詮釋路向》。陳焱老師首先介紹了在研究中發現了一個問題：近代船山詮釋偏于啟蒙進步路線，對這種詮釋路線一直存在著一種批評和質疑。接著，陳老師對近現代以來船山地位之浮沉與川船山思想定性之關聯做了一個歷史考察。按照兩條線索的發展路線認知，一個是所謂宋學精神，一個是所謂的啟蒙精神，兩者間有沖突和對立。同濟大學劉昊老師的報告題目《歸己與原本：船山“自然”論的一種解釋》。劉昊老師考察了不同學派對“自然”概念的闡釋，在報告中提出了關于船山研究的一個問題：天道的自然與人道的自然如何聯系？也就是天道如何向人道轉化的問題。從劉老師的閱讀體驗看，船山那里天人有差等，船山對人道自然的說法非常警惕。船山“自然”解釋的側重點在“自”，對此，劉昊老師對船山的“自然”概念和經典詮釋進行了非常清楚的考察。

第四場研討繼續以“明清之際的中國思想世界”為主題，由同濟大學陳暢教授主持，共有四位發言人。中山大學張永義教授的報告題目為《王夫之與方以智交游始末及對后者的評價》。張老師通過分析方以智和王船山的文本材料來考察二人的思想關聯和交游始末，主要交游材料在船山著作中。張老師主要根據材料說明了兩點內容，一是方以智和王船山的友好關系很晚才發展起來，二是方以智和王船山的思想有較多的不同，但是二人思想中對理學有較多的反省。上海財經大學王格副教授的報告題目為《自然哲學與自然法：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理解宋明理學的兩種路徑》。王格老師在報告中介紹了“自然”概念的不同詮釋方向。他認為在中西交流，在明清之際，中西方的一個早期的對話的時候，“自然”問題同樣突出。早期的來華耶穌會是在理解說明理學的時候，他先后有兩個不同的比較視角，一個是自然哲學，一個是自然法。那么不論是中文的自然還是西方的nature，都是有很豐富的一個哲學史的觀念的演變。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孫欽香副研究員的報告題目為《船山與朱子學》。孫老師在報告中提到在船山學的研究中還未像朱子學研究一樣在船山學的思想定位方面形成一個普遍認同，進而提出了如何把握船山學思想特質的問題。從這一問題出發，孫老師試圖聯系朱子學和宋明理學發展圍繞船山學進行一個學術史或者思想史上的梳理。重慶師范大學劉龍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形上之氣”是否存在？——關于蕺山學研究的一點討論》。劉老師在報告中講到有些學者認為劉宗周之論氣有“形上之氣”與“形下之氣”的區分。對于這一觀點，他的基本主張是：“形上之氣”這種說法的出現與牟宗三等將“形上”“形下”的涵義界定為超越與經驗的區分有關。但是對形上、形下概念的如此界定與戴山自己對“形上”“形下”涵義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別；在蕺山以“有形”論“形下”，“無形”論“形上”的自身語境下，不會存在“形上之氣”這樣的說法。

最后一場研討會的主題依然圍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船山學研究的未來”而展開。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孫欽香教授的主持下，四位發言人分別匯報了自己的觀點。來自湖南大學的陳力祥教授匯報的題目為《王船山于程朱對<正蒙>“清虛一大”詰難之駁正》，試圖論證船山之修正程朱而重回張載。首先“清虛一大”本身其實是通過清濁虛實之對應而言道體，本身已經圓滿自足；其次形而上者并非無形之物，而是實有其體、實有其用；最后“清虛一大”乃是對于《周易》思想的闡發，是儒學正統而非與佛老等思想關聯。總之，程朱之批駁與船山之駁正有其共通之處，即為儒學正本清源。來自華東師范大學的劉梁劍教授圍繞其《工夫論視域下的船山學》進行了匯報。他指出立志有兩重指向，一方面延續人禽之辨而強調立志為人，另一方面則因明清之際“豪杰”觀念之興起而強調立志為何種人，也即對于豪杰這一理想人格的追求。人生天地間，豪杰以天地為其身體感受。對豪杰身體感受的這種詩意描述來自于“知所以”的覺解，也即對于人之固有“性分”與當為“職分”的自覺。就這一點而言，天地作為人意義的擴展，與人貫徹的修身工夫產生了交集。第三位匯報人是來自武漢大學的王林偉教授，其匯報題目為《船山學研究的范式略議》。他認為船山學研究十分廣泛，目前能談的是以哲學思想為主的范式；反過來說，船山研究的“一以貫之”之道亦在于哲學思想體系的研究范式中。20世紀九十年代前，兩套根植于民國的研究范式為船山研究的主流——一派是侯外廬、蕭萐父堅持的以啟蒙、唯物的西方視野看船山的貢獻；另一派則是港臺以宋明理學為背景回看船山思想。現在到了新時代，則需要思考當下的研究是否稱得上為一種范式？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確實有一種新的精神面向貫穿于研究之中，且與以往的研究范式關聯緊密。最后一位匯報人是來自慕尼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李歡友，發言題目是《王夫之“渾天說”的理學淵源》。他通過回溯王夫之發展、修正張載、朱熹等的渾天之說，認為張、朱背后有“執理以限天”的困境存在，即在理學框架下，渾天之說義理化而成為純粹思辨之學，喪失了與經驗世界的鏈接，因而王夫之不得不進行修正，其意義不僅在于張、朱、王數代人之間的天道學說的繼承發展，亦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儒家并非不重視自然科學，而是為自然科學的發展留有余地。

在最后一場研討會落下帷幕后，本次船山學研究工作坊已經進入尾聲即圓桌討論環節。本次圓桌討論由華東師范大學劉梁劍教授主持，圍繞“作為未來思想的船山學與中國哲學”這一話題進行交流。謝建雄、鄧輝、陳力祥、陳暢、谷繼明、章敏、郭征、楊超逸等與會人士相繼發言。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發展顧問謝建雄先生表示為在場學者的努力而感動，他認為船山學思想有代表性，相信在未來一定會成為顯學。至于船山學如何在未來煥發生命力，可以借用船山“六經責我開生面”作為綱領，就是要打開新局面。最后謝先生用“一內一外，兩高一低”概括他對于船山學研究的期許，即對內做好中國思想體系的建構，對外做好與西方思想的平等對談；兩高是希望能夠從純粹學術、從中國文明的高度定位船山學，一低則是希望船山學研究能夠走向社會大眾。上海師范大學鄧輝教授提出了兩點看法：一是表示在聆聽了李歡友博士所做的王夫之“渾天說”研究的匯報后，感受到了船山學突破宋明理學而開新的那種力量；二是表示會跟隨蕭萐父先生尋找歷史的節點，也即明清之際這一歷史大變局。這一變局一度被打斷進程，所以要回到變局接續思想，如同把佛教思想轉變為中國文明一部分那樣把傳入的西方思想轉變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從而迎來中華文化第三期大發展。湖南大學陳力祥教授表示，船山學的未來走向問題，在座的諸位均負有義不容辭之責任。首先要思考清楚為什么要做船山學，那是因為船山學有博大的價值，有對于人類延續的擔當。其次學者要思考如何做，如何用船山的文本承續起文化發展的重任？他認為這需要跳出純史學的層面而進入哲學高度，重點圍繞經典的詮釋與重建而展開。而當下需要做的，則是看世界、續香火、接地氣——不僅是用船山學的文本解決人類安身立命、安身達德的問題；而且要走出書齋，惠及普羅大眾。不僅要做學術研究，也要做實踐研究。另外，陳教授還指出船山學研究的宣傳存在問題，船山學起步晚，宣傳力度小，形式化少，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座的研究者的努力去改善、解決。最后，陳教授表示船山學是源頭活水，具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等待眾人的發掘。同濟大學的陳暢副教授分享了其致力于明清之際學術轉向研究的感受。他認為當時學人面臨一個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思考如何擺脫儒學過度宗教化而恢復其經世致用的價值。在這一方面他看到了船山學的貢獻與價值：從性的角度，船山突破向內返本的性理觀念而回到先秦“類”觀念；由此想到在理學框架下，“物”只是倫理物，而船山等三大儒把倫理化、宗教化的“物”拯救了出來，把向內返本的心性之學重新改造為向外擴充的學問。另外，船山由用開體，從籠罩的天理觀中突破出來，因而其“氣論”能把關于中華文明之精神創造一并囊括進來，就這點而言理論界應當進一步重視船山的“氣論”所帶來、所揭示的理論意義。同濟大學谷繼明副教授認為船山的學問性格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生生。他表示在做易學研究的過程中感受到了船山學的生生不息。《周易》的宗旨是贊化育，即如何審視人在天地的位置和意義，王船山等明清之際的學人確實重新貞定了人在天地的意義；另外在應對西學以及近現代科學的挑戰方面，船山學研究亦是提供了諸多話題。從個體之生生，到對后世之影響，再到學脈精神之傳承，每個人都在塑造未來，他希望自己也能夠為船山學的未來作出貢獻。《船山學刊》編輯部的章敏女士首先對于船山學會的成立表示祝賀，她認為學會的成立不僅利好船山學研究，對于《船山學刊》的發展亦是一大好消息。章敏編輯回顧了《船山學刊》自1915年創刊以來的光輝歲月，表示學刊始終與民族同呼吸，與時代共發展。她認為船山學研究的基礎離不開對于船山著作的精耕細讀，而船山學的發展則需要考慮其在新時代能夠提供何樣的價值。《船山學刊》應國家和時代的危機而生，回應時代問題而轉危機為機遇則是船山學研究應有之義。最后，章敏編輯衷心希望船山學研究和《船山學刊》能夠為促進學術成長、中外交流以及中國文化的復興與塑造作出貢獻。來自華僑大學的郭征博士分享了他所做的船山正統論研究的相關情況。他認為一般的正統論是在歷史譜系下討論某一王朝的正統性；而王船山對于正統論持有更高的期許，其正統論背后有一套價值譜系，此價值譜系密切關聯著中華文明的延續問題。來自華東師范大學的博士生楊超逸對于郭征博士的正統論研究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譜系本身是反正統的，前后世代的聯合的真正根據是斷裂和危機，其能夠“聯合”在于人之應對危機的能力，即把危機轉變為轉機。在這些問題上，或許船山學研究能夠提供新的突破。

最后，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委員會會長、華東師范大學陳赟教授作閉幕致辭。他首先對前來參加本次船山學研究委員會成立會議的諸位線上、線下的同道表示感謝；對支持學會成立的中華孔子學會王中江會長與干春松副會長表示感謝；對本次會議的會務組人員致以謝意。陳赟教授表示當下不僅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導致的古今斷裂，還面臨西方主導的現代性危機，中國人如何走向未來等大問題呼喚著新局面的打開。而船山學有著鳥瞰中華文明全局的大格局，因而回到船山能夠接續中華文明再出發，為世界文明和人類歷史開創新局面。本次會上各位同道的發言正是增加了船山學與明清之際中國思想研究的新的線索，在朝向“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征程上又前進了一步。陳赟教授最后再次感謝各位同道和師生的支持，并宣布此次船山學研究委員會成立會議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