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竹林

不久前，一則自媒體報道塞納河畔舊書攤的文章被廣為轉發，稱擁有悠久歷史的綠色盒子書攤即將消失，法國人也不愛去書店了，引起不少讀者對于這一幾百年歷史的巴黎人文地標消失的惋惜。

文中稱，為了挽救即將消失的綠書攤，巴黎書商文化協會主席Jér?me Callais帶頭與巴黎市政府溝通，希望可以提供更優惠的入住政策，以吸引大家來擺攤。Jér?me十分焦慮并說：我們已經存在了450年，不會這樣消失的！但按照這樣的趨勢下去，可能我們能去巴黎的那一天，塞納河邊再也沒有綠書箱了。

筆者旅居巴黎多年，一直注意到，在天氣晴朗的時候，光顧這些綠盒子舊書攤的顧客，往往比光顧馬路對面書店人數多。在塞納河畔邊翻書淘貨，的確要比在一些空間狹窄的小書店要來得賞心悅目——尤其對于生活在巴黎以外的游客來說。

因而，筆者看到這篇文章也很震驚，專程根據文章內容，向文中與巴黎塞納河綠盒子書攤關系最緊密的兩位關鍵人物確認。

塞納河邊綠盒子書攤，1992年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1920年代（也是海明威住在巴黎的年代）的塞納河畔舊書攤

分管綠盒子書攤的巴黎市副市長Olivia Polski女士向筆者否認塞納河綠盒子書攤消失的可能性。她表示，“巴黎綠盒子書攤面對的是綿長的美好生活。一方面，它是巴黎的一個標志，另一方面，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露天書店”。

此中文媒體重點提到的Jér?me Callais先生，其身份并非其文章所稱的“巴黎書商文化協會主席”，而是巴黎塞納河畔舊書商文化協會主席（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culturelle des Bouquinistes de Paris）。兩者有本質上的區別，而這一區別正是后者存在并被納入“法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根源。

筆者根據上述文章報道中強調的 “現在，這道文化風景線正面臨無人問津的命運，即將消失”，以及“這些年來逛綠皮書箱的顧客中，約有30%是外國游客，這意味著他們多數不會買下昂貴又沉重的法語大部頭，最多是買幾本封面看上去漂亮的小說，不是為了讀，而是帶回去當紀念品”，專門到現場Callais先生求證。

筆者于12月17日晚在塞納河左岸的5號綠箱子前見到它的主人Jér?me Callais。當日巴黎天氣陰冷，溫度僅6攝氏度，也是法國陷入第五波疫情之際的最艱難時期。 Callais先生戴著兩個口罩，衣著上也重度保暖。冬季原本就是他們的淡季，以及第五波疫情的雙重打擊之下，巴黎游客寥寥無幾。 Callais先生和過去的29年一樣，從14點之后開始營業，他告訴筆者，“今天賣出去五本書”。

對于前述文章中提到的“如此打擊之下，部分書攤每天的營業額僅為5-10歐元，折合人民幣還不到一百塊”，身為九年來深度介入塞納河邊舊書商的協會主席，Jér?me Callais否認此話出自他之口。在被問及敏感的收入問題的時候，他在略微遲疑后表示，一般舊書商的月收入介于半個SMIC（一個SMIC相當于1589€稅前，大約相當于人民幣11440元）到1個SMIC之間。在筆者表示出收入有點過于微薄的驚訝之后，他指出，“我們的工作是半工的性質，一般是從下午開始營業”。

對于前述文章所說的外國游客不會買下“昂貴又沉重的法語大部頭”，這也是基于一個不了解塞納河邊舊書商行業的錯覺和偏見。

巴黎塞納河畔舊書商文化協會主席，同時也是“綠盒子”的經營者Jér?me Callais先生。張竹林 圖

Callais先生解釋說，因為他們風吹日曬的露天營業環境，綠盒子書攤并沒有“昂貴”一說。他的四個綠盒子書攤陳列了兩千余冊舊書，從2歐元起價到30來歐元不等，其中有很多便于攜帶的Livres de poche（袖珍版），記者同時也看到一些英文版書籍。這些都與某媒體描述的“法語大部頭”大相徑庭。

分布在塞納河左右長達三公里河畔的綠盒子書攤，由226位攤主經營。前述文章提到的“過去三年里，已經有書商陸續決定轉行，關閉來之不易的攤位”，巴黎市副市長Polski女士確認，目前有18個書攤空閑，但已經收到二十來位候選人資料，并且，截止申請時間還有兩個多月。巴黎市政府將在明年春季展開對申請者的資格審核。無論是副市長還是Callais先生均表示，“并非所有申請者都能得到攤位”。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申請攤位者要等候多年才可能得償所愿。也有綠盒子書攤“子承父業”，類似家族式的“世襲”。

綠盒子書攤上貼著“讀書，讓您免于相信推特上的內容”。張竹林 圖

前述文章還指出，法國“近年來那些持續的大型社會事件，也是壓死駱駝的稻草之一”。根據筆者在巴黎的生活觀察，這些大型社會事件對示威隊伍沿途的商鋪造成的打擊，比對綠盒子書攤的打擊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前者需要支付相當巴黎昂貴的商鋪租金，而根據巴黎市副市長的確認，后者并無需繳納租金等費用。Callais先生也坦言，“其他行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當然，疫情對綠盒子書攤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從古典低音提琴手轉行而來的Callais介紹說，很多書商都有另外一份工作，或其伴侶有其它收入，經營舊書攤也是出于一份對該工作特有的“自由”和“文化性”的感情，并不完全指望以此為生。

(作者系旅居巴黎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