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從2000年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尤其在農村社會，老齡化表現得更加嚴重。從人口結構的變化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是非常快的，而且老齡人口總量也非常大。2015年我國60歲以上老人是2.21億，到2050年將達到4億多，規模非常龐大。社會如何認識老齡人口以及如何服務老齡人口，將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目前對老齡化現象的研究，存在這樣一個問題：老齡人口被看作是一個問題化的老齡群體。關注、研究老齡化的學者都希望社會投入更多資源服務老人，在醫療資源、福利以及養老服務上都投入更多資源。在這樣的不斷要求下，造成社會認為老齡群體是非常弱勢的群體，這在無形中給老齡化現象籠罩了一層“問題化”的濃霧，而且給老年人的形象蒙上了一層消極的色彩。

通過對以往相關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這種問題化傾向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以醫療、養老保障系統負擔為視角的老年人口研究。在個體層面，關注點更多放在老年人口的失能、半失能等問題，宏觀層面則普遍擔心養老金體制是否能夠維持得下去。

第二個是對人口紅利消失的擔憂。隨著人口老齡化，勞動力迅速減少，現在我們有9億多勞動力，2030年以后變成8億多、7億多，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對整個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看要延遲退休，保持勞動力人口的優勢。

第三個是從家庭贍養和青年一代的負擔角度出發的擔憂，比較關注“空巢家庭”，以及“四二一”家庭模式給子女造成的養老負擔。

這樣一種問題化的研究給社會造成一種印象或認識，即老齡化人口總體來說是社會的負擔。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一開始“問題化”的研究是一種策略，是為了使社會關注老年群體。當社會開始關注這一群體的時候，政府建立了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養老體系來保障老年人群體的利益，這對老人福利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這種效果不斷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隨著老齡化現象的加劇，廣泛地影響了大眾認識，“問題化”研究負面的外部性效應逐漸顯現，表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對老年人口的歧視，第二是原有的福利政策因社會歧視的產生而有所抵消，老人福利事業可能出現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內卷化”趨勢。

從中國來說，強調政府、市場、社會、家庭多方面協調配合，逐步發展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責任共擔的合作機制”。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后，本世紀已經出臺了200多項政策。結果怎樣呢？

從社會認知層面看，過多強調老年人帶來的社會問題會讓公眾對老年人的角色定位傾向于負面。當實際社會資源缺乏時，不同年齡群體之間需要針對某一資源進行爭奪，其他年輕群體就容易對老年福利制度產生抵觸情緒，阻礙原福利服務的實施。從社會效果來看，不斷地把老人群體作為弱勢群體，容易對他們造成歧視，農村不斷出現虐待老年人的情況，與這樣的社會效果是相關的。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應該怎么做？我們要不斷發掘老年人社會價值，即使60歲退休以后，老年人還有20多年的生活時間，怎么在生活中不斷挖掘他們的社會價值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從市場層面，以勞動時間為核心討論老年人生產勞動與宏觀就業狀況、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職業領域對老年人延遲退休的接納程度。

第二，從家庭層面，以生活照顧時間為核心討論老年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生活需求與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可行性。

第三，從社會層面，以社會活動時間為核心，討論老年人生產勞動對老年人社會參與行為的影響。通過挖掘老年人的生產性角色和價值，進而在合理的社會結構當中，為他們有機地構建出基于平等角色的福利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要注重對老年人價值的回歸，但是并不是要否定對老齡化現象所導致的問題的分析。

在未來的老年或老齡研究中，應當適當偏重于價值分析，加強對老人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價值的關注，通過挖掘老年人在現代社會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生產性價值、社會參與價值和文化影響價值，以平衡以往老齡研究中“問題化”所造成的意外的負面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文化特色，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老年學研究，實現老齡化研究的本土化轉型，從而重建社會對老年人口的價值化理解。

[本文根據2016年12月10日江立華教授在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社區建設”研討會上的發言稿修改而成。首發于微信公眾號：清華社會學（Tsinghuasoc），原題為《江立華：人口老齡化問題與“問題化”》，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