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六支射擊氣球的玩具槍被鑒定為“槍支”，以射擊攤謀生的趙春華女士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罪名是非法持有槍支罪。這已經不是首例，根據媒體不完全的統計，近年類似案例全國至少20起。

由于判決結果與公眾預期形成強烈的反差，加之當事人離異、生活困難等特殊因素，發生在天津的這起案件引發輿論超乎以往的關注和討論。

焦點在于對公安部門關于非法槍支鑒定標準的爭議，即發射彈丸的槍口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時，一律認定為槍支。很多法律專家認為，此標準與槍支實際殺傷力和槍支管理的初衷不符，造成打擊面過大，是造成趙春華這樣的“無辜者”獲刑的關鍵所在。

由此引發對于所謂“惡法”的批判，“惡法非法”的聲音再起，甚至有人認為“惡法”就不應該執行。

在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普及一個常識。那就是法律總是滯后于現實，加之立法技術等客觀限制，法律法規與復雜的社會現實出現沖突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并時常與公眾普遍的認知產生矛盾。

如果我們發現法律存在缺陷，盡管它可能會損害我們的具體利益，但是，每個公民都應當對法律抱有敬畏之心和尊敬之情，而不是去破壞法律的秩序和穩定性，尤其在我們這個正在努力追求法治公平的國家。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如果每個人或群體都以“惡法非法”為借口抵制法律，結果只會摧毀社會對于法治的信仰。而且，這也不符合程序正義。“惡法”的判定以及法律的改善有固定的改良機制，我們應該遵循這種機制去改善他，而不是拒絕執行。

當然，這并不是為裁判者辯護，事實上，當面臨這種境況時，司法部門并非沒有作為的空間。

就具體個案而言，裁判者可以利用法律授予自由裁量權對“不合理”的法律進行糾偏。以持有玩具槍被判刑為例，在媒體統計的類似案例中，大部分都被處以緩刑，還有少部分被處以管制，只有極少數人被處以實刑。

像趙春華這種“完全不了解法律意義上槍支的概念、標準，又無任何主觀惡性，更沒有因“持槍”對社會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個體，裁判者是否可以考慮在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對其“犯罪行為”進行重新厘定，譬如，根據《刑法》第13條中，“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不以“非法持有槍支罪”判刑。

從宏觀制度上來說，當某一問題連續不斷出現并有重大爭議時，相關部門應該盡快行動，根據相關法律程序，對相關法律法規中存在的“缺陷”進行論證完善，讓法律和現實不再脫節，避免類似的悲劇再現。

（原題為《擺射擊攤獲刑三年半 “惡法”該不該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