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銅鏡起源之爭

中國銅鏡起源研究始自20世紀初。1976年，安陽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數千件珍貴的青銅禮器里，發現4面紋飾銅鏡，考古學家高去尋先生據此提出中國銅鏡起源于本土的觀點，被廣泛接受。1984年，林沄教授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商末這些銅鏡并非中原的傳統器物，而是由中國的北方系青銅器分布區傳到了中原。

中原地區屬于夏商的銅鏡極為罕見，包括婦好隨葬的4面，也才只有7面。這7面銅鏡，1件出自宮殿建筑，6件出自王室陵墓，顯然都屬于貴族用器。相比之下，中原地區夏商時代的遺址和墓葬何止數千處，出土的銅器，特別是商代遺址和墓葬，何止數千計，銅鏡卻寥寥無幾。西周時期的遺址和墓葬又何止數千處，出土的銅器何止千件、萬件，但只在十多處墓地偶然發現過銅鏡。到東周時期，中原地區銅鏡的發現才始有增加，但數量依然很少。到春秋時期，首先從南方楚國之地開始，銅鏡漸漸多了起來，才成為照面飾容的主要器皿，戰國以后開始普及。

1974—1975年，甘肅廣河齊家坪齊家文化墓地M41出土一面銅鏡，鏡面素地無紋，扁平，背中央有橋形鈕，一次范模澆鑄成型，鈕部有鍛飾痕跡。這面銅鏡出土后，一直被譽為“中華第一鏡”。1977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尕馬臺墓地，發現了一面紋飾銅鏡。齊家坪和尕馬臺發現的這兩枚銅鏡，改變了學術界銅鏡起源研究者的態度。多數研究銅鏡的學者據此認為，西北的甘青地區才是中國早期銅鏡的起源地。

中國早期銅鏡源于西域說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千件以上的銅器中，最多的是銅牌飾；種類繁多的牌飾中，最多的是圓形牌飾；圓形牌飾中，直徑大一些的稱為銅鏡或鏡形飾。初步統計，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了100多面銅鏡。1990年初，我端詳著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銅鏡和鏡形飾，開始懷疑齊家文化的那兩面銅鏡，是否真的就是東方銅鏡之祖。

齊家文化前后存在有數百年，發掘的墓葬和遺址數以百處，出土銅器百件有余，上百件銅器里只偶見有兩面銅鏡；齊家文化之后，銅鏡在西北依舊罕見，找不到銅鏡從初始到流行起來的任何線索。齊家人不像是銅鏡的初始發明者，也不像是銅鏡文化的傳播者。張忠培先生對齊家文化的分期中，齊家文化的這兩面銅鏡，年代大體推斷在公元前二千紀前半葉的后段，不會早于天山北路墓地的上限。有了這樣的想法，1993年，我提出了中原早期銅鏡是由古代西域傳入的假說。

中原早期銅鏡源于西域的假說發表后，宋新潮、李水城、劉一曼和孔祥星等先生都紛紛撰文，提出質疑。回想起來，這次關于銅鏡的小小的學術之爭，算得上是青銅之路研究史上略具異彩的一朵浪花。一次學術會議上，與梅建軍博士坐在一起聊天，他中肯地談到這次小的學術爭論：如果考慮到中亞西部和西亞更早的銅鏡，將新疆早期銅鏡當成銅鏡因素東傳的“驛站”，可能更客觀些，更有說服力。實際上，對西方早期銅鏡出土和研究的狀態我一直留意著。西亞的兩河流域，確實很早就有了石面鏡，還有被稱為銅鏡的銅面圓形飾，但數量畢竟很少。庫茲米娜說，那種帶有短柄的銅鏡，在土庫曼斯坦南部和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那的納馬茲加文化遺存中發現過，在蘇薩、希薩爾、錫亞爾克、蒙迪加克這些著名的遺址也都有發現。圓形鏡面的邊緣多帶有孔環的銅鏡，公元前三千紀晚期，被中亞游牧的扎曼-巴巴文化人群所使用。很可能是扎曼-巴巴文化人群將這類帶短柄和掛環的銅鏡，傳播到新疆。帶柄鏡，后來在西方成了氣候，成為西方銅鏡系統的代表。縱觀數千公里的青銅之路，只有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圓形銅鏡才成為青銅器群里的重要成員，因此，將西亞更早的偶見圓形直板銅鏡，當成是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突然間頻繁成批出土銅鏡的祖根，中間缺少鏈接。總的看來，銅鏡家族遷徙的歷史走出的路徑，大體如此：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圓形牌飾，大小有序，小的圓形牌飾或者銅泡更為常見，它們的邊緣多鑄小孔，當是衣物或器物上的綴飾，有的可能和其他青銅掛飾連綴懸掛；后來，有的圓形銅牌飾直徑越做越大，變成了銅鏡；再后來，人們在圓形牌飾的背部邊緣，鑄出尖方唇的框沿，又在它的背面鑄出幾何紋樣，背部中央再加鑄上小鈕，以便穿繩懸掛。一枚典型的銅鏡，就這樣面世了。正是偏居哈密一隅的林雅人，給中國最原始的銅鏡定了型，并賦予銅鏡以超自然的神力。

銅鏡流傳到了中原

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那幾面紋飾鏡，紋飾多為鑄出的多圈同心圓。熟悉新疆史前考古材料的學者，自然會將這多圈同心圓與羅布泊孔雀河古墓溝墓地的“太陽墓地”聯系起來。所謂太陽墓地，其部分墓葬地表用木樁栽成同心圓圈，被認為是太陽祭祀的宏偉建構，因而得名。而銅鏡背部同心圓的線圈間填以密集的短線，正好與之結構類同。后來，銅鏡傳到西北甘青地區，其背面的紋飾在同心圓圈紋基礎上，又發展出葉脈紋、盤蛇紋、角星紋等，構成了早期西北紋飾銅鏡特殊的構圖樣式。安陽殷墟婦好墓的4件銅鏡均為紋飾鏡，其中2面為葉脈紋、1面為同心圓短線紋、1面為盤蛇紋。一目了然，它們都屬于早期西北銅鏡裝飾風格。特別是那面

同心圓加短線紋的銅鏡，鏡體與紋樣，同哈密林雅人使用的同類裝飾風格的銅鏡別無二致，甚至像是同一工匠所制。

安陽殷墟婦好墓里為什么會突然出現西北地區才有的紋飾銅鏡？回想距今3000多年前，商王朝一統天下，但西北邊地斷續戰亂，商王派兵以武力相加，征討隊伍不絕于途。婦好是商王武丁的愛妾，也是位征戰沙場的女戎，數次領兵東伐諸夷，西伐諸戎，威名顯赫。西伐的結果，是西部邊陲民族不斷來貢。殷墟大量玉器的玉料，經鑒定多是來自昆侖于闐的玉礦，證實當時存在一條由西域到中原的玉石之路。西部的某些方國向中原王朝供奉和田玉料時，特地把幾面銅鏡作為鎮國之寶，獻于了婦好，傳遞的是商王朝與西域酋邦和睦往來的歷史佳話。據說后來周穆王曾駕車西游，與西王母瑤池之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銅鏡之約：西王母將幾面大銅鏡作為臨別時的信物，饋贈周王，以約周邦之好。

銅鏡“原型”之謎

當年哈密的林雅人從各類圓形青銅牌飾中，獨立分出來的這類特殊的銅鏡，初始并非出于簡單的照面飾容需要：這涉及中國早期銅鏡的原初功能和原形問題。

中國早期銅鏡的原初功能和原形問題，有多位學者曾考察過。梁上椿先生認為，中國古鏡由“鑒”而來。古人始以自然界的靜水映照，漸改用盆式的銅鑒、陶鑒盛水照面，后來偶然發現磨光的無水銅鑒底面也能映照人像，遂演變出為銅鏡。岳慎禮先生認為，鑒由陽燧而來，陽燧早于銅鏡。高去尋先生依據殷墟出有銅鏡的同時還隨葬凸面銅泡，懷疑鏡是由圓形銅泡而來。何堂坤先生認為“鏡既非源于鑒和陽燧，亦非僅僅源于銅泡”。總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實際上，中國銅鏡的出現沒有那么復雜。從早期銅鏡發現最為集中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看，青銅裝飾品中以各種各樣的牌飾為大宗，數以百計，主要分為方形和圓形兩類。圓形牌飾中直徑較大者被當成了鏡形飾，或直接稱為銅鏡。也就是說，銅鏡只是圓形銅牌飾的一種規范的定型而已。

早期階段，銅鏡作為圓形牌飾中較大的一類，常常與其他牌飾混雜在一起。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經常看到一座墓中常有數件銅鏡和圓形牌飾的例證。2014年7月23號，我又來到青海考古所的陳列室，觀摩青海湟源縣大華中莊卡約文化墓地一座墓葬的模型。死者是一位成年男性，身上布滿了以青銅為主的裝飾：脖頸圍著用貝殼、銅管等串成的多圈項飾；上身的左側有一把管銎的戰斧；周身布滿了圓形牌飾，具鈕或平板，平面或凹或凸。那些面平具鈕者，稱其為銅鏡，面微凹或微凸者稱為圓形銅泡。數十件圓形銅泡，包括鏡形飾件，大大小小繞身一周。圓形的銅飾間，再配以銅鈴和其他小的青銅裝飾。這是一座典型的早期薩滿墓。中國早期銅鏡的出土，也常常是一墓多鏡：安陽殷墟發現有６面商末銅鏡，其中４面出自婦好墓；內蒙古南山根發現的11面銅鏡，均出自商初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兩座特殊石槨墓中；遼寧沈陽鄭家洼子發現的戰國前后的一座墓葬，隨葬５面銅鏡。一墓里多面銅鏡，早已超出墓主人生前照面飾容等日常生活之需，背后一定有著更為復雜的故事，它最初的“身份”很可能是薩滿巫師的神具。

薩滿教與銅鏡

中國早期銅鏡作為神具發明與流行起來，與西北地區早期薩滿教的盛行關系密切。西北地區薩滿教的興起，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或更早，青銅時代薩滿文化繁榮起來。

薩滿信仰的外在形式，因時代和區域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薩滿文化的內涵是相通的。薩滿教以通神的各種薩滿儀式為表象。薩滿儀式進行過程中，薩滿巫師模擬神靈和神靈動物的劇烈動作載歌載舞，他們身上所佩各神器，以銅鏡為主，伴隨薩滿舞蹈叮當作響，透出神秘氛圍。巫師身上所掛的道具很多，種類也因人群和文化而不同，但銅鏡總是不可或缺之物。《朔方備乘》記：“降神之巫日薩麻（薩滿），帽如兜，……外懸三小鏡，如兩目狀，……飛鏡驅祟，又能以鏡治病。”俄國境內的那乃人（赫哲人）的大薩滿，神帽上掛小銅鏡，胸下又佩大鏡。日本人秋葉隆1935年在大興安嶺調查鄂倫春人的薩滿教，見其正面佩圓鏡，衣上掛鏡子，其中被稱為琶托薩滿的神衣前面掛著36面鏡子，背面還有6面大鏡……薩滿身佩銅鏡的民族學例證不勝枚舉。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也有死者身上掛滿銅鏡及圓形銅飾的墓例，青海湟源大華中莊的遠古逝者更是神器滿身，它們生前都是薩滿巫師。

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薩滿，為什么選擇了圓牌飾——后來的那類銅鏡作為薩滿巫具中必不可少的通神器物呢？這是因為，遠古居民在制作和長期使用銅器的過程中，不免會發現光亮的銅牌表面隱約能見映出的人物像，大多數銅牌表面或凸或凹，映出的人物圖像也會隨之夸張地變大變小或者變形，和今天哈哈鏡的原理一致。但原始人類對這一自然的光學現象迷惑不解，彼時諸神靈控制著人們的思維，人們最初見到鏡背面隱約映出變形的人物或其他景象時，難免會將其與巫具的超自然“神性”聯系起來，相信這就是神性和神力的顯現。這應當就是史前到歷史時期，圓形牌飾—銅鏡一路走來，照面飾容與薩滿巫具彼此不分的一個內在原因。

（本文選摘自《彩陶與青銅的對話》，劉學堂著，商務印書館，2016年10月。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