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是一座僅有百余年歷史的城市。道外區是哈爾濱市形成、發展較早的老城區，也是城市歷史記憶的見證者，那里不僅有被譽為“中華巴洛克”的建筑群，而且還是哈爾濱民間小吃、演藝、商業等文化的活的載體。

然而，自從2007年啟動一期改造工程以來，道外歷史街區遭到盲目改造和旅游開發的厄運。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尹海潔看來，“那個人們記憶中的老道外已然‘舊貌換新顏’，老道外的‘魂’已經風雨飄搖。”

大約從四五年前開始，尹海潔就開始關注哈爾濱市道外歷史街區改造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并在2014年發表題為《城市歷史街區改造中的“文化之殤”——以哈爾濱市道外歷史街區為例》的論文，直言不諱地指出，“這場以保護老道外歷史建筑和文化為起點的改造工程已經在紛繁混亂的利益爭奪中步入歧途，文化保護變成了各方或有意忽視或無暇顧及的盲區。”

如今，面對城市化建設高速發展的進程，不只是哈爾濱，全國的歷史街區保護都正在經受愈加嚴峻的挑戰。為此，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對尹海潔教授進行了專訪。

澎湃新聞：哈爾濱市道外歷史街區改造的研究課題是如何進入您的視線的？

尹海潔：我關注道外歷史街區已經很久了，因為它是哈爾濱開埠之后最早發展起來的一片區域。而且我是哈爾濱人，年輕時就很喜歡老道外的氛圍，上大學時也經常去那里溜達。

哈爾濱是近代由于修建中東鐵路而形成的一個城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時，哈爾濱所謂的“洋化”、“歐化”是非常厲害的，以至于張學良來到這里后，覺得說這還是中國嗎？然后他就推動了哈爾濱文廟的建造，并撰寫《哈爾濱文廟碑記》。

哈爾濱開埠以后，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和外國的洋買辦在這塊土地上進行過極其激烈的商戰，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并沒有輸給他們。其中最應該記住的是伍百祥，我覺得他應該是進入中國商業發展史的人物，他很早就搞了類似現在的股東制，內部的管理都非常好。

伍百祥在老道外創立了著名的同記商場，我舅舅以前就在同記商場當過店員，他曾經和我說，同記商場的營業面積是秋林公司（俄羅斯人辦的商場）的二分之一，但營業額卻是它的兩倍。同記商場當年是非常聚人氣的地方，建筑也是中西合璧的“中華巴洛克”風格，原來門口有四面哈哈鏡，所有路過的人都要上前照一照，它是哈爾濱非常重要的地標建筑。

大概四五年前，我關注到道外地區出現了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一個是野蠻改造，工人來了以后把墻皮全部鏟掉，其實上面都有很好的圖示、標志；其次就是同記商場被拆除，這是哈爾濱人都痛心的事情。

澎湃新聞：哈爾濱市道外歷史街區改造的案例在全國具有典型性嗎？

尹海潔：應該比較典型。如今全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留下的老城其實已經不多了。我感覺現在城市建設中對歷史街區的保留是特別緊迫的任務，我到國外去，有的國家是無論建筑質量本身如何，建筑只要達到80年以上的歷史，任何人沒有權力拆毀，要想拆的話，必須要經過議會同意才行。

但我們現在很隨意，商人來了，想拆就拆，甚至有的都已經被列為歷史保護建筑了，還是可以通過某種途徑把它拆掉。例如，哈爾濱把東北抗日英雄李兆麟將軍被害地遺址都給拆了，它本身是一個很漂亮的小洋樓建筑。所以我說歷史街區保護是非常緊迫的任務，但作為學者，常常感覺非常無力。

澎湃新聞：根據您的調查，道外歷史街區改造過程中存在哪些力量的博弈？

尹海潔：我覺得主導力量是政府和開發商，或者說，改造體現的是一種更和諧的政商關系的意愿。相比之下，文化的力量太微弱了，像我們這些學者，也就是發聲而已。當地一些老住戶，也都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既沒有參與歷史街區改造的權利，也沒有發聲的可能。

總體就是由政府主導，開發商執行，文化的流失成為一種必然。不過前些年，本地媒體、學者也有一些呼吁，我感到欣慰的是，現在大面積毀壞式的拆遷算是慢下來了。

澎湃新聞：現在距離您的論文發表已經過去兩年多了，情況有沒有發生變化？

尹海潔：基本沒有太大變化。因為哈爾濱要把“中華巴洛克街”改造成為商業旅游地，已經改造好了。現在叫“修舊如舊”，把商戶遷走了之后，里面又重新裝修，然后再招商，基本都是這個模式。

即使這樣，重新招商之后，大家還是很喜歡，因為“中華巴洛克”建筑群本身是很有價值的，中西合璧的特點非常鮮明，它與哈爾濱另外一條完全是歐式建筑的中央大街形成對比，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區域。這樣的改造我總體是贊同的，雖然在文化流失方面考慮的還不夠，但現在至少是把建筑保留下來了。

建筑藝術保留下來，但活的文化死掉了。

澎湃新聞：您覺得我們應該從這場改造中吸取哪些教訓？

尹海潔：作為社會學者，我還是比較關注城市的文化特色，這種文化特色更多體現在人的生活、經營方式上。具體到道外區，就是這里的商賈文化特別發達，有人說道外的小孩4歲就會賣饅頭，但這種文化又不是固化的東西。

改造時要把各種文化要素調查齊全，考慮如何把它們原地保留下來。比如飲食文化，政府應該要求開發商想辦法讓那些小店如何在改造過后還能活下來。老道外是哈爾濱小吃非常多的地方，現在剩下的可能不足四分之一了，但即使這樣，還能吸引八方食客。我們也都希望那些“小埋汰店兒”能夠存活下來，它們門臉很小，進去后也就兩三張桌子，但做出來的味道就是好吃，類似這種，政府應該想辦法幫助他們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時，提高衛生條件等等，想辦法把它保留在那兒。但現在不是，只要沒有錢就只能搬走。

另外，道外歷史街區還有很多演藝文化，比如驢皮影、木偶戲等等，原來很多“圈樓”走進去，就是一個小舞臺，要考慮如何在改造過程中把這些原地保留下來，我覺得這方面做得還不夠。

我呼吁政府部門在歷史街區改造過程中，先考慮文化，再考慮建筑，然后再考慮商業和旅游，一定要文化先行，而不是說商業先行，先考慮怎么建商業街、搞旅游，至少這種思維邏輯要有所轉變。

澎湃新聞：文化保護與商業開發似乎是城市歷史街區改造中永遠的難題和矛盾。

尹海潔：對，在這個過程中，文化保護面臨著被漠視的情況，這個事情只有政府來做，如果政府不作為的話，文化保護就會變成一句空話，我覺得這也是造成現在我們國家“千城一面”的很重要的原因。行政力量在參與改造過程中，往往根本不考慮文化的價值。

澎湃新聞：就您目力所及，全國范圍內有沒有做得比較好的案例？

尹海潔：我記得成都的寬窄巷子應該做得相對比較好一點。

福州的三坊七巷我才去過，給我感覺也僅僅是保留了坊和巷的門面，有時候門一推開就是一片空地，建筑都沒有了，只剩墻了，當然保留成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但這樣的建筑就不是活的了。

老道外有點像老北京的天橋，各種演藝文化非常發達，假如說天橋的老建筑還在，但藝人沒有了，那這個文化不也就沒有了嗎？我覺得文化保護迫在眉睫。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老的文化，到哪去都想找這種地方，但現在幾乎沒有了，歷史街區承載著文化記憶，但我們在城市建設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大面積的城市改造、動遷中，破壞了太多，這是我們的一大敗筆。

澎湃新聞：國外的情況呢？

尹海潔：我在日本生活過。我們知道日本城市因為二戰毀壞很大，但奈良和京都保護得非常好。我認識一位日本教授，非常喜歡中國文化，他說奈良是小長安，京都是小洛陽，就也想去我們的西安和洛陽看一看。后來我帶他來看了以后，就極度失望地走了，哪能比得上人家的奈良和京都呢？歷史街區完全都被破壞掉了，這真是讓人痛悔的事情，連日本人看了之后都覺得非常痛悔。

澎湃新聞：您覺得如今東北經濟增速放緩與文化保護是否存在沖突？

尹海潔：文化保護只能帶來長期的經濟效益，對經濟只有促進作用，而不是導致經濟衰敗的因素。恰恰是我們對文化保護不重視，使得一個城市沒有文化和活力，最后必將徹底衰敗下去。一個有文化的城市，永遠散發魅力。

以下是澎湃新聞對尹海潔論文的摘編：

道外歷史街區已于2007年和2010年開動了一期和二期改造工程，所處地段是現存中華巴洛克建筑最集中也最精美的部分，即景陽街、靖宇街、南四道街、南勛街圍合區域。二期工程結束后，即將開啟面積更大的三期工程。

這場聲勢浩大且耗時已久的改造工程卷入了政府、開發商、居民、老字號商鋪等多個利益方，各方站在各自的立場展開了博弈。在這個政府和開發商聯手主導的、以利益為導向的博弈空間中，歷史街區文化保護必然扭曲走樣。老字號在改造的壓力和利益的引誘下逐漸“變味”，居民們的利益訴求無處伸張，只能隱忍各謀生計。沒有人注意到，這場以保護老道外歷史建筑和文化為起點的改造工程已經在紛繁混亂的利益爭奪中步入歧途，文化保護變成了各方或有意忽視或無暇顧及的盲區。

一、老字號：在體制轉軌和開發浪潮的夾縫中

幾經歷史變遷，現如今這些老字號有的遷離原地，有的改旗易主，有的銷聲匿跡，更多湮沒在拆遷的推土機之下。現在靖宇街上碩果僅存的幾個老字號主要有：老鼎豐、世一堂、亨得利眼鏡等，但都已公司化。只有一小部分商鋪還在原來的老房子里保持著“前店后廠”的經營模式（即后面加工制作前面銷售，屬于小作坊式的傳統經營模式）。

筆者主要對保持傳統的老字號商鋪和公司化的老字號商鋪進行了訪談。

保持傳統的老字號往往保留著原來的店鋪和前店后廠的經營方式，現在的負責人也仍然是老店的繼承人，大都是從年輕時就在這里工作的老員工，在改革開放后將國營的商鋪買回。其中一些老字號靠著傳統風味和有利的交通區位，生意一直很紅火，尤其受到一些老顧客的認可。

實際上，這樣的老字號很難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另外，由于是從國營轉成了私營企業，但仍然保持國營時的稅收繳費標準，這使一些店鋪效益并不好，東來順的店主大爺這樣說：

“現在去了養老，去了房費，沒有什么大收入，像我們這樣的企業稅金交的高，都是從國有企業走過來的，稅不能免不能動。你要不想那么交稅你就得換牌子，你把這牌子摘了，牌子白瞎了，好幾百年了都。”

在老店鋪尚能使用時，他們大多仍然愿意保持現狀，保持老字號的經營特色和傳統風味。比如東來順、紅光餛飩館等；但也有一些名氣稍大的老子號商鋪禁不住利益的誘惑和政府政令的壓力，遷離原地，改造成現代化批量生產的大飯店，比如張包鋪、范記永等等。

這些店鋪雖然保持著歷史上的原汁原味，但是老板往往帶有小商戶的保守意識，眼光短淺，只顧經營，店鋪承載的文化最多只是他們盈利的招牌，他們對文化本身并不珍視。當筆者問及老字號的歷史和文化時，他們的態度十分冷漠，老都一處的店主這樣回答：“沒有啥可說的，你就看那個簡介不就都知道了么，我們跟你說也就是那些東西。”

對于道外街區的改造，大多數商鋪老板對文化沒有什么關心，只是抱怨現在道外街區改造修建步行街取消公共交通導致的人氣銳減。

公司化后的老字號商鋪的店長和員工都是上級公司統一調配，大都年紀輕，跟老字號歷史上的負責人沒有任何傳承關系，對于老字號的歷史和文化的了解僅僅停留在書面的說明簡介上，由此可見鮮活的歷史和文化已經消失了。世一堂現在的店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大姐，她對世一堂的歷史和文化十分茫然。

問：“你了解世一堂的歷史嗎？”

答：“那不了解，你看我這么年輕，剛調過來的（帶我走到店外，只給我看看櫥窗上貼的老字號標牌和創始人照片）。”

問：“您跟他有什么傳承關系嗎？”

答：“沒有，我們都是世一堂醫藥公司的，不是原來家族式的那種的了。”

有的老字號也會保留一些傳統的手法和工藝，但普遍認為現在運用先進的設備以及采用公司制標準化的經營方式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傳統落后的東西應該被淘汰。

至于這里正在進行的街區改造，由于這些工作人員都不是道外的原住居民，只是白天來此工作，對這里的街區改造和文化保護完全不知情也不關心。

二、居民和普通商戶：在背井離鄉的動遷風波中

大多數被訪居民和商戶都對道外七十年代“文革”結束后那段繁華的時期有所記憶，在回憶時，一種作為道外人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足以見得道外輝煌的過去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對于道外的現狀，多數被訪居民都認為大不如從前，有衰頹之勢，十分惋惜。對于大批歷史建筑尤其是一些大眾喜愛的老店鋪被拆毀很是痛心，如同記商場。在訪談時，幾個老道外居民如是說：

受訪者1：“這道外都分了多少地方了，紅旗，遼河，先鋒路，這又是陶瓷，又是群力，都是我們道外人分出去的，早先我們這地方相當熱鬧繁華了。”

受訪者2：“咱這真有點滅了。現在老字號道外沒幾個了，咱道外最好的就那同記，給扒了。”

受訪者3：“同記早先最聚人氣了，從扒完以后沒得好這道外。唉呀媽呀，早先那老同記，你都不知道哇，老漂亮了，一進去是轉圈兒樓梯呀，收款那玩意兒是這樣‘嗖’一個線兒過去，完了那邊就買票，‘嗖’再回來。我小時候都愛去上那看，完了照哈哈鏡。”

受訪者2：“同記那個經理（他扒了同記商場），都應該槍斃他。那同記要是現在要有啊，都不能讓他開商店了，都成博物館了，誰都不能進了，都得擱槍把著。門口那哈哈鏡十塊錢賣的（氣憤）。”

在這些老百姓眼中，道外歷史街區的保護和規劃是政府的事，百姓在政府的意志面前微小無力，所以一些人表示無奈也漠不關心，一個五十多歲的小裁縫店老板這樣說：

“現在不是老百姓你想怎么樣，政府它有它的規劃，它想怎么樣就怎么樣，老百姓好像不起什么作用。你現在找居民調查，查不出來什么。”

在訪談中筆者發現，這些道外老居民對于住房的問題十分關注，了解后發現，政府為了整體規劃道外旅游景區，要把這里的居民動遷到群力（位于哈爾濱市遠郊），因居民們都不想“從城市人變成鄉下人”而一致反對。幾個六七十歲的道外老居民對于政府的動遷這樣抱怨：

“人家不愿意走，楞讓我們上群力，群力是哪呢，好像到阿城了，很遠的地方，下鄉了都，這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人家也沒犯錯誤，這是好人吶。”

然而，道外真正的歷史建筑（也即“圈樓”），在居民騰遷后生活條件極其簡陋，由于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沒有供水供暖，電路老化加上木質架構經常引起火災。沒有配合動遷的居民中，年輕的和有經濟條件的居民棄置老房離開故土，自己在別處買房居住；而沒有經濟實力和體力較差的老年居民則只得留在這些老房子里，他們的悲慘生活再也沒有人過問。空閑的老房子由于租金較低大多被做小本生意的外地打工人口居住，平時對于房子的使用和維護更不關心留意，這加重了老房子的火災隱患。一個住在老圈樓里的阿姨這樣說：

“就這幾年，有錢的都不在這住了。這一趟街都沒人管，這都是老電線，老著火。而且這邊的租房子的都是從農村過來的，他們也不注意。但我們得注意啊，要不著了上哪住去啊。”

居民們反映，現在道外老街區的原住居民已減少大半，傍晚店鋪關門后，做生意的商戶也都回到別處居住，晚上街巷上空無一人，成了人們口中的“鬼城”、“死城”。

老百姓的基本生計問題沒有解決，何談形而上學的歷史文化保護？“房子”成了這里居民心中最大的痛楚，他們對于住房的積怨向政府反抗申訴無果，就只得將其看作街區改造讓他們無辜承受的代價，所以大多數居民都對這里巴洛克建筑的保護十分反感。至于這些歷史建筑，居民們并不在乎它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他們對于政府花高價修復這些不實用的建筑很不理解。

“你要是呼吁吧，就給我們說說，我們想解決溫飽的問題，但是我們想就地在道外給我們大房子。至于他們國家什么事我們也不想知道，跟咱沒多大關系，它得解決我們的問題。”

“保護它干啥啊，有什么意義啊，大學生！有的建筑是應該扒了，要不都砸死人了，你蓋樓也掙錢吶，給居民還解決困難了，你都整巴洛克，真是！我的意見是不應該在這再整巴洛克了，重復了，就應該把這些都扒掉，然后建高樓唄。可好了，守著江沿兒，高了都能看著江邊兒，這樓得賣多塊啊。”

“中華巴洛克它再好，它是歷史遺留的物件，不可能讓老百姓來承擔這個事兒來，你就給老百姓一個寬敞的屋，比什么都強。”

三、政府與旅游開發商：在權力—資本聯手共同操縱中

筆者在走訪調查中發現，道外中華巴洛克街區一期二期工程所涉及的區域全部開發為商業項目，二道街正在建設步行街，三道街已經開發成了一個影視基地和一個分為八個主題的現代休閑區。

黑龍江日報資深記者、編輯、中國文物學會會員曾一智在博文中這樣總結道外歷史街區的改造工程：“中華巴洛克一期、二期改造工程為了整體規劃，以‘危房搶險’為由將大批原住居民遷至遠郊，采用貨幣補償的方式將多年的老商鋪遷離原地。人房分離使得原本商住一體的街區現在被強行改為商業金融業用地。”

對于原有的歷史建筑，在2007年啟動的中華巴洛克一期工程中，處于歷史文化街區核心保護范圍的南二道街、南三道街的平面布局被徹底更改，部分老建筑拆除新建，其余建筑只留臨街立面，院內建筑完全拆除。二期工程仍重蹈覆轍，實施過程中不僅破壞了核心保護范圍內的許多歷史建筑，而且在建設控制地帶，許多百年老胡同也沒有幸免于難。很多道外老居民在訪談中也表露過對于政府大量拆除歷史建筑的憤慨：

“這改造方法是不對的，一切就是商業，就是錢，這叫什么保護，這就是掙錢！我們原先道外啊全都是這樣的建筑，現在哪有了，真正好的都給扒了，現在才想起保護來了。”

對于原住居民和商鋪，正如上文訪談時體現的那樣，為了開發商業項目，政府以“危房改建”為由將該區域原住民全部遠遷至港務局附近的陶瓷大市場附近。而據了解，在該區域內，危房僅占所有房屋9.47%。對商戶則采取貨幣補償的方式動遷，但補償與回遷差價過高，使那些在此經營多年的商戶無法回遷。

然而，事實上政府的招商現狀并不樂觀。據了解，一期工程至完工始終沒有租出去一間房。筆者走訪發現，在二期未完工的步行街兩側空房仍舊很多，已有商家是看在頭兩年免租的優惠政策下才進駐的。

再說這些重新被招進來的老字號商鋪，不僅遷離原址，而且從原來傳統經營的小店鋪搖身一變，成了現代化批量生產的大飯店，老味道也不復存在。政府為了擴大宣傳和增加利益，這些文化成了一文不值的犧牲品。在和某科長談到現在的張包鋪時，她如是說：

“現在這些東西（指步行街上新開的老字號飯店）都沒法吃了，放到這個街上了，其實就是知名度出去了，但實際上原來的老味道已經不對了。那你說什么是老味道，你以前吃過的，現在覺得味不一樣了，那要是以前沒吃過的，現在第一次來，也就那么回事，你說是不是？現在批量生產跟以前肯定不一樣，如果接待游客做團餐，肯定更差。但是原來的老店太破了，經營理念也不行，效益肯定沒有這樣好。”

綜上所述，政府和開發商以商業旅游開發為導向進行歷史街區改造，街區整體環境被破壞，與此同時，真正的歷史建筑——居民騰遷后的空置房屋卻無人保護修繕，在風雨飄搖中等待推土機來重演歷史的舊夢。人房共存才能傳承活態的歷史文脈，而今無人無房的歷史街區變成死街。而這一切又反過來使政府的招商進程舉步維艱，自食苦果。

（本文經作者授權，摘編自尹海潔、王雪洋：《城市歷史街區改造中的“文化之殤”——以哈爾濱市道外歷史街區為例》，載《現代城市研究》201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