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難以真正體會另一個人的苦痛。這時，生命有一點點變形，會覺得痛處自己將自己打開了。熟的果子與生的果子，漫長的感情與急促的感情，都會令人迷惑。

那天，在四川北路走累了，坐在昆山公園的長凳上小憩，金黃的葉子在淡淡的微笑。突然接到老母親的電話，兒子，你有空帶我去附近的公園走走。離她最近的就是昆山公園。

昆山公園

沉默的背后都有一件禮物，觸及了，再放下。

人生，既是流水，又是兩岸。有一種折磨，就是你始終明白你的一切都是流水。人與人之間，真的很殘酷，永遠有對峙。

昆山公園，是北四川路的一只伸出去的手掌，有著袖珍的美。現在的這里，恢復了英式花園的樣子。它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最初是一座名叫虹口的兒童公園。魯迅不喜歡逛公園，在他日記里，唯一記載逛的公園就是昆山公園，那是1932年10月9日，“上午同廣平攜海嬰往篠崎醫院診，并游兒童公園。”

早期的昆山公園（圖片來自網絡）

早期的昆山公園（虹口檔案館提供）

昆山公園附近的地圖（圖片來自網絡）

從前的后花園，今天成了見證四周紛繁變化的幽靜空間。昆山公園四周有昔日的教會學校、教堂、書店、電影院等舊址。在它的南端是浦西公寓（原名披亞斯公寓），先后入住過俄僑和日僑。還有一條傳奇的小街，昆山公園西側的僅僅一百米長的昆山花園路。

浦西公寓

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虹口檔案館提供）

1933年的上海，因為一年前的一二八事件，蒙上了陰森莫測的詭譎。施蟄存的新感覺派小說《梅雨之夕》抓住了那種慌亂感，這是小說里在北四川路橋上的男人的內心獨白：“剛走到橋頭，急雨驟然從烏云中漏下來，瀟瀟的起著繁響。看下面北四川路上和蘇州河兩岸行人的紛紛亂竄亂避。”

四川路橋（圖片來自網絡）

1933年2月至5月，丁玲在失去了愛人胡也頻整整兩年后，不是亂竄亂避，也似飄搖的小舟，租下了昆山花園路7號的房間，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馮達一起住了進去。丁玲，早年是非常敏感而多變的，是紅色的歷練使她不斷地克服天性里的脆弱與孤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盡管是虛構，但還是透露出她自己。丁玲骨子里的狷傲出于她過早地體會“殘酷之人性”，父親的離世又令幼小的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她很早熟，23歲就創造了莎菲這個個性解放的形象。

丁玲（圖片來自網絡）

“別人說我怪癖，他們哪里知道我時常在討人好，討人喜歡。”《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第一人稱——莎菲的自述，便是丁玲外冷內熱的性格的真實寫照，她對新鮮事物的熱衷與好奇，又驅使她在成功的道路上布滿真誠與渴望，包括對異性的渴望。但她追求身心合一的要求屢屢讓她陷在苦悶中。

丁玲晚年在談到早年上海大學上學時，有過這樣的描述：“同學有戴望舒、施蟄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環心等，這些同學對我們很好，我們則有些傲氣。”施蟄存于1988年看到《新文學史料》上登載了錄音整理稿《丁玲談早年生活二三事》，提及了上述的情景，就寫了一篇《丁玲的“傲氣”》。作為箋釋，施老回憶了這位女大學生的傲氣，她還指出丁玲有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傲氣，她自負是一個徹底解放了的女青年。”

1924年暑假后，丁玲離開上海大學到了北京，在北京認識了胡也頻和馮雪峰，寫就了轟轟烈烈的愛情篇章，在她后來的秘書王增如的著述中有詳細記載。丁玲在晚年回憶中還說了這樣一句：“在北京時，我是左的，胡也頻是中間的，沈從文是右的。”

丁玲和胡也頻（圖片來自網絡）

《莎菲女士的日記》里有一句十分絕妙：“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欲望”，意指美滿愛情是精神上互為融合的。而丁玲在這段感情里確實不時向外張望，“不禁又可憐葦弟，我祝禱世人不要像我一樣，忽視了蔑視了那可貴的真誠而把自己陷在那不可自拔的渺茫的悲境里。”丁玲筆下的葦弟是一個心理年齡未及格的青年，“但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把眼淚一顆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在得意的笑了。”

“丁玲女士自己既生成一個充滿生活幻想的頭腦，”沈從文在《記丁玲》長文里寫了丁玲的早熟，以及胡也頻在兩性認識上的稚嫩，“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極容易忘掉了她是個女人。”沈從文的《記丁玲》和《記丁玲續集》，是在1933年大家都以為丁玲死于國民黨屠刀后寫的紀念文章，寫盡了他與當事人的私人交往與看法。這兩篇長文日后引起了當事人的不滿。

1933年5月14日中午，身為左聯黨團書記的丁玲在昆山花園路7號家里被捕，現在基本確認是她丈夫馮達的軟弱造成的，丁玲被捕的時候，馮達和特務一起出現在現場。當日下午，湖畔詩人、革命志士應修人來到丁玲昆山花園路的家，和特務發生了搏斗，從過道的窗戶墜樓身亡，消息登載在《申報》5月15日第12版上。

昆山花園路

早年的昆山花園路（圖片來自網絡）

《申報》登載的消息（圖片來自網絡）

關于丁玲住的樓層有各種說法，有說朝南的三樓，也有說朝南的四樓，那么應修人墜樓也有三樓和四樓北窗兩種說法，還有說他直接墜樓在昆山路上。其實，根據我實地查看，昆山花園路的房子有條后弄堂，走出去才是昆山路。丁玲在回憶錄《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中，提及應修人是急忙跑到她家的樓上才遭遇不測的。我個人傾向于丁玲住在昆山花園路7號三樓，另外，過道的窗戶并不高，在窗前發生搏斗存在著危險性。

昆山花園路7號2-4樓

丁玲舊居的樓梯

丁玲舊居，應修人墜樓的窗口

丁玲舊居后弄堂

丁玲的《魍魎世界》是可信的，她坦陳國民黨在軟禁她時，逼馮達和她住在一起軟化她，她也在這段軟禁期間懷上了第二個孩子。丁玲曾這樣描寫馮達：“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關心人的方式讓丁玲無法拒絕，尤其在胡也頻遇難后那樣一段空白期。

在丁玲的感情世界里，有熱又有光的是馮雪峰。

馮雪峰（圖片來自網絡）

丁玲被捕后，魯迅密切關注，寫了七言絕句《悼丁君》。沈從文也在5月和6月先后發表了《丁玲女士被捕》和《丁玲女士失蹤》，女作家廬隱在《丁玲之死》中寫道：“她不大說話，我們見了她只點頭微笑……后來我也到上海做事，有時很想看看丁玲，但聽說她的行蹤秘密，不愿意有人去看她……只就她的天才而論，卻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大損失。”

廬隱十分欣賞丁玲的才華，她是在北京認識胡也頻和丁玲的，她也說胡也頻是一個很溫和的人。丁玲和胡也頻在那段時間一起寫稿投稿，但平和的生活沒有鎖住一顆向往自由的內心。待人處事，進退失據，的確應該放在時代與環境中考量。在昆山花園路的3個多月里，丁玲寫過小說《奔》，和早期的文藝才女的風格很不同。真正的改變開始于1931年的《水》。在大時代的洪流中，她接受著一次又一次考驗，她秉性中的浪漫與躁動不安，也在不屈的命運中深藏了。

對于某些人來說，人生，只是苦難的此岸。

1933年，對命運的進擊，是否給這里灑下不幸的預兆。歷史的沉默，必定被下一個時代的風浪抹去。當我在昆山公園駐留的那個瞬間，我曾想像丁玲住在這，會在周邊的什么地方閑逛。

歷史往前推，林樂知1882年在昆山路上建造了景林堂，那就是他擴建的中西書院。這位傳教士提倡中西并重的教學理念，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所謂海派文化，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昆山公園一帶，就是最好的例子。

林樂知（圖片來自網絡）

今日景靈堂南立面

我們無法復原歷史洪流中的所有細節，但我們能與它最鮮活的部分共同呼吸。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自微信公號“孫孟晉文藝鋪”（微信號：sun_mengjin）。文中圖片除注明外，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