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曾經用來對付“頑劣”孩子和問題青少年非常靈光的工讀學校，現在情況怎樣？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近日連續走訪上海辛靈學校、啟德學校兩所專門教育學校。如今，多數這類學校已經隱去“工讀學校”的名稱，不過，其半軍事化的全程式管理，與普通義務教育階段的公辦、民辦學校還是有很大不同。

比較尷尬的是，沒有了“工讀學校”這個名稱以及伴隨的法律、制度安排，這些學校的知名度、規模等早已今非昔比。僅以在校學生數量來看，高峰時期曾有200多名學生的辛靈學校，如今學生只有70多人；而啟德學校現有30多名教職工，但全校學生才21人。

上海市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執行會長姚建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目前社會上問題少年，及校園內屢犯暴力、難以管理的問題學生，正需要類似工讀學校這樣的中間教育地帶來矯正、教育，承擔以教代罰的重擔。

辛靈學校和啟德學校的兩位校長也都表示，他們有經驗、有能力去教育管理這些問題學生，能夠為這些有暴力、霸凌行為的問題學生提供教化、矯正服務。但同時，他們需要獲得政府、學校、家長的認可和支持。

面對目前工讀學校規模嚴重縮水、生源劇減的問題，有校長呼吁：專門教育學校（工讀學校）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視、財政資金投入，以及更多人力的投入。

有學校仍有警察駐校

12月26日下午5點，位于上海市閔行區的啟德學校下課鈴敲響了，學生們飛快地從樓上跑下來，然后自覺地在樓梯口排好隊，等教師下來帶他們去飯堂。

途中遇到其他教師，這些學生會開心地打招呼“老師好”，然后說笑著走去飯堂。

無法想象，這些看起來非常有禮貌初中生們，曾經都是從各個學校被送過來的“校園一霸”。啟德學校潘老師告訴澎湃新聞：“（這些學生）一般都是老師沒精力管，家長沒能力管的學生，才會被送到我們這里。”

成立于1979年的啟德學校，至今已有37年歷史，前身是上海縣工讀學校，后來上海縣與閔行區合并后，被改名為閔行區工讀學校，2001年正式更名為啟德學校。

校長梁根余介紹稱，雖然更名后“工讀”二字被隱去了，但學校的性質并未變，還是一所以接收“問題少年”為主的專業教育學校。

按《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未成人若出現“糾集他人結伙滋事，擾亂治安；攜帶管制刀具，屢教不改；多次攔截毆打他人或強行索要他人財物……”等九類“嚴重不良行為”，可以被送到工讀學校進行矯正和接受教育，繼續義務教育。

“以前工讀學校的學生都是由公安機關遣送過來的，有些輕微違反或構成一定刑事的學生，都會被強制送到工讀學校。”梁根余說，以往的工讀學校都是“半工半讀”，學校里專門讓學生勞動的車間，因此被稱為“工讀學校”。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我國第一所工讀學校成立于1955年，至今已經有61年的歷史。

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工讀學校的性質和內容已經慢慢發生了改變。

梁根余說，雖然現在啟德學校仍然有一名公安干警長期駐校，從事學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但工讀學校與公檢法的關系卻不似以往密切，已經在慢慢削弱了。

梁根余告訴澎湃新聞，現在上海市有12所工讀學校，但真正意義上的“工讀生”已經沒有了，“就是那種由公安機關定性后，被強制送去工讀學校的學生已經沒有了。”

而這樣的情況，源于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由“強制實行”，改為了“對未成年人送工讀學校進行矯治和接受教育，應當由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或原所在學校提出申請，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

“由強制變自愿，也間接導致一些工讀學校由于沒有生源而被關停或邊緣化了。”梁根余說，現在社會上對工讀學校仍有需求，但因為不能強制，導致需求變得非常矛盾，而政策上的不重視，導致工讀學校慢慢被社會遺忘了。

學習、生活都有教師陪同

除了生源變化，工讀學校的教育內容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梁根余介紹稱，如今“工讀學校”的課程完全是按照九年義務教育來開展的，因此“工讀學校”也被改為“專門教育學校”。

他說，以往工讀學校是“半工半讀”，學校里有專門讓學生勞動的車間，但現在學校的課程則完全是按照九年義務教育來開展的，因此“工讀學校”也被改為“專門教育學校”。

但工讀學校目前仍保留著一個特點——全程教育模式，學校全部采取寄宿制。

“我們學校實施的是全員、全程、全覆蓋的‘三全’教育模式。”梁根余說，在學校里，所有教師除了上課，還要參與學生心理輔導、談心、課間管理等，與學生學習生活都在一起，全程監管，24小時無缺位。

“從學生周日3點到學校，到周五3點放學，這段時間所有老師都是全程管理的，包括晚上晚自修和住宿。”而為了防止意外的發生，學校到處都覆蓋著電子監控設備。

梁根余說，學校嚴禁教師體罰或變相體罰管理學生，但對于這些“問題少年”，無暴力管理確實很難，“我們只能通過‘三全’的方式來約束學生，配合教育，達到轉化目的，比如有學生喜歡逃課，在我們這里就沒有機會，時間久了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即使在宿舍，教師也陪著學生。梁根余告訴澎湃新聞，啟德學校的宿舍分配并非固定的，“學生表現比較好，就會三四個分到一個宿舍，如果有一些學生煽動性較強，或和其他人相處不太好的，就有可能一個人一個宿舍。”

對于外界質疑的，在工讀學校會不會出現“交叉感染”的情況，梁根余說，從住宿就能看出，“我們的老師和學生們都是共處一室的，直到學生熟睡后，老師才會回隔壁房間休息，而我們規定，老師的門和學生的門都是不可以關的，不會給學生交流不良思想的機會。”

除了360度無死角的監管，對待這些學生，還得需要更多的耐心，“比如有些學生有暴力傾向，但暴力其實很多是情緒的問題，老師在教育方式上多注意一些，就不會激化這種矛盾。”

“如果學生有暴力行為，我們就讓老師采取冷處理的方式。”梁根余說，他經常和老師們強調“要學會等待”，“學生如果不做作業，老師在旁邊陪著，白天不做晚上做，以比較平緩的方式，讓學生逐漸適應我們的教育。”

在啟德學校教學樓里，澎湃新聞記者看到了一間“宣泄室”，四面墻壁貼滿了厚實的軟橡膠，中間還放置著沙袋和不倒翁，梁根余說，學生在中考前常常因考前焦慮而出現情緒不穩定的情況，曾經有一名學校在氣憤之余，把學校的墻都砸出了洞。

“得知這個情況后，我們就商量趕緊配備了宣泄室，如果學生感覺自己的負面情緒需要宣泄，就可以和老師申請去宣泄室發泄一下。”梁根余說，這就是工讀學校相比普通學校的好處，老師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感受學生的情緒和狀態，做出最合適的安排。

梁根余告訴澎湃新聞，前段時間上課時有一名學生“不見了”，在他四處尋找后，發現學生就坐在樓梯口，“如果是普通學校老師，可能上來就會罵‘怎么不上課’，但我覺得他應該有情況，就坐下來和他聊，果然他說他和同學起了口角，怕到教室會忍不住動手。”

“對于他的這種行為，在我們看來，是應該表揚的，他已經學會了如何去讓自己冷靜。”梁根余說，學校的個性化教育并非口頭說說，而是每名教師都了解每個學生的性格，對學生的一些反常行為也并不是直接否定，一旦有進步，都是值得表揚的。

“要對學生好，好到他們不好意思”

對于工讀學生的教育問題，上海另一所工讀學校辛靈中學的校長謝小雙也多有感觸。

辛靈中學位于上海市楊浦區，周圍是菜場和舊式里弄，幾家網吧間隔其中。

步入校門，教學樓的外觀已經不新，走廊墻面上掛著學生自己的剪紙、繪畫等作品，比如《弟子規》的內容配上漫畫，生動可愛。在辛靈中學一周工作安排表上，比其他學校多了一門“行規訓練”課，這是一門對學生的思想、行為規范進行教育的課程。

“以前辛靈中學也有鐵門、鐵窗和禁閉室，教師靠關、壓、打罵、體罰的方式來管學生。”謝小雙說，2008年他上任后，就拆除了“監獄式”的圍欄，“我跟老師說，你們這么管孩子管得住嗎？學生面上服，心里還是不服，強制手段的效果只是暫時。

“要對學生好，好到他們不好意思！”謝小雙告訴教師要對學生不斷付出關愛，讓學生感覺教師是站在他們一邊，真真切切為了他們，這樣才會從心底里和教師親近，聽教師教育。

謝小雙說，2010年左右，楊浦區有一名女生林玲（化名），抽煙喝酒、打架斗毆、父親離家、母親無力管教，經他多次勸說后，女生終于來到了辛靈讀書，但問題卻始終沒有解決。

一天謝小雙接到電話，說林玲從教學樓2樓里跳出去，翻墻離開了學校。“怎么把野馬拽回來？”等林玲回來后，謝小雙決定每周自己開車接送林玲上下學，有時候周末去他家也捎上水果去看看林玲。

大半年后的一天，謝小雙看到林玲背好了書包在校門口等他。一上車，林玲就說，校長你很累，以后不要再接送我了，我肯定會準時到家、準時到校的。謝小雙說，聽到學生說“請你相信我好嗎？”心里特別激動。

中考時，林玲考了460多分，考進了上海商校，而兩年前剛進校時，她5門課總共才100多分，“我們學生其實都很聰明，只要引導得法，潛力非常大。”

謝小雙告訴澎湃新聞，辛靈中學多年來中考升學率100%，不少畢業生考上中專職校，近年還有一名學生考進同濟大學藝術設計專業。

辛靈中學對畢業生每年都跟蹤回訪至少一年，讓學生走出校園后還能夠繼續得到教師的關心。2008年開始，學生犯罪率為零，畢業生回頭犯罪率同樣為零。

“我們的孩子要靠‘哄’、‘騙’，晚自習時，很多老師都是自己掏錢買零食，學生做了題、背了書就給他們零食吃。”在這種思路引領下，辛靈中學拆掉了鐵門鐵窗，舉辦了更多活動和教育，“我們現在開了多門拓展課，包括剪紙、健身、書法、陶藝等，讓學生自由選擇。”

“有欺凌行為的孩子，應及早送來”

除了改掉學生不良習慣、提升學習成績，當前的工讀學校被賦予了更多的期望。

上海市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執行會長姚建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曾指出，面對目前屢被曝光的校園霸凌事件，應當重視工讀學校，在學生犯錯后，除了放任不管和刑法處罰外，還能有一個中間措施——保護處分。

“保護處分的特點有兩個：一是提前干預，比如這個孩子的行為還未達到刑事處分的程度，保護處分可以對他的行為進行矯正、干預；二是以教代刑，面對已經構成一定社會危害性的刑事犯罪行為但不夠年齡被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也可以用保護處分來代替刑罰。”

姚建龍認為，保護處分措施是國家對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種正式干預措施，同時也是一種司法措施，但保護處分并不是一種羈押性質的，而是社區性處分，比如工讀學校，在工讀學校里針對不同學生的問題，制定不同的矯正教育方案。

“工讀學校現在從形式上來說，有點類似一個放任不管和刑法處分之間的中間性措施。”姚建龍同時指出，目前工讀學校并不具有強制性，如果想要真正發揮工讀學校“中間地帶”的作用，還需國家對這一類學校進行改革。

對此，梁根余也頗為贊同：“有校園欺凌傾向的孩子，應該是要想辦法送到我們這種專門教育學校來，給他一些矯正和教育。”他指出，專科學校就像專科醫院，能對孩子的問題對癥下藥，以免造成更大的傷害。

“以前我們收的學生中也有過校園欺凌行為的，但并不嚴重，比如一個學生在學校出口就罵人，從幼兒園就是一霸，小學還是，到了我們這邊，老師叫他做作業，上來就用臟話罵老師，連飯堂阿姨都對他有看法。”

面對這樣的情況，梁根余說，他先是和教師們分析，這個學生并非是罵人，而是這些臟話已經成為了他的口頭禪，“我要讓老師明白，他的行為是錯的，我們要幫他糾正，但不能認為他罵了我，就要記恨他，有些老師也比較容易激動。”

“現在已經入學3個多月了，上個月在飯堂吃飯時，喝的是雞蛋湯，他和阿姨說，‘阿姨我吃雞蛋會過敏，給我一點湯就好了’，這句話在常人看來沒什么，但對他而言就是很大的改變，說明他與人交流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

梁根余認為，適合孩子的學校才是好學校，在14-16歲“斷乳期”的孩子難免會出現各種問題，而在普通學校學生眾多，教師可能無暇顧及每位學生，“在專門類學校有老師時刻叮囑，如果能平穩度過斷乳期，孩子的問題也不會再反復的，所以初中這段時間很關鍵。”

但梁根余也表示，在目前這種“學生自愿來工讀學校”的情況下，效果并不大，“舉個例子，有人違法了，讓他自覺去公安局接受處罰，他肯定不愿意，學生也是，把他送到一個相對不自由的學校肯定不愿意。”

“而且家長也有很多顧慮，大多是因為不了解我們學校，覺得工讀學校就是暴力教學，只有等到一定程度，家長實在是受不了、管不了才會送過來，但那時已經晚了，再轉化就要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生源越來越少，不知還能辦多久”

盡管早就有專家呼吁應該重新重視工讀學校，發揮工讀學校“中間地帶”的作用，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工讀學校已經開始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如今啟德學校有29名教師，但初中三個年級學生卻僅有21名，其中初二年級只有2名學生，在教室里，兩名學生各坐在教室兩端，教師站在中間講課。

“9月1號我們只有14個學生，后來9月5號時有了17個，現在是21個，明年初三的13個學生就要走了。”梁根余說，收生工作現在是工讀學校目前面臨的最大障礙。

“不是沒有問題學生，各個學校都有，但缺少法律支持和行政手段，有些學生行為已經很惡劣了，但家長不送過來，我們也沒辦法，而如果不及早介入，后面問題會更嚴重。”

梁根余認為，目前管理部門和社會對于工讀學校的重視程度都不夠，雖然工讀學校僅是教育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學校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有些孩子的負能量是會影響到周邊同學的，比如校園欺凌，對被欺凌學生可能會造成一輩子的陰影。假如這部分學生能送到工讀學校來，至少對其他學生的影響能減少。”

生源難題也在困擾著辛靈中學，高峰時期曾有200多名學生，如今學生只有70多人。謝小雙說，為了讓學校生存下去，辛靈中學提出了“送教入校、送教進家、送教進社區”的口號，教師們拿著幫教名單，每天到處跑，主動關心其他學校的“預控生”，提前介入，預防為主。

對于為何生源會減少，梁根余說，除了政策的改變外，還有一些是源于家長對工讀學校的誤解，“有些家長會認為，工讀學校就像少管所一樣，孩子在學校會受到委屈，甚至學壞。但他們只要到我們學校來，看到我們的校風校紀還有教學方式，就會知道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

“還有一些家長，你說他的孩子有各種問題，在學校欺負別人，他不會承認的，總覺得把孩子送到工讀學校就和別的孩子不一樣了。”梁根余說，有時即使他們已經看出孩子有嚴重的心理問題，家長仍然不愿意把孩子送過來，工讀學校也沒有辦法。

對此，謝小雙告訴澎湃新聞，曾經有一個行為比較惡劣的女學生，再不過來可能就真學壞了，但她母親認為工讀學校名聲不好，也下意識覺得環境不好，始終不愿意把女兒送過來，“我拿著水果去她家跑了5次，她媽媽才同意來看一看，一看和想象中確實不一樣，這才愿意讓孩子過來試試。”

此外，于普通高校而言，除非學生的表現已經到了無法管教的地步，輕易也不會把學生送到工讀學校，“我們學校學生的學籍還是在原來學校的，而普校追求升學率，他們會認為，孩子送到工讀學校，學業肯定是跟不上的，那么中考的時候就會拉低學校水平。”

梁根余說，以上種種原因下，導致工讀的學生越來越少，大多數的工讀學校甚至因為沒有生源已經關閉了，“我現在一邊辦一邊在擔憂，我們還能辦到什么時候？因為現在學生越來越少了。”

“工讀學校或專門教育學校還是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必然性的，不像部分人認為的那樣到了應該取消的時候。”謝小雙說，全國范圍內，這些“暫時犯迷糊的小生命”數量還很大，“只要這些‘迷糊的小生命’還存在，社會就不能缺少我們這樣的專門教育學校。”

他說，無論社會如何發展，總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家庭，產生著問題孩子，因此專門教育學校的任務一直很重。“我們是在為區內其他學校保駕護航，提供服務，為社會安定和諧做著貢獻。”

在謝小雙看來，專門教育學校是為社會服務，是為區域內其他學校服務的。“專門教育學校就是學校與司法系統的緩沖帶，專門‘收治’那些一般學校管不了，但尚有教育可能的學生。”謝小雙說，“我們就是在‘掃雷’，我們多掃掉一個雷，社會就多一分安定。”

因此，他指出，專門教育學校需要得到管理部門更多的重視、財政資金投入，以及更多人力的投入。“讓優秀、肯干事肯吃苦的校長、書記到專門教育學校任職，才能辦好學校。將一個個尚在萌芽狀態的‘定時炸彈’拆除掉，這對社會和諧穩定的貢獻，有著不一般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