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上，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的宏觀稅負問題就出在，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是從企業口袋里掏出來的，企業稅降一點，個人稅增一點，我們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這樣一種結構？

高培勇談到，減稅降費是2017年政策主張的高頻率詞匯，“所有人都不反對，所有人都熱衷于減稅降費”，由此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政策主張，甚至把減稅降費當做一個基本目標。但問題是，“我們總要問你拿什么去減費降稅？”

高培勇認為，一種給企業降稅的方法，就是改變“政府每收100塊錢的稅，90塊錢甚至更多是從企業那里收來的”這樣一種稅收結構。從宏觀稅負，即企業和個人所交的稅總和來看，中國的宏觀稅負不比歐美國家高。但是，中國90%的稅收是落在企業身上的，這是導致企業稅負重的原因。

高培勇談到，與中國企業承擔大部分稅負的情況不同，歐洲國家大體上55%是個人繳納的稅收，45%是企業繳納的稅收。要把企業稅降下來，首先需要改變稅制結構。但問題是：“我們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這樣一種結構，能不能接受改結構這樣一種現實？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此外，中國的流轉稅也較高。高培勇說，政府每收100塊錢的稅，70塊錢是流通領域當中的稅收，是落在流通領域當中的，是要融入價格轉嫁出去的稅。而降間接稅，增直接稅，中國是否已做好準備，也還未可知。

而針對另一種，“以擴大赤字的辦法去支撐減稅降費”的方案，高培勇說，財政赤字擴大是必須用發行國債的辦法去彌補的，“也就是說一手減了5000億的稅，另外一手又發了5000億的債，原來強制納稅義務，現在變成了我持有了政府的債務憑證。”

高培勇認為，這種方案從概念上可能降低了企業成本，但實質層面絕對不是。因為即使用置換債的方法，新債還舊債，無限延期下去，利息也還是需要償還的。“我們在國債的管理上歷來有一個鐵律，本金可以置換，但是利息絕對要加入到政府支出當中，用稅收的方法加以彌補，這是鐵律。”高培勇認為，因此產生的龐大的債息將計入下一年的政府支出之中，這樣一個循環過程也絕不是減稅降費的目標。

全文實錄如下：

以往作為財經院的院長參加財經所的會議，今天以嘉賓的身份參加，感覺還是不一樣的，其一，不管任何的會我專心于傾聽，而且靜心于思考。我接著曉求剛才說的話，講一點我最近關注的事情，就是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現象。這句話從何而來？從五年前我們組建財經院的時候我們在議論一件事情，轉型，從一般性研究轉到智庫性研究上來。轉型的過程當中一個始終揮之不去的問題是，智庫研究究竟和一般的學術性研究有何不同？經過五年多的思考，我們越來越達成一種共識，起碼從最淺層認識上，智庫的產品和實踐當中的距離相對于一般的學術性研究而言是最近的，也就是說智庫性產品隨時都有可能被付諸于實踐。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就是我們對智庫研究的成果，稱之為成果也好，智庫產品也好，就要特別的謹慎，因為它具有人命關天的性質。比如一般的學術性研究，我就主張一種觀點，而且我從事學術研究到退休，一生一世我就堅持一個觀點就可以了，不管這個觀點是什么。但是，你要做智庫研究，你提出的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政策性主張，當你意識到它有可能被決策層所采納，被管理層所重視，以至于最終付諸實踐的時候，你能不小心嗎？你肯定要小心，而且小心過程當中都有可能出錯。所以這讓我們就感受到一個事實，凡屬于智庫產品的，一定要建立在精準的專業分析基礎之上，如果你的分析不夠專業或根本談不上專業，你可能提出的所謂智庫產品就有可能誤導民眾，誤導民眾也就罷了，還有可能誤導決策，因為你的智庫產品是直接通向于實踐層的，在這個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多少過濾的可能性。因為我們所有的智庫型專家，他在發聲的時候都是以專家的身份出現的，而且他在發聲的時候背后有背書，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某位專家說什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某位專家說什么，北大、清華、人大某位專家說什么，當你以專家身份出現，背后又有專家型的這種機構做背書的時候，你不要指望有人再為你的所言進行一番過濾和甄別，也不要指望決策層、管理層比你更專業，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條。

說到這里我想起一件事來，我曾經在一個會議上說過，大約是三四個月前，我在家里吃完晚飯，注意到電視屏幕正好展現出一個畫面，好多電影明星、體育明星和各路名人在那里唱歌，我聽著聽著就坐不住了，我就站起來了，我說唱的什么亂七八糟、南腔北調，我女兒提醒我，她說你注意這個節目叫“跨界歌王”，不是歌手來唱歌，是非歌手來唱歌，我立刻意識到一件事，跨界就不夠專業。

我本人是研究財稅的，幾十年如一日，這幾十年當中我特別注意不搞跨界的發聲。比如說金融領域，德旭院長、承惠所長，金融領域的事情，我歷來有足夠的敬畏之心，我連買什么理財產品都要問德旭。講房地產倪鵬飛是專家，除非他邀請我談房地產和財稅有關的東西，我才敢參加他的研討會。宋瑞是旅游的專家，旅游問題我敢隨便發聲嗎？也不敢。做學者要有基本的門檻意識，要有專業的認識，越是接近于操作層的產品越是要精準的專業分析，我這里特指的是智庫類的產品、政策分析類的研究，而不是講一般的學術性研究，一般學術性研究可以做跨界，大大跨界都沒有關系。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的中國”，我想把問題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去年11月份到今天，一年多的時間了，大家圍繞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什么，發了一段很長時間的聲，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什么階段了呢？因為今年經濟工作會議的主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們已經不再探討什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而是如何去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個過程當中請大家特別警惕其中的跨界發聲現象。

我舉幾個深入到我的研究領域的跨界發聲現象，大家做一些鑒別。其一，財政赤字率。伴隨著經濟下行，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鎮痛的加大，人們特別關注于經濟增長速度。為了穩增長，就需要有財政赤字的刺激，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是這種財政赤字的刺激率達到一種怎樣的地步，這是我們需要研究的。請大家現在就可以上網搜索一下關于各路專家所說的對于2017年財政赤字率應該達到多少的這樣一番議論，我見到這樣的議論突破3%不足懼，甚至更多，也不可怕，因為對比歐美、日本這些國家我們的赤字率還低了呢。我們姑且不談赤字率究竟達到多高的尺度是合適的，我想提及一個現實，中國的赤字率歷來有名義赤字率和實際赤字率之別，道理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中國的政府預算從改革開放以來就不是一本，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四本了。當你說到中國的財政赤字率有多少的時候，比如去年是3%的時候，請注意，它指的是一般公共預算的赤字率，可沒有包括政府性的基金，沒有包括剛才鄭所長所說的社會保險基金，也沒有包括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即便把這四個預算都包括在內，也不是全部的，我們事實上還有政府預算之外的政府收支性的安排。

比如說，2015年我們認定財政赤字率是3%，講的是名義財政赤字率，我們是不是要把政府性基金預算的赤字包括進去呢？把其他方面的政府預算的赤字包括進去呢？加總折合的結果，因為時間關系我不展開，你會發現中國2015年的財政赤字率不止于3%，甚至遠遠高于3%，是3%的倍數。問題來了，當你主張要提高赤字率的時候或擴大財政赤字率達到什么樣水平的時候，你首先要說你想擴大的是名義的赤字率還是實際的赤字率，如果不加區分的話，很可能誤導民眾，誤導決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吧。如果沒有對這個領域長期的跟蹤，你是說不清它的來龍去脈的。

其二，減稅降費。減稅降費是2017年政策主張的高頻率詞匯，所有人都不反對，所有人都熱衷于減稅降費，為了減稅降費就提出各種各樣的政策主張，甚至把減稅降費當做一個基本目標。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稅還是費，從來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綁在一起的，我們總要問你拿什么去減費降稅？目標是好，但是歸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繞開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談論減稅降費，或者至多談論到以擴大赤字的辦法去支撐減稅降費。我們姑且就按照這個辦法展開分析，你會看到什么樣的結果呢？政府支出不變，政府的稅收和收費減少，與此同時是財政赤字的擴大，財政赤字擴大是必須用發行國債的辦法去彌補的。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一種什么畫面呢？是在政府支出規模不做變化的條件下，彌補政府支出的融資方式之間的相互替代，也就是說一手減了5000億的稅，另外一手又發了5000億的債。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試想在企業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間的資源配置格局會因此發生變動嗎？我們說實質層面的資源配置格局還是老樣子，但是只是融資方式變化了。對企業而言，原來交的5000億的稅，現在變成購買政府的5000億的債了，原來強制納稅義務，現在變成了我持有了政府的債務憑證。

進一步問，對于企業的成本是一種降低的影響嗎？概念上可能是，但是實質層面絕不是，因為債是要還的，退一步講，債即便不還，用置換債的辦法無限期延續下去，他也是要付息的。我們在國債的管理上歷來有一個鐵律，本金可以置換，但是利息絕對要加入到政府支出當中，用稅收的方法加以彌補，這是鐵律。試想，5000億的債按現行的利率一年的利息是多少？2015年的債的利息自然要加入到2016年的政府支出規模上，從長遠講，這樣一個循環過程是減稅降費的目標所在嗎？顯然不是。當專業人士進入到這種分析領域的時候，他一定是把減稅降費和政府支出聯系起來去說。

再舉一個例子，剛才尚希所講的企業稅負問題，我見到很多這樣的分析，其實不只是今年，N多年前有有這樣的分析，就是企業稅負重，這很容易讓大家一時付諸太多的熱情。但是在企業稅負重的同時，我們肯定要做連帶分析，宏觀稅負是不是重？宏觀稅負是全國人民的稅負，企業稅負就是企業這個群體的稅負。做宏觀稅負比較的時候，我們都很清楚不管用什么樣的口徑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總求和，你會看到我們的宏觀稅負和歐美國家比，相對來講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們的。但是人們又講稅負重，于是把微觀企業的稅負無限放大，但是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在宏觀稅負并不太重的條件下，并不比別人高的情況下，導致企業稅負重了呢？其實這和我們目前的稅制結構有直接的關系。我總用兩個數字，一個數字是70%，政府每收100塊錢的稅，70塊錢是流通領域當中的稅收，是落在流通領域當中的，是要融入價格轉嫁出去的稅。另一個數字是90%，政府每收100塊錢的稅，90塊錢甚至更多是從企業那里收來的。大家試想一種結果，比如我們在座的各位就是一個小的群體，我們今天要收稅，但是我們明確只收男人稅，不收女人稅，收1000塊錢，1000塊錢落在所有的男士身上，我們報告廳里的宏觀稅負假定是30%，意味著所有男人的稅負是多少？也是30%。我們換算一下，這1000塊錢的稅負，500塊錢向女士收，500塊錢向男士收，我們的稅負水平不就由此而下來了嗎，中國的宏觀稅負問題就出在這里，我們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是落在企業身上的，都是從企業口袋里掏出來的。在計算企業稅負的時候，我們的企業稅負是約等于或者近似于宏觀稅負水平的。這樣一種來龍去脈才能知道中國的企業稅負是怎么一回事，接下來也就知道該怎么做了吧。在這種條件下要把企業稅負降下來，首先得改一改稅制的結構，問題是我們在座的各位，我們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這樣一種結構，能不能接受改結構這樣一種現實？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我們把間接稅減一點，直接稅增一點，企業稅減一點，個人稅增一點，像歐美國家那樣。比如說歐洲國家大體上55%是個人繳納的稅收，45%是企業繳納的稅收，我們稍微做一點調整，可能企業稅負重的局面就會有所改變，但是我們做好準備了嗎？所以不能輕易的一下子就把企業的稅負問題放到這個風口浪尖上做無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國的現實稅情，扎根于中國的現實國情。

我就舉這幾個例子，實際上所有的例子都是想說一件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來就是一個新課題，本來就是我們運用傳統在學校里學習的那些經濟學的常識所不能直接解決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特別需要精準的專業分析，而不是漫談者或者剽友。如果把自己標榜著經濟學家，在所有經濟領域都敢發聲的時候，請注意，如果你談的都是一般性學術問題，我們盡可以去鼓勵他，但如果你延伸到政策性分析領域，我們說你得有足夠的門檻意識，足夠的敬畏之心。否則這樣的研究成果不僅產生不了正向的效應，反而可能是負面的效應。我體會，一個真正具有專業水準的分析產品，它的完成者所應當具有的水平起碼有三條：一是接受過這個專業領域的嚴格而系統的基礎訓練，這只是其一，不是說你學習過金融學，你畢業是金融專業的博士就是專家了，不是。二是在這個專業領域有長期摸爬滾打的經歷，你不僅僅知道這個專業領域所有事情的今天，還要知道它的昨天、前天，你能從一個很長的歷史視角當中來還原基本事實，否則也是不行的。三是你在這個專業領域得有廣泛而深厚的人脈基礎，因為任何人的視野都有局限性，一個人水平再高也不能看到所有的東西，比如說看到財稅領域的東西，我可以問尚希，尚希得知道我是誰，他也得愿意跟我進行這樣的交流。其二，信息來源，我們的信息來源不能只從網上來，不能只從公開出版物上來，還得有專業領域的人士，能跟你溝通，提供那種真實而可靠的信息，讓你對這個領域真正有感覺，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學有所成，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智庫性的專家。

這些年來我們就是在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希望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能夠在這樣的研究視角的背景條件下，來提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各類政策分析性產品。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