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8點，我剛行至校門口，忽然接到我的恩師金光耀教授的電話，得知汪熙先生去世的噩耗。此時，天空下著毛毛細雨，地上灑滿落葉一片，給人一種凄涼蕭瑟之感。

汪熙先生

汪熙先生，是我的老師金光耀的老師，從輩分上說，汪先生是我的師公。1920年，汪熙先生出生于安徽休寧。時值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大地上革命運動風起云涌，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正趕上中國的北伐運動、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那是一個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年代，汪先生時常跟隨他經商的父親東奔西走，躲避戰亂。1943年，汪先生通過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一次出國考試后，赴美留學。當時，日本正占領中國的東南沿海，因此汪先生一行人只能從重慶直飛印度的加爾各答，要飛過喜馬拉雅山。這是抗戰時期著名的“駝峰航線”，航程風險無比，10次飛行中，就有一兩次要出事。抵達印度的加爾各答之后，再乘火車抵達孟買，從那里汪先生登上美國運兵船，前往美國。

1947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汪熙先生

1947年，汪熙先生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同年12月，汪先生從美國回到中國，在廣州民禾相油出口公司工作，同時在暨南大學兼課。1949年之后，他先后在重慶、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銀行系統工作。1956年，汪先生調到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工作。1958年9月上海社科院成立，汪先生所在的經濟研究所合并到該院。1966年“文革”爆發之后，汪先生于1968年12月從上海社科院下放到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干校”。他的身體很棒，被安排到上海耐火材料廠工作，俗稱“戰高溫”。1976年2月，汪先生調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

汪先生對中美關系史研究情有獨鐘，他在復旦開設“中美關系史”課程。1978年，還在安徽黃山茶林場當知青的金光耀師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在大學期間，金光耀師選修了汪熙先生的中美關系史課程。據金師說，汪先生在授課時，每當講授到“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時，說到動情處，往往聲淚俱下”。余生也晚。當2002年我考入復旦，師從金師攻讀民國外交史方向的研究生時，汪先生早已退休多年，自然無緣感受汪先生在復旦講課的風采。

柯文教授（左二）

剛入學時，金師還沒有專門向我們學生輩講授汪先生的故事。不過，我當時正好在歷史系資料室擔任助管，恰巧汪先生將他的書捐贈給復旦歷史系資料室。時任資料室主任傅德華先生安排我逐一在每本書的扉頁敲上“汪熙敬贈”的圖章。這段敲圖章的經歷，讓我對“汪熙先生”的名字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柯文教授來復旦做客，學校特意請汪熙先生主持講座。柯文教授的講座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報告廳舉行的，而汪熙先生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創建者之一。柯文教授的代表作《歷史三調》享譽中國學術界。那天，我和許多慕名而來的同學一樣，前往美國研究中心聆聽柯文教授的講座。在柯文的講座上，我第一次見到了汪熙教授，終于將“抽象的‘汪熙敬贈’字體”與汪先生本人的形象合二為一了。汪先生留學美國，很西化。他在正式場合，都是西裝革履，風度翩翩。記得汪先生在那天的講座上，說了一句開場白：“保爾?柯文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說出柯文教授的英文名字Paul A. Cohen時，用的是很標準的美式英語發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求索集》

我在研究生時代閱讀汪先生的第一本論著，是他的文集《求索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那時我的學術功底膚淺，還無法從閱讀中深刻領會汪先生的治學精髓。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汪先生的學術觀點，而是他在《求索集》的扉頁和序言中，所寫的兩句話。在《求索集》扉頁中，汪熙先生寫道：“謹獻給愛妻及摯友董幼嫻，感謝她的一片愛心及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和幫助。” 在序言中，汪先生引用了《楚辭?離騷》的那句名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第一句話表明汪先生夫婦伉儷情深；第二句話顯示汪先生在治學上有一種特別的執著的精神。這兩句話構成了我對汪先生精神世界的總體印象。

汪熙先生結婚照

我是一個好奇心比較重的人，汪先生既然將他的書獻給“愛妻及摯友董幼嫻”，這就刺激了我去打聽汪先生夫婦故事的沖動。恰巧，復旦歷史系資料室主任傅德華老師和汪熙先生是忘年交，兩人一起主編過《盛宣懷檔案資料》以及《150年中美關系史論著目錄》（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書，有一次，我悄悄地向傅德華老師問起汪熙先生的愛情故事，傅老師告訴我，汪先生的夫人董幼嫻（1920-2011）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她在抗戰時期就參與中國的民主運動，在1945年參與發去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1949年之后，董幼嫻女士歷任民建中央常委和第七、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通過傅德華老師，我對汪熙先生的學問、人品和家庭生活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大約十年前，汪熙先生中風，半身不遂。因行動不便，汪老自然很少來復旦參加退休教師的活動。2015年春，我從美國訪學歸來后，在與金老師商量之后，決定重新開設沉睡十多年的休眠課程“中美關系史”。汪先生在1990年代初退休后，金老師接過教鞭，繼續為復旦本科生講授“中美關系史”。但是，大約 2000年前后，金老師的學術興趣轉向共和國史，于是“中美關系課程”隨之停開，成為休眠課程。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中美關系史研究隊伍也日趨凋零。

每次與金老師談及此事時，金老師都鼓勵我應該致力于中美關系史研究，好將汪先生在復旦開創的中美關系史學脈延續下去。2015年春，第一次講授中美關系史課程時，我的心情很緊張，由于沒有現成的講義，我每次講課之前都得翻遍相關的圖書文獻，以便把最新的中美關系史研究成果講授給學生聽。令我欣慰的是，第一次授課居然有20多位學生選修，對于選修課而言，這已經是比較多的人數了，自然我也是信心倍增。

在講授中美關系史課程的期間，我嘗試寫了幾篇有關中美關系史的文章。2015年6月放假之際，我第一次去看望汪熙先生，這是我第一次與汪先生面對面交流，此時，汪先生的言語雖然遲鈍，但思路依然很清晰。他詳細地詢問了我的教學情況，還提出看一看我寫的中美關系史的文章。臨別時，汪先生還將他收藏的幾本中美關系史著作，贈送給我，鼓勵我認真做好研究，把中美關系史課程講好。

2016年春節期間，金師帶領我去給汪先生拜年。此時，汪先生的身體已經很瘦弱了，但精神很好，只是記憶力下降許多，聽力也大不如前。金師特意帶領我去看望汪先生，顯然不僅僅是為汪先生拜年，也是為了讓汪先生放心，復旦歷史系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已經后繼有人！在聊天時，金師靠近汪先生的面前，大聲說：建標是我的學生，也是您的徒孫，是復旦中美關系史研究的第三代了。我則靜靜地坐在旁邊，認真聽著。那天，汪先生很高興。大約談了一個小時，我們就離開了。

1991年，汪熙先生為吳心伯開具的查閱資料介紹信

2016年7月12日，金師和我再次去看望汪先生。這一次看望汪先生，是因為我們聽說汪先生的食欲下降，身體欠安。我們到汪府后，發現汪先生又消瘦了許多。汪先生對我們的到來，顯得很高興。那天，汪先生又像往常一樣，詢問了金師最近在忙什么，還詢問了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情況。金師告訴汪先生：“您的學生吳心伯現在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吳心伯的公子吳限也選聽了建標講授的中美關系史課程。吳限的本科畢業論文也是建標指導的。”聽完這一切，汪熙先生開心地笑了。

2016年7月12日，汪熙先生（中）、金光耀教授（左）與馬建標副教授（右）

臨別時，我們特意照了一張合影。在照相前，汪先生特意提示我不要把他膝蓋上的毛毯攝入照片，這個細節說明汪先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希望照片中展示的是他健康的形象。這正如汪先生對學問的執著追求一樣，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真，一絲不茍。此次話別之后，我就著手準備9月份的中美關系史課程講義，并重新調整《中美關系史教學大綱》。

上周五，我剛剛結束本學期中美關系史的課程。不料，今天就接到了汪熙先生去世的噩耗。想到這兩年來，我與汪熙先生的幾次近距離的交流，汪先生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而此刻汪先生卻已經飄然遠逝，從此天人兩隔，怎不叫人心痛！

汪先生在他78歲（1998年）時，曾這樣總結他的一生，他說：“回想起來，我生于亂世；長于日寇蹂躪，國家山河破碎之時；青年時吃了幾年洋面包；壯年是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度過的。等到‘史無前例’一來，那日子就甭提了。就這樣，一晃幾十年，一直等到鄧小平他老人家上臺總算才松了一口氣，讓人有了點安全感，覺得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出現了一線曙光。這時，我雖已步入蘇東坡所說的‘早生華發，人間如夢’的境界，但突然感到一種‘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沖動。”人生百年，終有謝幕！汪先生走了，但他那令人高山仰止的治學品格，卻永遠激勵著吾輩奮勇前進。

2016年12月26日晚，于復旦大學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