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好墓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是殷墟出土隨葬品最多的一座商代王室墓葬，隨葬品種類齊全，工藝精湛。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為商代玉器的研究提供了空前的資料。

3200多年前，美麗的婦好“歸于塵土”。3200多年后，隨著女考古學家鄭振香的到來，這位傳奇王后終于穿越，為今人所知。

我在多個場合說過：考古學家最刺激的事，莫過于挖古墓的過程中突然“認出”了墓主。

鄭振香，“認出”了迄今為止年代最早的一位有名有姓的真實人物：婦好。

殷墟婦好墓考古現場

3200多年前，婦好身居王后，光鮮亮麗。她活躍在政壇，馳騁在沙場，主持祭祀，巡察年成，生兒育女、召見“多婦”。她愛好收藏，尤喜精致玉器，活得像個現代“小資”。

3200多年前，美麗的婦好“歸于塵土”。她放下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國家，沉睡在洹河岸邊一處低丘之上。

3200多年后，隨著女考古學家鄭振香的到來，這位傳奇王后終于穿越，為今人所知。

1975年，鄭振香將自己的田野工作安排在小屯一帶。這年她的運氣似乎格外好，先是在小屯北地發掘殷代房基2座，隨后又發現一處可能是殷代晚期商朝王室制造玉石器的場所。也是這一年，鄭振香在小屯村西北鉆探到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其規模超過了平時所能見到的普通商墓。豐富的田野經驗，讓她確信自己即將與一位商代貴族相逢。

發掘婦好墓的過程，鄭振香寫過文章，描述得很詳細。大家從網絡上也能夠搜到各種轉述，我無意重復。這篇文章中我只聊聊網絡上搜不到的鄭振香對婦好墓的論述。例如，墓主是如何確定下來的？“婦好”又是什么意思？婦好墓是否孤獨地葬于宮殿宗廟區？這座墓葬的發現究竟在哪些方面推動了考古研究？

1976年，婦好墓剛剛打開的時候，鄭振香震驚了。墓里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銅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銅器總重量達到1.6噸。埋入墓中750余件玉石器，更讓鄭振香見識了商代玉器的豐富品類。最令鄭振香興奮的，當然還是109件青銅器上的“婦好”或“好”字銘文。當她意識到銅器上銘刻的“婦好”便是甲骨文頻繁提到的商王武丁配偶時，她完全明白自己遭遇了一位商朝王后。

玉鳥刻刀 河南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對尾鸚鵡 河南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婦好墓中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的“鳳形玉佩”

為了“驗證”自己的判斷，鄭振香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等單位的學者開了一次座談會。學者們圍繞墓主人身份展開了論證。討論過程十分熱烈，但大家的結論卻出奇一致：墓主是商朝“中興之王”武丁的三位上了“祀譜”的配偶之一：妣辛。

婦好墓青銅銘文拓片：左一為“婦好”

婦好墓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豐富的隨葬品數量，更在于文物背后的歷史信息。

鄭振香認為，“婦好”是墓主人的“專指”，“婦”是其爵，“好”（或“子”）是其姓。在商王的祀譜中，婦好便是妣辛。“辛”是其在祀譜中的“廟號”。鄭振香還認為婦好墓部分銅器所見的另外一組銘文（編者注：下圖，下二字），可能是婦好的“字”。

婦好墓青銅銘文拓片

發掘婦好墓的同時，鄭振香勘探了周邊地帶，確認婦好墓并非孤獨存在于商王朝宮殿宗廟區。1981年，鄭振香在《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一文中，公布了另外兩座殷墓的資料，用事實說明婦好墓周邊還有其它墓葬，甚至可能是婦好親人的墓葬。

考古學家常常通過“分期”來排定出土文物的年代。早在1960年代，考古學家便將殷墟文物分為四期，大體與盤庚遷殷以后的二百余年歷史相對應。地層學研究給各期文物排定了相對早晚：第一期早于第二期，第二期早于第三期，第三期早于第四期。

雖然相對年代建立起來了，但依據地層學和類型學建立起來的各期年代并不能直接與歷代商王銜接。婦好墓的出土文物屬于殷墟四期中的第二期。婦好既是武丁配偶，又先于武丁而死，故殷墟二期文物的絕對年代對應的是武丁前期。于是殷墟文物的編年，便直接與商王建立了聯系。這對于商王朝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鄭振香在她的幾篇論文中，將婦好墓在這方面的學術價值，論述得十分清晰。

過去，大家熟悉鄭振香更多是因為她是發掘者，我希望這篇文章，能讓大家明白鄭振香不僅僅是婦好墓的發掘者，更是婦好墓的研究者。

鄭振香先生使用過的被子、肥皂盒及搪瓷杯

鄭振香先生

鄭振香發掘和研究婦好，除了緣分，更靠執著。1980年出版的《殷墟婦好墓》，是在艱苦條件下完成的。

鄭振香和考古隊員們的駐地位于安陽小屯村西的曠野。早年隆冬，我曾到鄭振香先生的宿舍請教問題，見過鄭先生那張簡易木板床上疊著的略顯干硬的被子，她使用過的手電筒、肥皂盒，以及搪瓷杯（圖一）。笨重而斑駁的書桌上，朱漆已成片脫落，桌面粘著蠟燭殘跡，告訴我昨夜先生曾經秉燭而讀。望著單薄的磚墻，我甚至能感受到夜幕來臨時，穿過縫隙呼嘯而來的刺骨寒風。

鄭振香與婦好的緣份，并不僅僅是發現了婦好的墓葬，其實還有婦好昔日到過的宮殿。

1989年，鄭振香在小屯東北發現一座商代建筑。這座建筑規模宏大，其北部“正殿”的臺階之下，出土了一件鑄有“武父乙”三字的青銅盉。這件銅器以及埋在夯土中的幾件陶盆，均表明建筑完成于武丁時期。無論是年代、規模、還是位置，這座建筑有很大的概率是當年婦好和武丁并肩而行的宮殿。

鄭振香先生今年已經92歲。這是我第二次寫有關先生的事跡。

她不喜歡別人寫她。但別人怎會忘記她遭遇婦好的傳奇呢？

　　唐際根

　　2021年12月13日

（本文原刊中國考古網，澎湃新聞刊發時有編輯，并增加圖片，原標題為《鄭振香與婦好墓——她不僅僅是婦好墓的發掘者，更是研究者》，作者1993-2017年間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隊隊長，現為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席教授。）

————

延伸閱讀

司母辛 武父乙 ——鄭振香先生訪談錄

/李宏飛

學者簡介：鄭振香，女，1929年生，籍貫河北省東光縣。1950——1954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54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助教。1955年攻讀研究生，師從尹達先生學習商周考古。1959年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1959年任考古所洛陽隊隊長，參加洛陽王灣遺址發掘。1960——1961年組織編寫《洛陽發掘報告》。1962年任安陽工作隊隊長。曾主持和參加婦好墓和丁組基址等重要遺跡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通過1962年大司空村的發掘奠定了殷墟文化分期的四期框架。

主要代表作有專刊、專著《殷墟婦好墓》、《殷墟玉器》、《殷墟青銅器》、《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安陽殷墟小屯建筑遺存》，合著《安陽小屯》等。 

 殷墟婦好墓出有5件“司母辛”銅禮器，為武丁子輩祭祀其母（婦好）所作的祭器。殷墟丁組基址二號門西側所埋的一件圜底罐內出有1件銅封口盉（F1:1），銅盉的鋬下有“武父乙”三字銘文，銘文中的“父乙”應是武丁之父小乙，當為武丁為其父所作的祭器。中國考古網曾以“司母辛”和“武父乙”銘文作為訪談題目，紀念鄭振香先生考古生涯中的兩項重大考古發現——婦好墓和丁組基址。

李宏飛：鄭先生您好！首先謝謝您接受中國考古網的采訪！您當初為什么會選擇商周考古方向，是有特別的偏好嗎？

鄭振香：北大原來有博物館專修科，我是1950年考入的。但是到1952年院系調整時，博物館專修科被取消了，合并到了歷史系。鄭天挺先生第一次和我們見面的時候，表示歡迎我們到歷史系學習，還說你們可以學考古，也可以學歷史。到歷史系后，我還是選的考古。因為此前在博物館專修科的時候，我多次參觀過故宮博物院，對青銅器、玉器、漆器這些文物有一些興趣。另外，在搞“三反”的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歷史系的一位同學，叫王承祒，他喜歡甲骨文。他問我：“你懂甲骨文嗎？”，那時我剛大一，我說：“我不知道，也沒聽說過”，他就說這是一種古文字。古文字我倒是知道小篆，因為我哥哥就練篆字，后來他又問我想不想學，我說想學。他就教我看郭沫若的《卜辭通纂》，選一些甲骨片子讓我看，我對這些還挺有興趣。那時候能看到的書也少，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面也有些金文的東西。可以說，我后來選商周的時候，主要是因為受王承祒的影響。因為他教我學甲骨文，我就覺得學甲骨文、商代史還挺有意思。原來對于我來說，學三代、學秦漢或者學漢唐，都是無所謂的。但當時有了這樣一個機遇，所以當后來我們三年級選定方向的時候，我就選了商周考古。那時候就叫商周考古，不談夏。我就是這樣學的商周考古，如果說偏好，那就是甲骨文，因為我覺得甲骨文挺有意思。

李宏飛：您1959年到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后，在洛陽參加王灣遺址的發掘，和蘇秉琦先生共事，您能回憶一下當時蘇先生的工作情況嗎？

鄭振香：那時候蘇先生常住在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有時候也去王灣遺址，住在窯洞里，跟北大實習的同學一塊對陶片。蘇先生去王灣的時候正好發掘了一個挺大的仰韶文化時期的灰坑，出了很多的陶片，經過同學仔細粘對，對出了好多完整的器物。當時鄒先生挺高興，說這真是個寶坑。蘇先生看了之后也很高興，說陶器的碎片也不要都丟掉，要把有特色的彩陶選出來。鄒先生對考古特別情有獨鐘，特別地認真，所以他帶實習的那一年，拼對出來的東西很多，后來考古所在洛陽工作站專門騰出一間房子來放王灣的陶器。蘇先生這個人跟學生在一塊的時候比較平易近人，他也愿意跟大家一塊談談，而且他也特別喜歡拼陶片。以前有些人說蘇先生是閉著眼睛摸陶片，他比較注意陶片的紋飾特點。

李宏飛：您跟蘇先生在一起共事的經歷，對于您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響？比如說類型學方面的影響。

鄭振香：在講課方面，我沒聽過他的課，因為我上過考古訓練班，所以就免了各種課。我受蘇先生影響最深的是一次考古實習。我是1950年畢業，畢業之后的下半年，比我低一級的五一級那班在洛陽實習，實習完了要整理資料，考古所提出來，要收工了也很忙，沒時間輔導學生，讓北大派一位教師來。那時候宿白先生是副主任，因為我在洛陽實習過，他讓我去，我就去了。

蘇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器物“排隊”。當時挖的是洛陽中州路遺址，中州路墓葬整理的時候，春秋墓比較少，只有一座墓中出土的鼎是深腹的，鼎耳比較直，沒有蓋。整理戰國這一段就分了兩期，早的是鼎、豆、壺，比較晚的是鼎、盒、壺。因為教學生不可能分得特別細，蘇先生就讓學生掌握基本的和最主要的特點。所以說，“排隊”是從蘇先生那里學習的，那次實習是一次很重要的啟發。所以到后來，我在洛陽、安陽工作（比如二里頭的分期，我1961年寫過一個二里頭的遺址簡報），用的都是蘇先生的方法。蘇先生的方法主要是一個墓葬一個墓葬來排。我以前也在考古所實習過，畢業前在那兒實習，跟我們一塊工作的有周永珍先生。她也是年輕人，沒學過考古，她排了半天也沒排出早晚來，200多座墓沒有排出早晚來。后來說，這批墓分量大，你干脆搞戰國吧，甭管殷代的。我說聽指揮吧。后來蘇先生跟我談，問我，周永珍說這200多座墓分不出早晚來，你覺得怎么樣？我說我在那兒參加了，我也沒分出早晚來，不過從觚、爵的變化來看，我覺得是從大到小。就提出這么一個意見，當時我是學生，后來又不讓我參加這一段的整理了。因為有過1954年在洛陽的實踐，可以說是得到一個比較實際的指導。1962年來到安陽以后，我是按蘇先生的整理方法，挑標本，然后“排隊”。從那以后，我覺得學會器物“排隊”了。

在整理陶器這一方面，我也是受到了蘇先生的影響。蘇先生是將一個個墓作為一個整體來整理。原來我在考古所，他們是觚單獨排，爵單獨排，把很多東西都打散了。組合打亂了以后，挑做得比較好、比較規整的器形做標本。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蘇先生做得比較對。考古所的辦法是從李濟先生那兒學來的，李濟先生整理銅器用的就是這種方法。這一套的傳統就是《三代吉金文存》，說來有些事物都是有根源的，李濟也不是從腦子里創出來的，也是繼承了前人的傳統。清代羅振玉做《三代吉金文存》的時候，還沒有考古出土的成組器物，青銅器都是一件一件收集的，所以他研究起來是每一種器形單獨研究，這也是有道理的，他等于按類型去分了。到有了近代考古學以后，情況就變化了，有一組一組的器物，這時蘇先生的辦法還是更好一些。

另外就是蘇先生思路開闊，比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是不是早晚關系這個問題，他覺得葫蘆口尖底瓶不可能發展成平口，不是平行發展的關系。他覺得半坡的東西形象化，鳥是鳥的樣子，魚是魚的樣子，廟底溝類型是圖案化，所以這兩個比較起來，應該是畫原始動物的這種類型比較早。這都是隨便聊天時說到的，他也沒有正式發表文章。

1990年春與青年學者在小屯工地觀察現象

李宏飛：我們知道您是從北大畢業的。1962年您來到安陽工作隊當隊長，此后北大也有來安陽實習的學生，您能不能介紹一下北大學生實習的情況？

鄭振香：北大到安陽實習一共是兩次。1962年秋季，在安陽大司空村的實習是高明、嚴文明還有李伯謙他們三位。1963年秋年歷史系白老師帶隊又去了一次。我在畢業時，原來北大想讓我留下，我不想留了。因為我搞考古想下工地。后來我覺得離開北大心里有點過意不去。那時候安陽隊的隊長是尹達，我是副隊長，還有魏樹勛。所以我們歡迎北大的學生去實習，就是一塊發掘，我們主要負責指導學生，像田廣金、賈梅仙他們那個班，都是1964年畢業的，他們在那兒實習還不錯，分別的時候還聚餐了。他們對實習也比較滿意，他們挖的苗圃北地。前面在那實習的比較早了，就是1962年秋郭振祿那一班。

李宏飛：鄒衡先生帶學生來安陽實習過嗎？

鄭振香：沒有。在洛陽王灣實習，帶隊的是鄒先生，還有夏超雄。夏超雄那時候剛畢業，就我們三個。蘇先生到王灣去就是這一次實習。應該說這次實習收獲挺大的，后來鄒先生寫王灣發掘分期的文章基本上是根據這批材料。1962年這一批，帶隊的是高明，他是領隊，因為高明畢業最早。他也是研究商周的。李伯謙先生是1961年畢業的，1962年他去那兒也是跟著輔導，他當時是最年輕的老師。1958年北大自己搞了一個實習，在邯鄲。邯鄲實習是北大獨立搞的，大概是與河北省合作的，1958年上半年我到那里參觀過一次。

1964年以后就1966年文化大革命了，就沒有考古實習了。

李宏飛：安陽隊的殷墟文化分期是如何建立的？您怎么看鄒衡先生的殷墟文化分期？

鄭振香：殷墟文化的分期，我是從大司空村入手的。原來安志敏先生分了兩期，第一期是武丁時代，有一片甲骨文，他也請別人鑒定了，說是武丁時代。中間還有缺環，不可能一次什么都挖到，他把后邊的都合并成了一期。我覺得他原來分的第一期是對的，我去了以后挖到一個殘破的灰坑，它跟第三期迥然不同，所以就把它放到第二期了，但是沒斷年代，不好說是不是武丁時期，可能相當于祖庚、祖甲時期。接著底下就是廩辛、康丁時期了，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有一些參考資料，比如河南省挖過一個編號H1的一個灰坑，出土了一片甲骨，資料發表在《考古學報》上。我在《考古》1964年8期發表的一篇簡報就引用了那片甲骨。那片甲骨的時代，根據我當時的水平，認為是在康丁時期，后來我請教了張政烺先生，他說是在康丁到武乙時期，所以第三期就定為康丁到武乙時期。文丁時期沒有找到對應的資料，就并在了一起，因為底下的帝乙、帝辛是第四期可以肯定。我跟鄒先生也沒有商量，也沒有矛盾，他是根據解放前的資料，我是根據1962年秋那一次實習的材料。那一次實習情況不錯，因為去的人多，挖的面積比較大，共發現了50多座灰坑、50多座墓葬。整理過程中，第一期沒有找到，第二期發現一個殘缺的灰坑，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資料比較多。所以說跟鄒先生沒太大關系，鄒先生是根據李濟的陶器圖錄來做的分期，他的思路還是從鄭州二里岡學出來的，按照單位找，但解放前對陶器沒有下很大的功夫，都是這個單位揀一個，那個單位揀一個，很少有一個單位出土的成組器物放在一起的，比如H1的東西都放在一起 ，很少有這樣的，它是這個簋是H1的，那個鬲就可能是H3的。雖然鄒先生有鄭州實習的基礎，在分期上有一定的經驗，但是對銅器因為接觸的少，所以個別的就不對。總的來說，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而他整理的資料是以前發掘的，已經是固定的了，就那么多，根據那個整理是不容易的。我覺得鄒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做學問肯定是后來居上。后來隨著發掘的深入，有了明確的地層關系，資料也多了，規律自然就慢慢地比較清楚了。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打破了簋排簋、鬲排鬲的辦法，按灰坑的層位，再根據它的特點來整理，所以就不太一樣。我跟鄒先生并沒有什么矛盾，就是個別的認識上不一致。另外，我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挖婦好墓后就感覺他對過去所挖的M238的斷代不妥。

1998年陪同來賓觀察“司母辛”銘文

李宏飛：鄒衡先生分期和您分期的時候，您們有沒有交流過？

鄭振香：沒有交流過，各自分各自的。我們那時候是跟嚴先生他們做的，說起來很簡單，就是發掘了50多座墓，總有一些線索可以排比，鬲足高的就早。鄒先生寫那篇文章的時候，經常到考古所來看書，我也不問他在做什么，那時候我在洛陽，根本就不做安陽的工作。那時候陳夢家先生就說：“你看北大的鄒衡天天來這兒翻安陽出土的資料，咱們考古所的人都不看書”。那時候我也不理會這些，我也不知道鄒先生看了些什么，到后來他這本書出來了，而且內容就是李濟的陶器圖錄上的。

李宏飛：安陽的實物他沒怎么看過嗎？

鄭振香：看到的實物非常少，而且那時候考古所發掘出來的東西整理得也不太多。可以說他沒參考我們發掘的東西，他還是以解放前的資料為依據。他能做成那樣也就不容易了，李濟把資料都打散了，他再一件一件地都挑出來挺不容易的。

李宏飛：您能談一談婦好墓和丁組基址的發現和研究情況嗎？

鄭振香：婦好墓是在1975年冬季發現的，那個時候還是宣傳隊在小屯掌權，不過干部還是能起作用。當時要農業學大寨，平整土地。我問村干部平整哪一塊，他們說先平整小屯村后邊的那個臺子。那個地方高出周圍大概80公分，種的是棉花。到10月的時候，棉花桿還沒拔掉，我們就在邊上做鉆探。探下去之后都是夯土，從東到西有100多米，有的地方有間隙，有的地方是連著的，南北向的也是一樣。后來我們就找到那個干部，還把南邊的一個剖面給他刮出來了，我就跟他說這是夯土，不是墓，是房基，不能平整。這干部倒不錯，說你能提出來證據的話，我們就去跟宣傳隊談，以后我們也不讓農民在這取土了，同意你們保護。后來我們就挨著南邊發掘了6個探方，布置的探方的都是10×5米的，等于一個10×10米的探方分開了，總共300平方米，揭開之后都是房基。但揭露面積太小，房子大，都沒完全揭出來，后來找到干部說，冬天也不適合大面積發掘，我們也沒辦手續。所以就不發掘了，先做保護。因為一發掘就有痕跡了，不能再動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冬天那個地方也沒被破壞。第二年我們正式提出申請發掘，所里同意了，辦了申報手續。我們先是平揭，所有都揭出來以后再往下挖。一座房子正好被一個灰坑打破，在房基上面有個圓的灰坑，自然要清理灰坑。清理到底還是夯土，但是跟原來上邊房基的土不一樣。灰坑挖到一定程度就不挖了，這上面的房子必須做，不然底下的情況沒法弄清。把這個1號房基畫完圖以后，就揭掉了。去掉房子底下出來一個像是墓，因為房子的拐角一般都是圓的，墓的話是方的。因為太深，探不到底，又硬，工人也煩。后來我說，先往下挖3米，管它是不是墓，先挖挖試試。挖下去到3米以后，土就不那么干了，然后就用加擰桿鉆探。開始在邊上轉不開，就改到墓的中間部位，工人就動擰桿，用轉動的力量往下鉆探桿，探的過程比較費勁。我們挖到6米再往下探，探到7米深，突然間探桿下陷了，當地人說有“空頭”，有“空頭”一般是說墓沒被盜。那一鏟子探出來一個玉墜和紅漆皮，這樣就確定是墓了，所以就發掘。當時并不是為了尋找墓，只是恰好碰上了，考古總有一些偶然的機遇。即使我不發掘那個墓，發掘臺子上的建筑也是有意義的。不然的話就都毀了，不可能知道這個地方的整體布局了。

挖那個大型建筑也是農民要建房，讓我們先探一探，勘探完報給文物局說能建房。那個地方原來是種樹的，當時沒想到會有遺跡，結果在勘探的過程中就有發現。有一個姓屈的老師傅，他在西安探過一些宮殿，一探都是連成片的夯土，說這可能又是大遺跡，就與村干部解釋說不能建房。我們想發掘，但因為種樹，村里要價很高，后來也沒談成。拖了幾年，安陽市要搞旅游，要建殷墟博物苑，就把這塊地劃進去了，賠償的事等于市里包下來了。丁組基址實際上是4座房基，北邊原來探出來是寬21米，實際上是兩座房基連在一塊，北邊的房基晚，南邊的房基早。這個遺跡應該說還是保存比較好的，但后來因為蓋殷墟博物苑，把北邊那一片房基的北側破壞了一些，南邊的祭祀坑等都保留下來了。另外就是在那里發現一件銅盉，我覺得非常寶貴，上面寫著“武父乙”，這個父乙只能是小乙，因為那里出的東西都是武丁時代的。我覺得，做考古工作，大面積發掘是一個基本觀念，到現在當然沒有人挑選著挖了，一般都比較規范，當時我們發掘，就是發現多大面積就挖多大平方米，所以這處建筑群就挖出來了。

李宏飛：您覺得丁組基址是四合院嗎？

鄭振香：我覺得不是四合院，是因為沒發掘出來。可能是最先建的南邊一排。北邊有2排，一座在北，一座在南，南邊的這一排早，后來建的這一排在北邊，它的門道、祭祀坑都在前面的房基上面。后來西邊還有一排，它把南邊較早的房子截去了一段，北邊也截斷了一段。所以就是3排房子，東端就是河邊了。河邊還有地方，但是這個地方也清理了，北邊一排房子在臺子下面還找到了一部分，也就是它最東頭，已經找到邊了。后來他們提出四合院，反正我們這沒有找到四合院，而且沒地方了，往里也沒有地方，往外也沒有地方，往外的洹河下面還有一個低臺，低臺上也找了。他們后來提出這個問題，但沒有就是沒有，就是3排建筑。我們在小屯西北地也沒挖到四合院。甲組基址是全面揭開的，也沒有四合院。這個問題就是說，以后別處挖到就是別處挖到，我們沒挖到就是沒挖到。解放前發掘的甲組基址也是一排一排的。我覺得殷墟的基址，比較規整、早期的都是東西向排列，像甲十二、甲十一、甲十三，后來比較晚的是南北向排，好像是以排房為主，不像是四合院。

 李宏飛：岳洪彬后來在宮殿區鉆探過，乙組是不是會有四合院？您有沒有關注過他的鉆探材料？

鄭振香：和他一起鉆探的還有杜金鵬，他系統地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我倒是覺得要是想確認就得全部翻開，重新發掘。不然的話就只是推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李宏飛：您如何看待洹北商城的發現和“中商文化”這個概念？

鄭振香：首先要肯定洹北商城這個發現是個重大發現，這是沒有問題的。那個城墻反正沒發掘出來，我到那去看了看，也不像是夯土基址，倒像一個溝。沒發掘出來就不能多說。這里大面積的建筑還是很重要的，它跟殷墟在時代上基本是銜接的，所以不可能是另外一個城址，更不可能是河亶甲城。因為河亶甲距離殷墟有很長的一個時段，中間隔著好幾個王。我去看過好幾次，這肯定不是另外一座城，就是殷墟。以前總是找不著早期的遺址，所以楊錫璋就提出武丁遷殷，但是胡厚宣、張政烺先生都不同意，都說是盤庚遷殷。因為盤庚遷殷有《尚書·盤庚》三篇，最早的東西總是比較可信。我覺得它出的東西跟殷墟出的東西是可以連起來的，跟安志敏先生挖大司空村一期的灰坑出的東西很相似。

“中商文化”這個概念是唐際根提出來的。因為有了早商、晚商，他就想說“中商”。我覺得，其實就是早商和晚商。目前來說，早商就是二里岡，晚商就是殷墟。“中商”有多少東西？沒找到陵，也沒找到墓地，一個像樣的墓地都沒有。倒是找到房子了，應該說主要就是大型建筑，是一個重要發現，這是可以肯定的。是否要用“中商”這個名詞，也值得考慮。原來有河亶甲城一說，后來慢慢也沒人提了。

李宏飛：殷墟發現了很多墓葬，也發現有居址。關于居址和墓葬之間的關系，不知道您有沒有什么看法？

鄭振香：大的就不用說了，肯定是有規劃的。王陵的排列是從東往西，越來越晚，而且陵區和居住區是分開的。可是，小的遺址不是這樣，我們在大司空村發掘的時候，發現遺址在南邊，北邊就有墓葬，就在遺址周圍出現過墓葬，這種現象也比較多。另外它會搬遷，也會移動。比如，早期這里是墓地，晚期它就在這蓋房子了，這種情況也有。特別是小屯附近，地方就那么大，有時候這片墓地廢棄了，又在上面蓋房子，這種情況較多。不過總的來講，我對1962年發掘的大司空遺址看得比較清楚，遺址和墓葬大體是分開的，但是到了晚期，也有把遺址當成墓地，或者在邊緣上埋幾個墓，這種情況也有。這種都是在遺址比較集中的地方。在外圍的發現，墓地還是比較集中的，越到晚期墓葬越比較集中。比方說殷墟西區，它是墓地為主。我跟楊錫璋說，這地方怎么就沒挖出房子呢？他說就是挖不著房子。因為當時在發掘方法上也各有各的想法。面積大了，就不愿意大面積揭露，墓葬探出一個挖一個。我就問這兒有沒有房子啊？他說沒有，有聚族而葬的現象。

在紀念殷墟發掘七十周年學術會上與安陽隊同志和客人合影
 

李宏飛：殷墟西區可能不是單純的墓地，可能是有居址的，是嗎？

鄭振香：對。我覺得后來挖的孝民屯遺址還比較有啟發，墓地還是相對集中的，但另有小型房基和鑄銅遺址。早期好像死的人少，大司空村一期的墓就好像沒挖到幾座，到現在為止別處也沒挖到幾個，小屯也沒挖到多少。一、二期的墓葬少，可能剛遷來的時候多是青壯年吧，死的也少。原來楊錫璋就覺得這里沒有一期的，后來就在三家莊發現了相當于洹北商城這個階段的墓葬和遺址。

李宏飛：您當時在安陽是跟楊錫璋先生會有分工嗎？比如說，他挖西區，您挖小屯西北地？

鄭振香：對。1962年那個時候沒有錢，三年困難時期，我們都集中在一塊工作，包括1962年一起發掘大司空村，后來發掘苗圃北地，那時候就只能集中在一個遺址。那時不光考古所沒錢，院里也沒錢。后來工作多了，配合基建的任務多了，一個鋼廠就夠忙活的，所以后來楊寶成和楊錫璋一起發掘鋼廠。楊寶成先生后來到武漢大學了，他原來在這兒也算一個主力。還有別的同志，比如王金龍，也算助手，他的學歷低一些，做些基礎工作。發掘都是楊先生他們自己下去。他們那兒的墓都是探出來的，沒有大片揭露。我覺得這個應該說是形勢逼人。要是選也只能選一段，比方說探一探，有點眉目的，可以揭開看一看，找清遺址和墓葬的關系。后來感覺難度大，工作量也挺大，所以就沒怎么管它。

李宏飛：您認為商周考古研究中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研究有怎樣的關系？怎樣進行整合研究？

鄭振香：文獻材料用的少，比較起來，倒是甲骨文的材料用的多。我感覺中國的文獻還是可靠的。比如說《詩經》里“海外有截”的話，當時一些老專家就講是東海，結合考古資料，海螺是東海產的，海貝東海不產，這一點郭沫若早就提出來了。是不是相土不一定，但“海外有截”肯定是在海外活動，這海外活動是靠得住的。殷墟婦好墓出土的740多枚海貝，經過日本木下尚子教授的研究，我們這里出的虎斑貝和阿拉伯綬貝，上世紀30年代也挖到過，她也到臺灣去看過，她說這些東西是出自南海，不是東海的。文獻上講“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再根據現在收集到的資料，確實是東海那邊的海螺，現在大連那邊都還有，我在大連待過。婦好墓出了一枚阿拉伯綬貝，這是我們請人鑒定過的，還有鑒定說明，這個東西不是出自東海，是出自南海。所以說“海外有截”至少是指東海，另外應該包括南海。我們的研究，文獻用得上的就引一點，用不上的就算了，還是以文物資料為主，或者在結語里談談。有些東西文獻上也沒有，不能給你提供更多。當然學了總是會有啟發，對開闊思路還是有用處的。實際運用的話，就跟發掘的資料有關系，遇到很具體的東西就用不上了。

鄭振香與日本學者對婦好墓所出海貝做分類工作

李宏飛：您對研習商周考古的后輩有什么建議和寄語嗎？

鄭振香：學考古的盡量多下田野。書是要念的，可是真正要在考古上做出一點成績，就必須系統地做田野工作。因為偶然性總是比較小的，短時間很難做出成績。解放前發現的王陵區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梁思永先生那種追求的精神非常值得學習。本來沒想到會挖到陵，原來去的人都是沖著甲骨文去的，所以只在小屯挖。可是，梁先生是搞考古的，他不愿意局限在小屯，所以他就在后岡這些地方到處跑，他想闖一闖。還有就是日本人陳列展出的3個銅盉，沒寫出處，他就琢磨這些東西只能是殷墟出土的。但是殷墟沒聽說出過3件銅盉，老鄉也沒人提及，因為當時都是偷偷地盜掘。所以他就到處去了解，在侯家莊有一個參加過盜墓的人，說了在什么地方。他不局限于一個地點，思路很開闊，后來他就找到了M1001的位置。他這人確實有魄力，就在那開展工作，先挖了4座大墓。年輕人就得下田野，不下田野，老是用二手材料做總是差一些。所以我覺得尤其是比較年輕的同志，精力充沛，比較起來不算什么，也不覺得累就過去了，一定要堅持去考古第一線。

還有就是跟文獻的結合。不管結合得上還是結合不上，最基本的東西得念。就比如說讀讀《殷本紀》，也不一定能用上多少，但是它總能用上。《史記》是最基本的，已經總結了前面很多古文獻的內容，還是非常好的。還有《左傳》，我上研究生的時候，那時候是尹達當老師，我找他談話，他總說你多跟張先生談談，張政烺先生很博學。我就找張先生，說我想多讀點書。他說你讀《左傳》和《國語》，不是讓你學了馬上用上，而是學了以后對提高閱讀能力和開闊思路都很有好處。后來我覺得還是用得上，用得多少那就要看具體的發掘情況了。那個時候老師還是建議我們系統地讀一些文獻。

（本訪談轉刊自據中國考古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