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正在上映的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上海觀眾或許沒有想到滬語電影居然已闊別商業院線十多年。

1931年我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將上海電影引入了北京話（時稱北平話）的時代，這之后上海電影就很少開口說上海話，更多的是像《烏鴉與麻雀》那樣帶有上海口音的北京話。

上海人民滑稽劇團的前身上海市大公滑稽劇團1963年拍攝的《如此爹娘》、上海電影制片廠1962年攝制的《大李小李和老李》、1994年滬港合作的《股瘋》等，這些為數不多獲得公映機會的滬語電影，均獲得良好的口碑。

上海家喻戶曉的“王小毛”王汝剛曾在《股瘋》中扮演一個投機取巧的掮客，拍戲那年他32歲。2016年的最后一個月，64歲的王汝剛現在是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還在排演一出名為《今天他休息》的滑稽戲。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王汝剛講述了自己拍攝滬語電影《股瘋》的幕后，并道出了滬語電影雖獲叫好卻出產極低的原因。

怎么拍滬語電影？

1994年，《股瘋》上映時分地區投放了滬語、普通話兩個版本，王汝剛回憶稱當時“一票難求，同一天上海可以有四個地方開首映式”。這部電影滬語版在南方地區放映時反響很好，但令他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天津觀眾的熱情，當年的元旦《股瘋》在數個城市同步上映，還被送往了中南海，一部充滿上海市井味的電影能受到全國觀眾的認可，王汝剛自己也有點喜出外望。

《股瘋》是由香港藝能電影、瀟湘電影制片廠（湖南電影制片廠前身）合拍的，編輯賈鴻源、吳靜霞是上海人，導演李國立是香港人，當時這種內地與香港合作拍片的情況很是罕見，尤其拍的還是部滬語片。王汝剛受導演委托去找上海演員，找遍了三個滑稽劇團終于把人員湊齊，這就是為什么該片的群眾演員都是上海觀眾熟悉的滑稽戲演員。

因為滬語無法通過書面語言在劇本上呈現，所以導演在拍攝時基本采用了文明戲的拍攝手法，規定場景、角色、重點后，具體的臺詞表演由演員自己發揮。這樣的自由度讓深諳上海小市民生活的滑稽戲演員充分地發揮，比方說劇中步高里生活的居民們會為用電、用水問題斗嘴，女主角為了省點剪發錢跟理發店老板套街坊交情，老公出差一個禮拜掐著天數只肯給六張半草紙……

王汝剛說了幾個關于《股瘋》幕后的故事，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市民大多數不知道股票為何物，他們那時為此去做采訪。有個八旬老伯伯保留了一箱子認購券，自稱是寧波人，舊社會來上海學生意，從一貧如洗到買下了淮海路洋房、兒子國外留學，這幾乎是神話般的真實故事，反映了“魔都”上海的千變萬化。

王汝剛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自己在電影里還有句話被某報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電影十大預言”。當時他飾演的角色與香港“表舅”站在南浦大橋上，導演給他出了個難題，借男主角劉青云飾演的“表舅”之嘴問他，上海人下一步發財的機會是什么，他看了眼橋下密集的腳手架說：“房地產”。

為什么滬語電影少？

王汝剛稱，已故導演謝晉獲獎無數，但當他去美國辦影展時發現美國觀眾對他印象最深的還是滬語電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可能因為那是部滑稽電影。

那為什么滬語電影的叫好不能帶動產量呢？

“我們國家有提倡普通話的語言政策，提倡在公共場合講普通話，在正式場合講普通話，在學校講普通話。在上海市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下發的紅頭文件里，也有規定在廣播電臺、電視臺的播音、主持和采訪用語，電影、電視劇用語，漢語文音像制品、有聲電子出版物用語中，應當以普通話為基本用語。”王汝剛說。

王汝剛認為，上海話是上海這座城市的“血液”，但如今上海小孩大部分都不會說上海話，也已成了一個問題。

王汝剛同時指出，由于有一段時期不鼓勵說上海話，對本地的戲曲影響很大。在上海，滬語表現的曲藝形式僅有滬劇和滑稽戲兩種。而現在，上海滬劇團招生也面臨著缺人的尷尬，有時候還得去安徽招生。這些安徽演員唱是能過關，但在舞臺上用滬語對話就不行。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來隨著地方的呼吁，滬語文藝創作的環境逐漸寬松，滬語的傳承越來越受到重視。上一部公映的滬語電影是2002年的《股啊股》（配音版更流通），王汝剛覺得，觀眾們下一次再與滬語電影相遇在影院，不會需要等十幾年那么久。同時，他提醒兩點：“所謂上海話電影，要么拍攝地域必須是在滬語區，要么人物事件與上海相關。但我不主張一窩蜂拍上海話電影，不應該有地域主義。電影只是一種傳播形式，如果不是上海戲或者硬要說上海話，真沒必要，電影里說不好上海話就配音好了。”

王汝剛表示，現在官方、民間都采取了許多舉措保護滬語的傳承，比如做講座、唱兒歌、講故事、舉辦滬語比賽等等。他認為學語言還得從娃娃抓起重視滬語環境，“可以多鼓勵小孩用滬語說故事，這對孩子的語言掌握很有用，現在的小朋友都在上課外興趣課，為什么不學門上海話呢？現在有些農民工學校對滬語教育的積極性很高。”

鮮為人知的是，美國迪士尼還曾邀請上海滑稽樂團的演員為米老鼠和唐老鴨配音，這也是保存語言的一種手段。

滬語，隨著上海這座都市的人口不斷新陳代謝，相當多一些舊式用語在短短十數年間就淡出生活了。就拿《股瘋》電影里的對白來說，十幾年前上海人管10塊錢叫“一張分”，一百塊叫“一龍（分）”，一萬塊錢叫“一只米”……王汝剛指出有些用語能確切反映人的思想面貌。雖然現在的新派上海話變化很大，但語言的根沒變，語言不可能一成不變，這不是說要捍衛滬語的純潔性。

王汝剛呼吁，不應該再生硬地不許在學校里說上海話了，當初因為推廣普通話使很多上海小孩都不習慣說上海話，而現在讓小孩重新說上海話又很難，“甚至我們也差點放棄推廣上海話，但同志們說不應該放棄，我們要捍衛我們的語言文化，這不是說要捍衛滬語的純潔性，因為作為上海人會說上海話是種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