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的獎金近些年來一直在縮水，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著名歌手詩人鮑勃·迪倫（Bob Dylan）還一度玩“冷對抗”，拒絕出席頒獎典禮。與此相對的是，隨著華人所主導的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和科技水平的強勢提升，華人開始自主發起設立面向全人類的科學技術獎，獲得了世界矚目。“邵逸夫獎”、“唐獎”、“未來科學大獎”、“復旦-中植科學獎”等國際性獎項的陸續推出，國際獎項中刮起了一股濃郁的“華人風”。

華人設立的面向世界的國際獎項，有助于提升華人在這個領域的話語權，有助于改變過去完全由西方控制的單極局面，使得國際獎項更加多元。當然，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也肯定會出現各種問題，華人設立國際獎項的道路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為了更快地學習國際經驗，并且能夠根據華人自身的特點，設立面向世界的國際獎項，有必要對于近些年華人設立的國際獎項進行梳理，對于可能出現的問題和遇到的挑戰進行總結，提出更好的發展策略。

主要國際性獎項的比較

在科學性國際獎項方面，目前由華人設立的獎項至少有四個，分別是“邵逸夫獎”、“唐獎”、“未來科學大獎”、“復旦-中植科學獎”。根據表1中與諾貝兒獎項進行比較，不難發現華人設立的這些國際性科學獎項主要都是對于諾貝爾獎的補充。筆者在《諾貝爾獎的金色光環會褪去嗎？》一文中，曾經闡述過這種補充作用。

從這些獎項的情況來看，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諾貝爾獎的空缺，正在逐漸改變完全由西方所控制和主導的國際獎項體系，來自東方的聲音越來越響，國際獎項體系逐漸出現了多極化和多元性，形成了中西方互補的多元格局，對于全球范圍內的科學技術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作為后起之秀，華人要在西方控制的國際獎項體系中異軍突起，面臨著諸多挑戰是可想而知的。華人設立的國際獎項，被拿來和已經有的具有權威性的國際獎項進行比較是很正常的事情。

與這些老牌的權威獎項相比，華人新設立的國際獎項肯定會存在不足之處，在影響力和權威性上肯定是會存在較大差距。例如，“唐獎”一出世，就被與諾貝爾獎拿來比較。2013年，《自然》在其官方網站發布報道，就是以“亞洲諾貝爾獎”（Asian Nobels）來稱呼唐獎。所以，作為后來者，華人設立的國際獎項肯定會被非常苛刻的標準和眼光進行反復檢視，在設立和評選過程中的每個細節，若存在問題，都可能會被挑出來而備受質疑和指責。剛剛頒發的“復旦-中植科學獎”，就遭來了海內外科學家的質疑。這種質疑對于一個新設立的國際獎項而言，肯定是不利的。分析這些質疑聲，矛頭直指這個獎項的評選標準，認為評選標準存在問題，或者獲獎者遴選過程存在問題。這種質疑和指責，對于一個國際性科學獎項而言，往往是致命的。國際性獎項的關鍵是其權威性，若權威性受到質疑，那么，該獎項所代表的榮譽含金量就會大打折扣。如此的獎項，即便是獎金額再高，也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最終很可能被科學界所遺棄而無疾而終。這點恰恰是當前華人設立國際獎項所需要盡可能避免的。

中國人做事情有個跟風的習慣，只要覺得看起來不做，就會盲目去模仿。華人在設立國際獎項時，要避免出現設立“山寨版”的國際獎項，而是應該非常認真地去設計遴選過程中的每個環節，嚴格按照學術科學標準及貢獻來遴選候選人。以“復旦-中植科學獎”為例，據“復旦大學”官方微信介紹，獎項的評選堅持“優中選優、寧缺毋濫”原則，候選人須為在世的相關領域科學家。該獎的評選委員會組成看起來也是很強大的，物理和生物醫學領域的4位資深評委均為諾貝爾獎得主，數學領域的1位資深評委為菲爾茲獎得主，另1位資深評委為前國際數學學會主席。但是，首次頒發就遭來了海內外學者的質疑，如此多的質疑說明該獎項在組織運作上存在一定的問題，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華人新創一個國際獎項的艱辛。其實，類似的問題即便是諾貝爾獎也存在，例如2014年呼聲很好的華裔女科學家莊小威意外沒有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對此，學界發出了不少質疑的聲音。當然，老牌國際獎項在處理這類事務上很有經驗，組委會馬上派出諾貝爾化學獎評選委員會委員曼斯·埃倫貝格接受采訪時，回應了“華裔女科學家莊小威同時發表的研究論文但未獲獎”的質疑，并出示證據說明獲獎者早在1995年就發表了理論設計論文。反觀“復旦-中植科學獎”組織方在處理此類事務上的經驗明顯不足，當質疑聲四起時，不但沒有派出有分量的人出來澄清和說明，也沒有出示相關證據，而是由秘書處給出了一個回應，草草了事。

華人設立國際獎的誤區

剛剛頒發的“復旦-中植科學獎”，引起了不少質疑。但是，仔細推敲這些質疑的聲音，發現不約而同集中到了一個問題上：“復旦-中植科學獎”首次頒發為什么選擇頒給美、日兩位科學家而沒有頒給華人科學家？

華人科學家是不是比這兩位美、日科學家更值得獲此獎，我并非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不好評價。但是，依據這個觀點提出質疑，而且這種質疑聲主要來自華人學者，因此，不免讓人產生一種印象，似乎是因為華人學者沒能獲此獎而感到憤憤不平，頗有“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意味。

其中，還有一種聲音認為，“復旦-中植科學獎”應該關注華人科學家的成就，用不著成為外國獎項的附加品，頗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我認為，這些質疑的聲音本身就有問題。既然是國際獎項，那么，就不能搞傾斜，不能因為是華人設的國際獎項而優先照顧華人學者。這種思維還是典型的狹隘思維，對于華人設立國際獎并無幫助。華人設立的國際獎要避免出現思維上的誤區，而應該平等考察全球范圍內的科學家，既不給予華人學者特殊照顧，也不給予其他背景的學者故意照顧，而是完全通過考察其對于科學研究上的貢獻和作用來進行評估和遴選。

這方面，“唐獎”可以作為參考。迄今為止，“唐獎”已經頒發了兩屆，對于評選的結果，基本上沒有什么多少質疑的聲音。在評選過程中，是否華裔并非是評選的標準。比如，今年華裔年輕學者張鋒就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得“唐獎”。我曾經和諾貝爾經濟學的主阿爾文·羅斯教授討論過“唐獎”，他給予“唐獎”很高的評價和肯定，他曾在我的著作《達觀天下：跟尹衍梁學管理》一書推薦中這樣寫道：本書主人公創立“唐獎”，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復旦-中植科學獎”的設計，其出發點是對的，就是一個面向世界的國際獎項。但是，由于是第一次舉辦，在組織方面經驗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整個過程，給人的印象是沒有做好精準的準備工作，略顯倉促，在應對質疑上也存在明顯的經驗不足。盡管該獎4位資深評委均為諾貝爾獎得主，但是，這些諾獎得主真正參與此事到何種程度，并不知曉。“唐獎”在評選過程中，其總召集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先生是親歷親為，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他把辦好“唐獎”作為自己有生之年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下足了功夫。我在哈佛大學和丘成桐先生討論“唐獎”時，他說，“唐獎”辦得很好。

因此，華人在設立國際獎項時，僅僅邀請些諾貝爾獎得主來裝點門面是遠遠不夠的，而是要讓這些頂尖科學家能夠在評選過程中能夠真正發揮出作用，這個才是國際獎項含金量的關鍵所在。華人在新設國際性獎項時，容易急功近利，認為只要請些科學界的大腕來撐門面，就能保證獎項的權威性。這又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花重金請這些大腕來，并非是僅僅為了撐門面，關鍵是要幫助評選出世界公認的得獎者。歸根到底，一個國際性獎項的權威性取決于其獲獎者在科學界中的貢獻和地位。真正把世界公認的杰出科學家評選出來，并給予重金獎勵，這樣的獎項才是對于人類進步有實質性的貢獻的獎項，才具有權威性。

華人設立國際獎的策略

隨著華人經濟圈的形成和不斷崛起，華人在國際舞臺中的地位也會越來越重要，華人來設立面向世界的國際性獎項也會越來越多。華人要辦好具有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國際獎項，需要有正確的策略。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獨特性，要辦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再走“山寨”路子了。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榮譽教授哈里特?祖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其關于諾貝爾獎歷史的著作《科學精英：美國諾貝爾獎得主》（Scientific Elite：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指出，諾貝爾獎的優勢來自多種因素的結合，首先就是它獨特的起源。可見，這個老牌獎項在其新設之初就是以強烈的獨特性而橫空出世的。當然，那個時候這類獎項還很少，比較好形成其獨特性。現在，國際上大大小小的國際性獎項已經很多了，分別在各自領域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或者建立起公認的影響力。在這種格局中，華人通過新設國際獎項而后來居上的難度要比過去大得多，唯有通過制造“差異化”才能使得新設立的國際獎項有其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復旦-中植科學獎”在獎項的定位上，比較籠統，并沒有形成鮮明的個性，所以，更容易遭致質疑。舉個例子，該獎首屆獲獎人是美國免疫學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Allison）和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Tasuku Honjo），與2014年首屆“唐獎”生物醫藥獎獲得者完全一樣。如此亦步亦趨，即便是通過嚴格的遴選選出的獲獎者，但是會給外界一種簡單模仿甚至直接抄襲的不好印象，也為質疑者提供了一個直接的理由。例如，就有學者抓住這點，直接指出，“如果加上一個，就不一樣了！” 重復選出同一個人獲獎并非不是不可能，但是，若存在可供選擇的多種候選人的情況下，繼續重復之前的獲獎者，給人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所以，華人新設國際性獎項并非是壞事，但是，關鍵是要把各項工作都做扎實，做到位才能出好的效果。正如有學者評價說：“設立一個獎的話，you really have to investigate who are the real people who made contributions（你需要真的去做調查誰確實做了什么貢獻）。復旦大學創立了一個大獎，這是一個機會，只要把功夫做到家，其實是一件好事。”這是很中肯的意見，華人在設計和組織國際性獎項的過程中應當把基本功做好，不能為了宣傳而去做國際獎，那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效果自然不會好。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華人創辦國際性獎項也成為了一種潮流。但是，這個事情任重而道遠，并非能夠一蹴而就可以做成的。華人在打造具有國際影響了的獎項時，切忌急功近利，而是應該切實做好基本功，做好評選過程中每個環節的工作，選出公認的杰出科學家，才能逐漸積累獎項的權威性。在組織運作上，盡可能減少商業運作的成分，而是以非盈利的運營模式來進行運作。對于廣大華人科學家而言，也要改變認識上的誤區，不要認為華人創辦的國際獎可以讓華人科學家獲獎的概率更大。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具有狹隘性。既然是國際性獎項，那么，是否是華人不應該成為獲獎考慮的標準。任何新生事物，在發展初期都會遭遇一定的挫折。只要及時總結經驗，并且合理調整部署，相信華人新設的面向世界的國際性獎項未來會辦得越來越好，在國際中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高。

（作者著有《達觀天下：跟尹衍梁學管理》等6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