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如何評價美國“新清史”學術成績的問題上，出現了這樣一種為其辯護的聲音，即以濮德培（Peter C. Perdue）2005年出版的《中國西征》的書名含有“中國”這一關鍵詞為據，徑直斷言“新清史”學者其實根本沒有將清朝“去中國化”的歷史書寫意圖，由此得出結論：國內一些學者的相關批評，完全是無視基本事實的斷章取義，與“極左”時期一度盛行的全無學術水準的政治大批判毫無二致。如此說來，凡屬筆者這類認為“新清史”存在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學者，都應該對自己的研究態度反躬自省。不然的話，就是徹頭徹尾地冤枉了“友邦人士”或者“中國人民的親密諍友”。這篇小文不擬徹底檢討“新清史”學者的政治取向，僅就《中國西征》的書名問題，誠懇求教于以上述論點來為“新清史”辯護的朋友，切盼他們不吝賜正，以使筆者這類鄉曲之士，也能獲得學術上與時俱進的難得機會。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在某些情況下，歐美學者為自己的學術著作所起的書名，表面上恰恰與所要表達的真正觀點相左，以通過微妙的反諷，凸顯其所立新說的迥異流俗。試以目前已有中譯本行世的歷史人類學家埃里克·沃爾夫的名著《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趙丙祥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為例，作者寫作此書的中心目的明明就是要清除過去流行于歐美史學界的那種認為唯有西方世界才擁有真正歷史的固執偏見，以揭示世界各大地區之間的聯系互動由來已久。用作者自己在該書導論中的結語來概括就是：無論是那些宣稱自己擁有歷史的人，還是那些被輕視為沒有歷史的人，都是同一歷史軌道的當事人。因此，倘若有評論家并未瀏覽全書的具體內容，卻抓住書名“沒有歷史的人民”一語不放，進而把沃爾夫定性為傳統觀念的忠實衛道士，那么這種評論才是徹底誤解了作者的中心觀點。

饒有趣味的是，依筆者看來，前述那種緊緊抱住濮德培書中標題出現的“中國”不放，以此斷言作者主張“清朝等于中國”的論調，看來正屬于此類望文生義的情況。簡而言之，他們都未睹原書，卻又勇于代外人打抱不平，由此上了書名的當而猶不自知。濮氏此書的全名是《中國西征：清對中央歐亞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那么，作者為什么要用“中國西征”這樣一個貌似符合中國學者歷史認知的表述作為標題呢？這當然只能在作者原書的內容里尋找答案，絕不可由旁人替他作答。想必一心為濮氏辯白的先生們對此也無異議。幸運的是，濮德培本人早已在正文之前的序言中（其在原書的頁碼為ⅩⅣ，以與后面正文中用阿拉伯數字標注的頁碼相區分），仔細而明確地交代了相關的取名緣由：“我仔細地選定了以‘中國西征’這一標題作為書名，這是因為該名稱是一個講述征服的故事，并且得到了今天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the Chinese nation-state）的‘背書’。然而，其實是‘清在征服’，而非‘中國的征服’（But it is the “Qing Conquest”, not the“Chinese Conquest”），因為這一事業的諸多參與者都不是漢人（Han Chinese）；至于這里使用‘中央歐亞’一詞而不用諸如‘內亞’、‘中亞’、‘蒙古’或‘新疆’等則是出于要表現出這個帝國（通過征服）獲得了一大片界線模糊的地域領土。”

從作者上述原話中，我們完全可以確定，濮德培之所以挑揀“中國西征”而非其他作為書名，正是為了刻意表現出一種反諷的意味，以加強全書對史學研究中所見的“中國民族主義”因素的批判力度（此種批評是否合理，這里姑且不論）。恰好與當初沃爾夫把“沒有歷史的人民”嵌入書名標題，借以挑戰顛覆傳統觀點的做法如出一轍。濮氏在正文中所做的這類針對“中國敘事”的長篇討伐，具見是書第十四章“關于征服的民族化歷史的書寫”，對應于原著的第497-517頁。相關辯護者對原書未嘗寓目，又輕于為人代言，這才弄反了作者的立意，最終還以此反過來指責持批評立場的本國學者不學無術。濮先生在萬里之遙的異國他鄉尚有如此為其著想的忠實知音，真令人羨慕不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臺灣學者吳啟訥先生已在相關文章中揭示了濮氏選取書名的真正原因，其文就發表在兩年前汪榮祖先生主編刊行的論文集《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中。無論學者對其中觀點贊成與否，此書自出版以來，即在相關的“新清史”論戰中享有頗高的知名度，目前大陸的專業性學術圖書館如北京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等，均已購入此書，絕非難覓的稀見讀物。其實，筆者一點也不反對為“新清史”辯誣，一直以來也樂于閱讀學習此類著作（譬如素以思想深刻著稱的姚大力先生和定宜莊女士的評析文章），以此指望改變自己弱于知彼、閉目塞聽的狀況；只是，對那種不肯親力親為，單靠道聽途說著文，并伴以深文周納的羅織手法，筆者始終感到無法茍同和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