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打破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壟斷上海城市中心的局面，于1929年提出“大上海計劃”“大上海計劃”，將江灣一帶約7000畝的土地劃為市中心區域，興建一系列市政建筑。上海博物館即是其中的一個項目。最近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徐堅教授推出新著《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科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其中單列一章，探索民國時期都會類型的博物館，作為“大上海計劃”一環的上海市博物館就是一個典型。本文就摘自此書第四章《都會意象：以廣州市立博物院和上海市博物館為中心》。小標題系編者所擬。

雖然上海是中國博物館的策源地，但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出現由政府主辦和管理，作為公共事業組成部分的博物館。20世紀初期，上海既缺乏需要轉移物權、典守寶藏的舊藏，也沒有建立本地歷史記憶的迫切愿望。直到吳鐵城的“大上海計劃”中，作為上海城市文化象征的博物館才被納入城市中心區的新造計劃中。“即今全國人文會萃之上海，亦徒負文化中心之盛譽，而應充分努力之文化建設工作，尚付闕如”。上海市博物館是基于上海市政的整體考慮，作為在江灣五角場營建全新的城市中心區的組成部分出現的。而對于博物館究竟能如何有助于城市文化，主事者尚不甚了了，僅僅含混提出，“為市民學藝上研究觀摩之資”。但是，上海博物館的都會和區域代表性是明確無疑的。“晚近歐美諸國莫不有博物館之設，我上海為東南重鎮，畿輔屏藩，當大江入海之沖，居文化策源之地，庶物殷阜，教澤覃敷，公立博物館猶付闕如，引為憾事”。而且，館藏及展陳上兼顧傳統和現實，歷史和建設的基調也早已確立，“為此浩繁的城市生色，并且市博物館的主旨，格外注重于上海本地方史跡的收集，以及上海本地方進展的表現”。

館舍如何興建

上海市博物館作為中心區宏大建設計劃的組成部分出現在大上海營建計劃的藍圖上。在中心區第一期的核心政治性建筑建設完成之后，休憩和文教項目以三館計劃的名義出現，即博物館、圖書館及體育館。三館建設由葉恭綽統一調節指揮，其中，他尤其關注博物館的建設，從建筑到館藏，無一不事必躬親。博物館籌備委員會最初由葉恭綽、黎照寰、錢新之、馬宗榮、史量才、劉海粟6人組成，隨后陸續增加董聿茂、謝似顏、柳士英、張嘉璈、李馥孫、唐海安、盛蘋臣、陶桂林、王正廷、吳蘊初、李濟、宋春舫、邵汝幹、徐則驤、衛聚賢、杜定友16人。

作為“新瓶”建設，上海市博物館從選址到建造都納入到上海中心區營建計劃中，建設經費也以大型市政項目采納的公債方式募集。1933年11月議定的政府公債總額為200萬元，隨后逐步追加到350萬元，其中，30萬元用于博物館的場館建筑。博物館最終選點在“市中心區域行政區府前左路與府南左路之間，府東外路之南，坐東向西，與圖書館相對”。而設計者是上海新中心區的總體設計師董大酉。博物館和同時設計興建的圖書館位于五角場中心城區的軸線兩側，成呼應之勢。兩者均采用新古典主義建筑風格，“外形為中國宮殿式”。“平面形狀與圖書館相仿，但前翼兩端向前突出”，“館屋之外觀，大致與圖書館同，惟門樓梁柱外露，并于左右兩翼凸出部分之前，各設噴水池，以資點綴”。博物館的建筑工程從1934年9月底開工，1935年7月建成，雙十節時宣告工程完成。博物館建筑不僅僅與圖書館建筑相呼應，甚至同屬于更大的建筑組群。與博物館和圖書館建筑幾乎同期動工的還有市立醫院和衛生試驗所，連同體育場，上述五座建筑在1935年下半年先后竣工，構成了上海全新中心區最主要的文化景觀。

在建筑“新瓶”的搭建基礎之上，組織制度的“新瓶”也緊隨其后。1935年3月的籌備會議決定實施董事會制，并成立臨時董事會，“除市長、教育局長為當然董事外，余由市長聘任之”。董事會實行董事長負責制，但行政工作概由秘書承擔。臨時董事會由吳鐵城、葉恭綽、程演生、黃賓虹、徐積余、潘公展、沈怡、俞鴻鈞、蔡增基、董大酉、馬衡和李大超組成。3月21日的董事會會議增加王震、狄平子、吳湖帆、程霖生、何遂、董聿茂、江小鶼、柳亞子、商承祖等，7月下旬進一步增加徐蔚南和劉海粟。秘書一職則由吳鐵成的嫡系李大超擔任。從嚴格意義上論，更直接和深入地影響上海市博物館走勢的是承擔具體工作的早期博物館人。上海市博物館罕見地形成了卓越而整齊的早期博物館人團隊，足以和歷史更為悠久的博物館相媲美。1935年11月15日，上海市政府委派李大超為籌備處主任，胡肇椿為副主任，委員包括徐蔚南、鄭師許和陳端志等。辦公地點設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1936年2月29日，籌備處遷入新建的博物館中，次日新館開放。3月3日的臨時董事會推舉胡肇椿為館長，4月初，市政府委任陳端志為總務主任，徐蔚南為歷史部主任、鄭師許為藝術部主任。博物館所需更多的工作人員則是招募和培訓入職的，胡肇椿等人甚至董事會成員分別擔綱培訓課程。1936年1月，籌備中的上海市博物館公開招考服務生，報名者70余人，最終錄取6人。訓練班上，胡肇椿、徐蔚南、鄭師許和陳端志分別講授博物館學、上海史地、美學、考古學、攝影制圖和工具書等。葉恭綽、黃賓虹、江小鶼、李大超等都曾作過專題演講，訓練期限達六個月之久。這是中國博物館系統培訓博物館從業者的起始。

館藏由何而來

上海市博物館“新瓶”即成，“新酒”的籌措更費周章，但也更能體現早期博物館人對館藏組成的判斷和基本征集方法。由于缺乏公共收藏基礎，上海市博物館館藏的形成就是從無到有的建設過程。1935年3月，館舍尚未落成時就已推舉的臨時董事會議定，上海市博物館的館藏和展陳以歷史和藝術為基調。其中，“歷史” 以本地史為主體，表達對上海的在地關懷；而“藝術”則表達上海作為“人文會萃”之地的更為宏大的國家關懷。館舍落成不久，11月14日，上海市博物館組成包括衛聚賢、周仁、江小鶼、黃賓虹、吳湖帆、程演生、葉恭綽的選購委員會，兩天后的11月16日，選購工作正式開始。征集范圍所列極為詳盡，多達15類：“凡關于文獻制作，歷代書契，藝術作品，服御器物，及其他有關文化產業之品物，不論實物、拓片、攝影、模型、標本、圖籍，均在征集之列”。

上海市博物館設定的館藏擴充方式包括“捐贈、寄存、購置、采集、交換”五種，幾乎是中國最早系統提出全面征集方案的博物館，迄今博物館的征集方式亦未逾出這個范疇。不同的征集方案的效果并不一樣，尤其是博物館尚有開館時限壓力，以及缺乏對應的職業人員的情況下。交換是博物館之間藏品的主要流通方式之一。只是在20世紀30年代，無論是可以交換的博物館，還是可以交換的藏品均很有限，而且上海市博物館可資交換的藏品資源幾近于無，因此，交換得到館藏的機會甚低。采集的方法受制于上海本地田野考古學的不發達，基本尚未出現實證的上海史，因此也不是館藏擴充的主要來源。購置是最為直接的擴充館藏方式，市政府給予的購置預算為每年5萬元。與購置幾近平行的是其他獲取私人收藏的方式，即物權轉移的捐贈和物權仍屬原主的寄存。

相較于廣州市立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館更為積極地謀求獲取私人收藏。雖然廣州本地也有古物收藏，但是無論在數量還是規模上都不能與上海相校，更何況上海市博物館的重要策劃者和支持者葉恭綽以身作則，起到了示范和號召作用。葉恭綽率先捐出包括“金石書畫陶瓷甲骨唐人寫經”，達數百件之多。徐積余捐贈了“古鏡磚硯”等16件。1936年，上海市長吳鐵城甚至親自出面宴請在滬收藏家，動員狄平子、丁福保、何遂等捐贈或者寄存收藏。作為中國古錢幣研究集大成者，丁福保擁有晚清至民國最重要的貨泉收藏之一。該筆收藏初屬金錫，經過其學生劉燕庭之后輾轉進入丁福保收藏。鄭師許認定，丁福保錢幣收藏具有“收藏經過明白”、“皆屬真品”和“已成系統”三項顯著優勢，因此通過丁福保的弟子周云青接洽，最終獲允將此筆收藏納入到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2月，鄭師許和黎協萬前往丁福保住地詁林精舍接收，當天清點的錢幣多達863枚。在丁福保捐出大宗古錢收藏外，吳湖帆、甘翰臣、顧鼎梅、狄平子、何遂也都承諾捐贈，“藝術”類收藏基本奠定大局。3月初，收藏諸家捐贈物品計有“黃賓虹送存古瓷器、唐寫經及明清書畫等數十件。張叔馴送存漆器，……狄平之送存古代人骨及名貴書畫，管復初送存唐宋明瓷器大小四十件，楊氏藏瓷名家楊庶堪送存歷代瓷器多件，該館董事吳湖帆送存陶器、書畫、盔甲等數十件”。吳大澂的愙齋銅器和丁福保的古貨泉入藏是上海市博物館在館藏擴充上的兩項重要成就。

作為都市意像的集中表達，上海市博物館對代表上海現狀，尤其是開埠以來殖產興業進步的展陳品有著強烈的興趣。1935年12月14日，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在八仙橋青年會招待上海同業公會負責人，商談征集代表近現代產業進步的展陳品。次年3月，上海市博物館又通過上海市商會向同業公會發出通知，征集“凡有關文化事績之品”。5月20日，已經履職的胡肇椿代表上海市博物館招待商界領袖，再度號召征集工業產品。產業類和教育類館藏先后收到胡汝鼎捐贈電機模型，袁良驊捐贈魚類標本，蔣傳炤捐贈帆船等。

以“新酒”填充的“新瓶”以常設展的形式表達上海全新的都市形象。從博物館的設計方案上看，底層以門廳、圖書館和演講室為主，展陳空間集中在第二層。其中，中央分三間陳列室，兩側則為書畫陳列室。從主題看，上海博物館的展陳分成歷史和藝術兩個部分，歷史的陳列空間尤其大，達到17米寬，14米長。另外，展廳的兩翼都是書畫陳列廳，各寬11.5米，長25米。歷史占七間陳列室，藝術占五間陳列室。歷史以上海本地歷史為主題，而藝術的范疇擴展到全國。《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詳盡記錄了當時各室的主要布局。第一室陳列明代陸文裕書贈黃良器石刻立軸四幅和露香園顧繡、明代金漆佛像。第二室為上海鹽產、紡織和漁業場景。第三室為清代和民國服飾。第四室為新石器到漢代的器物，陶器到青銅器，貨幣，印璽。第五陳列室為玉器，另外各種木偶也陳列在這個室內。第六室為瓷器、漆器、竹木器及書畫。第七室為上海新建設模型。另外有五處陳列廊，第一處為上海文獻，從各種模型到照片。第二處為歷代兵器。第三處是各種首飾和勛章。第四處是貨幣。第五處是古代碑刻。其中歷史部分是上海市博物館特別看重的，“歷史部分，專以表現上海發展的過程為宗旨，搜集精博，布置有序，尤其是一個特征。這一部分實系以上海之歷史使之立體化與現實化，將使閱覽者一瞥而親受此世界六大都市之一的視覺的歷史教育”。

1937年1月，上海市博物館試開放。然而，上海市博物館的黃金時代未能維持很長時間，由于吳鐵城的離職，粵籍人士紛紛離開上海，上海市博物館核心成員四散。胡肇椿轉入立法院，陳端志進入社會部，徐蔚南回到文學創作和出版之中，鄭師許則更早就轉回廣東襄勤大學教授中西交通史和考古學。不期而至的上海淪陷掩蓋了上海市博物館內部運作的窘境，上海市博物館走向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