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問題，魯迅在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里說得很清楚，是坐車來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里，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绷攘葞坠P，從體態到著裝，躍然紙上，讀來似是魯迅親眼所見，那么，四條漢子是坐車來的，當無疑議了。

而四十多年以后，作為“還有另兩個”中的一個，夏衍在《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下稱《往事》）一文中卻提出了另外的說法（此文收入中華書局新版《懶尋舊夢錄》，令人贊嘆編者的用心）。在他看來，魯迅這短短一句話，就犯了四個錯誤。首先，魯迅此文寫于1936年，那么前一年就是1935年，而此時陽翰笙、田漢已經被捕，不可能去看魯迅，因而“去年的有一天”是錯的。其次，內山書店所在的北四川路底，“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國民黨警探”，危險得很，他們不可能在那里直接下車，所以他們的車是“過了橫濱橋，在日本小學前停下來，然后四人分頭步行到內山書店”，而此時魯迅是在書店里間等待，絕無可能看到他們坐車同來，所以“從車中跳出”云云，也是錯的。再次，在服裝上，夏衍穿的是一件深灰色駱駝絨袍子，“因為一進內山的日本式會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脫了，所以我還能記得”。那么“一律洋服”也就不那么準確了。最后，雙方談論的話題，遠不止“胡風乃是內奸”一項。據夏衍的說法，在會談中，陽翰笙和周揚各自報告了文總和左聯的近況，而胡風問題則是田漢“忽然提出”的，由于意識到魯迅對此的不快，陽翰笙很快將話題轉開了，因此這一節也至少可以說是誤記。至于“態度軒昂”，倒是不錯，概因“那時我們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紀最大的田漢三十六歲，身體也沒病，所以‘軒昂’了一點可能是真的”。然則這“既不是覲見，也不是拜謁”，所以即便“軒昂”了一點，“也不至于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四條漢子”究竟是分頭步行的還是坐車來的？由于其他三人的回憶均未涉及這點，事實大概已不可考。本文的意圖也不在以夏衍的回憶，糾正魯迅的表述。對歷史記憶的不同表述背后，從來滲透著不同的立場與動機，對細節的反復辨證，也始終牽連著更大的企圖，夏衍在之后緊接著說道：“以上這些事情雖小，也不涉及到政治問題，但說明了一點：在這樣一封政治性嚴重的信里，其中特別是涉及到魯迅所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敵人所派遣’等等，夾雜著一些不正確或者錯誤的東西，那就會造成不好的影響?！?/p>

指出“小事”上的“藝術夸張”，暗示了“大事”上的指責或許也不那么嚴謹。那么，對“不涉及到政治問題”的細節的著力糾正，最終也還是指向了“政治問題”。

四條漢子與兩個口號

這里所謂“政治問題”，顯然意指圍繞著“兩個口號”的論爭所展開的各種是是非非。有趣的是，夏衍對魯迅的糾正，不論是否確實，都已提示了一個非常微妙的“時間差”：“四條漢子”拜訪魯迅是在1934年秋，而論爭則發生在1936年。1934年，陽翰笙是文委書記，周揚是左聯黨團書記，田漢是劇聯黨團書記，夏衍則主要負責電影小組的活動，各有具體工作，與魯迅的關系也各不相同——夏衍還曾對田漢的參與感到奇怪，因為當時田漢與魯迅的關系并不融洽。對照魯迅1936年的描述，“漢子”且要“四條”，著裝且“一律”，談話內容也被縮減為通知胡風是內奸這一項，一下子抹除了這四人之間的諸多內部差異，將他們改造成了一個立場一致、任務單一的集體對象。這一改造所勾勒的魯迅vs四條漢子這一圖式，與其說是對1934年的狀況的描寫，不如說是1936年兩個口號論爭雙方的鏡像。換句話說，1934年的“四條漢子”這一集體形象，是1936年的這場爭論的發明。1936年的論爭重寫了1934年的會面，而對1934年的細節辨證，則意在擺脫1936年的歷史陰影。

然而談何容易，“兩個口號”的論爭，往前可以溯及1920年代末起的左翼文化運動的曲折進程，往后則牽連到政治身份與革命歷史的確認與書寫，尤其是反右時對馮雪峰的“罪狀”的認定，以及“文革”中對以周揚為首的“文藝黑線”的批判，內中頭緒錯綜復雜，種種人事關系、理念分歧盤根錯節，更與政治運動乃至黨內的路線斗爭彼此糾纏，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史上最為難解的歷史關節。無怪乎《往事》一文本身，尤其是其中關于馮雪峰的記述，也在發表之后立刻引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湊巧的是，王德后、李何林等人對夏衍此文的批評，也正是從同樣的“小事”入手的）。新時期以后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下稱《有關經過》）這一材料的重新發表，茅盾、胡風等關鍵人物的回憶錄的刊布，以及《“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集》《左聯回憶錄》等史料的搜集出版，似乎非但沒有徹底澄清這段歷史，反而勾起了更大范圍內的爭議乃至對立。關于這一節，徐慶全在《新時期“兩個口號”論爭評價的論爭述實》這篇長文中有詳盡的還原，此文雖然以“兩只錦雞”（即周揚與馮雪峰）的某種和解作結，但其中提到的各方表態與角力，依舊讓人感受到和解背后的暗流涌動。

后世對這場論爭的研究，多集中于史實考訂、人事紛爭的梳理（即所謂周揚派與胡風派的宗派問題），以及立場觀念的理論化，而對左聯作為一個社團組織的特殊的組織結構注意不夠，然而，抽去組織結構這一“中間層”，將人事的紛爭與思想的對立直接關聯，便很容易使人失去一種必要的歷史感，從而放過一些看似瑣碎、實則關鍵的問題，而這里的核心，則是如何處理左聯內部的黨的組織領導與魯迅之間的關系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兩個口號”的論爭可以被視為這一關系爆發了危機。

誰能將魯迅“據為私有”？

1991年，夏衍接受周健強訪問，談及“兩個口號”的論爭，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周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究竟是誰提出的，夏衍舉出魯迅授意和馮雪峰授意兩種說法。周進一步追問：“同是一個口號，誰提的有什么關系呢？”夏衍答道：“當然有關系。假如知道是魯迅提的，就不會有這場風波。”周借聶紺弩的說法問道：“假若這口號是對的，誰提的又有什么關系呢？為什么魯迅提就沒關系，胡風提就要批判呢？”夏則繼續強調，“魯迅究竟跟胡風不同”，并舉出了三條理由：第一，當時“國防文學”的口號已經提出并廣為接受，“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否能為人接受則尚存疑問；第二，魯迅不是黨員，無法知道黨的方針變化；第三，胡風與周揚合不來。然而逐一分析就會發現，這些理由幾乎都站不住腳。第一條對魯迅、胡風都成立，第二條，胡風也不是黨員，第三條，魯迅對周揚也有所不滿。換句話說，這三條理由都無法說明這個“究竟不同”，是不同在哪里。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魯迅是不同的”本身是錯誤的，而恰恰要求一種更有說服力的理論解釋。事實上，夏衍早在撰寫《往事》一文時就已強調過：“假如這個口號不是胡風首先提出來，而是魯迅用自己的名字發表出來的話，那么，也許就不會引起這次論爭了?！蓖瑯拥囊馑?，在周揚那里也能找到類似的表達。在回答趙浩生關于兩個口號的問題時，周揚再三強調他們“不知道這篇文章是魯迅讓他（胡風）寫的”、“不知道是魯迅叫他提的”，“因為是胡風提的，所以就要跟他爭論”（《周揚笑談歷史功過》）。這些說法一方面證明了“宗派主義”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提示了魯迅所具有的某種超越宗派、立場之差異的地位。

魯迅的這一獨特地位，構成了左聯本身得以成立的基礎。與一般的同人社團不同，左聯的創立并非源于一群志同道合者推廣自身文學理念的需要，它更多的是以組織化的方式，對自1927年以來的文壇震蕩，尤其是“革命文學”論爭的結算，以在此基礎上展開新的文化政治運動。換句話說，左聯的成立不僅是一個開始，更是一個結束，它一面試圖在“左翼”這一符號下整編原有的文學與政治力量，一面則試圖以“聯盟”的方式抹去歷史沖突的痕跡，抹去之前三年，甚至更久時間內所積累下來的私人關系、利益糾葛、政治分歧與思想異動所造成的內部裂痕。左聯的這一訴求，一方面必須依賴于中共黨組織的協調與組織力量，另一方面也必須依靠魯迅在文壇上的強大號召力與凝聚力，中共（即文委與左聯黨團）與魯迅之間的良好協作，是左聯得以成立與運作的基礎。用任白戈的話說，左聯是在“雙重領導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魯迅先生的指導，一方面要接受黨的領導。這兩方面的領導要做到一致、不發生矛盾，主要是靠黨的組織如何與魯迅先生通氣和協商，而且善于聽取和尊重魯迅先生的意見，同時也依靠‘左聯’向魯迅先生匯報請示工作的人能夠如實地反映情況，并善于領會和疏通雙方的意見”（《我在“左聯”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夏衍之所以一開始被納入左聯管理層，正是因為他既與創造社、太陽社、魯迅等各方面人士相熟識，又沒有參與“革命文學”論爭，恰好適合承擔居間協調的工作（《懶尋舊夢錄》）。徐懋庸也回憶道，自己之所以被選任為左聯行政書記，也是因為他是當時少有的“可以同魯迅談得攏”的人，“周揚雖然和魯迅關系不好，但還要團結他，要有個人去同他聯系”。團結魯迅并不是一種個人姿態，而是一種根本要求。在徐懋庸給魯迅的信被發表后，周揚等人一致認為徐“惹了大禍”，“‘破壞了’他們‘同魯迅的團結’”。而徐則辯解道，自己在信中所述的內容，正是周揚等人“向我灌了又灌的那一套”（《徐懋庸回憶錄》）。在這里，徐懋庸沒有理解的是，個人思想立場層面上的差異乃至對立，與組織原則層面上的協調與“團結”屬于兩個問題：在個人層面上，魯迅與左聯領導間容或有各種差異，但在組織層面上，魯迅則必須被展現為超越宗派立場的“盟主”。

換句話說，在左聯的歷程中，我們可以分辨出兩個“魯迅”形象。一是作為個人的魯迅，他以自身的思想決斷與寫作實踐，能動地引導著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也由此避免左聯成為一個行政主導的官僚組織。他關于“奴隸總管”的批評，正是出于對左聯的官僚化所形成的新的權力關系的警惕。二是作為符號的魯迅，其在文化界所擁有的象征資本，成為左聯所具有的影響力與號召力的最重要的基礎。反過來說，左聯的成立與運作，建立在魯迅對其自身的象征資本的讓渡之上，自此之后，雙方將共同協調管理那個作為符號的魯迅。而左聯的運作成敗，則直接系于這一共管體制能否維持。

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運動中，這一共管體制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感覺結構”，各種人事對立與宗派沖突，都必須在這一感覺結構中來理解與展開，才能將其充分地歷史化。在討論魯迅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時，徐懋庸給魯迅的信往往被人忽視，然而在我看來，這封信中的某些細節，正透露出這一感覺結構的運作。徐懋庸指責魯迅沒有細察胡風之詐與黃源之諂，結果是“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胡風與周揚之間的宗派對立人人皆知，但真正的問題卻在于前者“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徐才指責魯迅“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跳出雙方意見的對立，徐懋庸的這一描述，事實上與魯迅的自我感覺頗為契合。早在“五四”時，魯迅就有過“聽將令”的說法，1927年，魯迅再度意識到自己成了“公物”，且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廈門通信·三》），1930年左聯成立時，又提到自己“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300327致章廷謙》），再加上左聯中后期的“工頭”與“苦工”之喻（《360405致王冶秋》），無不指向各種外部力量對自己的侵占或是“私有”。不論自愿與否，“魯迅”這一符號所具有的巨大象征資本都早已使其成為各方力量爭奪的戰場。

不同于1927年的驚覺自己已成“公物”，魯迅與左聯的合作，更是一種對自身的象征資本的自愿讓渡，是他與進步政黨之間基于共同的抗爭訴求而達成的某種契約。徐懋庸的信所透露出的信息是，左翼文學運動的真正危機不在于周揚派與胡風派的對立——這可以通過“實際解決與文字斗爭”來處理——而在于這一契約是否依舊有效，左聯黨團是否依舊有權與魯迅一起統籌其符號資本的管理權：誰有權合法地“私有”魯迅？誰可以將魯迅作為自己的“盾牌”？站在徐懋庸的立場上，左聯黨團對這一權力的壟斷是理所當然的，亦是19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的必要基礎，也因此，胡風派對魯迅的“據為私有”，以及魯迅對此的默認，已經威脅到了共管體制的運作，從而構成了一種“惡劣的傾向”，并將導致左翼文學戰線的分崩離析。

“陜北來人”

張大偉在《“左聯”文學的組織與傳播》一文中指出，左聯黨團與魯迅之間的溝通機制的缺失，成為其最終解體的決定性因素。這一判斷敏銳地捕捉到了左聯自身的結構性問題。事實上，左聯內部的溝通不暢問題，幾乎伴隨著整個左聯中后期的全部歷史。尤其是瞿秋白、馮雪峰于1933年離開上海之后，魯迅與左聯領導層之間的聯系更是日漸稀少。再加上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中共地下黨組織屢遭破壞，陽翰笙、田漢、杜國庠等被捕，周揚與夏衍等左聯黨團成員紛紛被迫隱藏減少活動，溝通就愈發成為問題了。

除了客觀環境外，周揚等人的一些做法，也引起魯迅的不滿。茅盾回憶，左聯1934年的工作報告事先都沒有同作為盟主的魯迅商量，“甚至連一個招呼也沒有打，這就太不尊重魯迅了”（《我走過的道路》）。夏衍也承認，“魯迅對左聯的不滿，當時在文化界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懶尋舊夢錄》）。之后的“蕭三來信”及解散左聯，更使得矛盾走向尖銳。左聯解散以后，魯迅明確表示不愿意加入新組建的文藝家協會，周揚曾對茅盾抱怨：“魯迅不愿加入這個新組織，使他們十分為難，因為魯迅是文藝界的一面旗幟，理所當然應該領導這個新組織。而且，由于魯迅不肯加入, 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對這個新組織表示冷淡，這就使他們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難?！保ā段易哌^的道路》）這樣的表述一方面再度向我們確認了魯迅這一符號的象征資本對組織化的文學運動所具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向了共管體制的岌岌可危。

然而，這一時期的危機尚未導致公開分裂，周揚之所以找到茅盾，也依舊是希望以內部調解的方式解決問題，從而維系一個繼續以魯迅為盟主，以左聯（以及之后可能的新的左翼文學團體）為組織核心的左翼文學運動。重讀夏衍回憶錄可以發現，這一分裂的公開化，恐怕還要在馮雪峰回滬之后（在《夏衍談“左聯”后期》中，夏衍甚至借任白戈之口提到，“兩個口號之爭就是馮雪峰搞出來的”）。根據現有材料（程中原，1992），馮雪峰約于1936年4月下旬作為中共特派員到達上海，首先找到了魯迅、胡風、茅盾等人。5、6月間，馮雪峰、魯迅、胡風醞釀成立文藝工作者協會并提出新的口號，6月1日，胡風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發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6月7日，文藝家協會召開成立大會并發表宣言，6月15日，《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發表，此間，“兩個口號”論爭逐漸公開化，一直到魯迅的公開信、乃至《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后，才慢慢得以平息。

在上述時間線中，馮雪峰與周揚、夏衍是否接觸、何時接觸成為一個關鍵問題，也正是這一點，成為夏衍回憶中反復致意的對象。根據馮雪峰與胡愈之的回憶，馮5月下旬就見了夏衍，周揚則拒絕與馮見面（《有關經過》；《我所知道的馮雪峰》）。而夏衍卻一再強調馮“先找黨外，后找黨內”，一直到7月中下旬雙方才通過王學文得以見面。這一說法，從1957年的“爆炸性發言”一直堅持到1990年代的各種訪談與文章。在這種反復重述背后，不僅透出個人關系層面的對立（周揚晚年曾叫夏衍一起去看望病中的馮雪峰，夏拒絕了），更不難令人感到一種持續的、政治性的焦慮。這里的關鍵是，馮雪峰并非以個人身份回滬，而是作為中共特派員，作為“欽差大臣”來“管一管”上海文藝界的工作的，因而代表著黨中央的巨大權威。在這個意義上，夏衍所尋求與焦慮的絕非馮雪峰的個人認可，而是黨中央對上海地下組織在失去中央指導的這段時間內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的認定，是對自身在革命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與位置的認定。也因此，即便在五十年以后，夏衍依舊不無激動地寫道，“我們這些人”在1935年與上海局和江蘇省委失聯之后，“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保存了組織，團結和擴大了外圍群眾”，甚至還在“文化的各條戰線上打開了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而當他們“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近一年，盼望中央能派人來領導我們，這個人終于盼到了”，這個人卻“不理睬我們”，此時，“我們這些人的凄苦和憤懣，實在是難以言喻的”（《懶尋舊夢錄》）。

這些“凄苦與憤懣”源于對“巨大的成績”的政治認定，而這些成績中無疑包含了提出“國防文學”這一口號并推動國防文學運動。然而問題在于，“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上海地下黨自己根據“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報告提出的，“是上海地下黨決定的，沒有中央的指示”（《周揚笑談歷史功過》）。在政治形勢與路線斗爭瞬息萬變的1930年代中期，中央如何看待這一口號，便始終成為一柄懸劍。夏衍強調自己一再追問馮雪峰對兩個口號論爭的意見，并要求后者請示中央，正是這一焦慮的直接展現——后來對王明路線的斗爭，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在另一個層面上，對當時的上海左翼文學組織而言，作為中央特派員的馮雪峰的出現真正動搖了前文所敘的共管體制的運作。假如說之前左聯黨團尚可作為中共意志的代表而與魯迅共同領導左翼文學運動，那么馮雪峰則作為“陜北來人”而切斷了左聯黨團與中共的代表關系，甚至有取代左聯黨團成為中共意志在上海文學界的代表，與魯迅相合作，接掌乃至重新組織共管體制的可能。雖然馮雪峰提出新口號時“沒有向黨中央請示”，但對魯迅、胡風等人而言，馮雪峰的身份本身就代表著某種黨中央意志的在場。馮雪峰曾回憶，胡風等人在宣傳新口號時，就有人提到這是由“陜北來人”提出、批準的。這也從側面證明了“陜北來人”所特有的象征權威（《有關經過》）。

茅盾曾提醒馮雪峰，“戰友”之間的爭論容或有之，但“在組織上不能分裂”（《我走過的道路》）。馮雪峰自身或許沒有這樣的意圖，但他的身份與權威、夏衍等人面對這種權威的焦慮感、胡風等人在這種權威上發現的更新左翼文化組織機制的潛力，均構成了左翼內部危機公開化，也即兩個口號論爭的歷史前提。

懶尋舊夢？

“兩個口號”的論爭雖然常常被歸結為一場基于個人立場對立的宗派斗爭，但內里卻有其“不得不然”的源頭。周揚派與胡風派的對立、馮雪峰的回滬及其后果，均暴露出內在于左聯、內在于19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組織的危機，這一危機可以被歸結為兩個問題：誰能“私有”魯迅及其象征資本，以及誰能代表進步政黨的意志。徐懋庸給魯迅的信，以及他對魯迅被人“據為私有”的指責，雖然言辭激烈，卻依舊可以被視為試圖將魯迅重新拉回原有共管體制的一次努力。只不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嘗試只能遭到更為激烈的抵抗。

1934年秋，周揚找到夏衍，轉告陽翰笙的建議，說“好久沒有向魯迅報告工作了”，要夏衍與魯迅約定時間，一同去報告工作并聽取意見。正是這次報告，在1936年魯迅答徐懋庸的公開信中，成為“四條漢子”出場的原本。一次左聯內部的溝通嘗試，自此成為左翼文學運動的分裂與對立的公開表征，以及反反復復的政治審查、檢討與斗爭的核心議題。這使得夏衍在五十年后敘述這段歷史時，筆下依舊時時隱現著某種緊張與焦慮。“懶尋舊夢錄”這一標題，取自李一氓贈與夏衍的一副集宋人詞的對聯：“從前心事都休，懶尋舊夢；肯把壯懷消了，作個閑人。”較之這副對聯，整部回憶錄，卻似乎透露著完全不同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