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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羅爾“賣文救女”究竟是個怎樣的故事?

王水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6-12-07 17:28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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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羅一笑,我們讓您見笑了》一文中表達了對贊賞者的贊賞,并且認為那些打賞和轉發《羅一笑,你給我站住》一文的人,沒有必要產生自己的善意被利用的茫然感。因為一個人的善意對他或她自身就是有價值的。此外,對像羅一笑、羅爾這樣并無什么背景的普通人,善意不妨率性一些;因為只要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拿了“會砸頭”的錢,社會很容易就會對他們形成強大的制約。

有人認為我在那篇文章光談情,沒講理。光談情,可能意味著亂彈琴;沒講理,可能意味著傷天理。所以,我覺得有必要繼續寫下下面的這篇文章,來講點道理。

有一個網友對我的文章的評論是這樣的:同情是同情,救助是救助,但是“欺騙了”是事實。你讓別人賣紅薯只求溫飽的人,只為了你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拿出血汗錢資助你;而后得知你卻擁有三套房一輛車,女兒治病有80%以上報銷。那影響何其惡劣!這就是“狼來了”的故事。

看到羅爾退款第二天接受董超(深圳電視臺主持人)的采訪以及山東電視臺的采訪視頻之后,“21世紀經濟報道”推出了一篇題為《羅爾回應為何不賣房給女兒治病:深圳房子要留給兒子……》的微信文章。文中羅爾的表現,讓一些網友憤慨:“女兒還是沒有他房子值錢啊。”也讓一些網友嘲諷:“沒毛病,畢竟女兒是廣大網友的,跟他沒半毛錢關系……。”更有一些極端的網友,罵羅爾“厚顏無恥”、“人渣”、“騙子”。越來越多的網友擔心:羅爾的做法,可能導致下一個真正需要金錢幫助的人不被信任,進而形成“狼來了”效應。

需要說明在先:我遠未達到羅爾有三套房一輛車的物質水平(當然,我僅有的一套房是帶電梯的,比他那套沒有電梯、1996年所建的深圳老房應該更貴一些;我的常規月工資比羅爾的4008元也要高一些),此前也并不認識羅爾,《羅一笑,你給我站住》是我看過的羅爾的第一篇文章;與大量網友一樣,我也認為羅爾有些做法不是太地道(具體后面再說)。但是,下面,我仍然想為羅爾“賣文救女”的行為做一點辯護。

首先需要注意,也許是因為羅爾的普通話說得不是太標準和清楚,相關微信文章中的文字稿并未準確地記錄羅爾在深圳電視臺視頻中的原話,從而對羅爾的本意也就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偏離甚至是扭曲。

記憶中,此前,羅爾的一些文字已經表示:東莞的兩套房都沒有拿到房產證,沒法賣。此次面對董超的采訪,羅爾轉而談了他家對三處房產的規劃,或者說他對它們的“心理賬戶”。其中深圳的、他們正在住的那套老房子,其實是歸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所有的——兒子目前在上大學,一畢業可能就需要用。將來兒子工作、結婚后,羅爾可能就得搬到東莞去住了。當然,羅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似乎并未說完,就被董超用另一個問題打斷了(也可能是剪輯的問題)。

設身處地站在羅爾的立場想想,會發現這是一個經歷著兩次婚姻的48歲男子對家庭的一種帶有一定剛性的安排。一邊是前妻所生的兒子,另一邊是現任妻子所生的女兒,手心手背都是肉。兒子出生在先,自然使得一些安排具有先在性,也就是帶有剛性(注意這未必意味著“重男輕女”)。所以,除非兒子主動提出賣房救妹(羅爾兒子對自己父親組建的新家庭究竟是什么態度,不得而知,想來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羅爾感覺自己不能、也無權去觸動兒子的利益,否則會觸發極大的家庭矛盾。

在賣房不可行的情況下,怎么辦?

且慢,先讓我們反思一下“賣房”這個問題本身。“為何不賣房給女兒治病?”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誘導性,或者說是事后網友們建構出來的。面對這樣的質問和壓迫就仿佛面對誘供一樣,羅爾提供的答案當然就具有一定的事后建構性,它也許并不符合羅爾事前的想法。

現在,讓我們將心比心,進入羅爾日常生活的世界來想想羅爾事前可能的想法。

2004年跟前妻離婚后,他凈身出戶,將2002年所購置的那套房子(也就是羅一笑現在所住的那套)留給了前妻和兒子居住。羅爾作為一個城市白領,一個寫作者,年齡雖大,身上仍然具有一定的魅力。他成功地于2009年認識并迎娶了比自己小不少的現任妻子文芳(網上所謂“小三懷孕上位”之說,并無事實基礎),并于2011年生下羅一笑。在這之后,因為前妻去了福建,兒子面臨高考,他被允許回到2002年所購買的那套住房之中。但是,也許在與前妻離婚時,即已定下協議:現在在深圳的住房將來歸前妻所生的兒子所有。是以,在組建和營造新家庭的過程中,羅爾需要格外努力地去打拼——包括為新家庭的未來購置房產。否則,羅爾會覺得自己愧對現任妻子以及羅一笑。

但是,新家庭的前行并非一帆風順。首先是因為其供職的單位不景氣,2016年1月,羅爾主持的《女報?故事》停刊,他只能從單位拿到每月4008元的基本工資。其次是羅爾的老父親在湖南農村臥病在床。第三是現任妻子生下女兒羅一笑之后,身體一直不好,只能在家休養。一家(甚至可以說是三個家)的重擔壓在羅爾肩上,羅爾亟須開源節流。

在這個移動互聯網時代,他想到了以運營微信公眾號“賣文”的方式掙些錢。但是,移動互聯網時代同時也意味著是一個信息冗余的時代、注意力稀缺的時代,寫作高手所在皆是。羅爾雖然是個講故事的能手,這個時候卻還不是大名人,也沒有受到重要領導的接見,他的公眾號當然并不能脫穎而出,而通過網友贊賞金所能掙到的錢自然非常有限。

2016年9月8日,女兒羅一笑5歲,被查出白血病。這讓羅爾更顯焦頭爛額,經濟收入也是越發捉襟見肘。羅爾在最初的慌亂之后,將自己一家與白血病戰斗的事搬上公眾號,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也引起了朋友們的關心。公眾號的關注者逐日上升,文章的贊賞金也收獲頗豐。到9月21日,關于羅一笑的幾篇文章,贊賞金已達32800元。羅爾擬捐助30000元給10個白血病患兒,后因朋友不滿,他在捐了4個白血病患兒12000元后,暫停了捐助。

2016年11月23日,羅一笑第二次進入重癥監護室(ICU),這讓羅爾感到了恐慌,寫出了《羅一笑,你給我站住》一文。這篇文章11月25日上網,引發了極大的關注。與此同時,恐慌中的羅爾開始為可能會是金錢無底洞的羅一笑的治療費而擔憂。特別是羅一笑進入ICU之后,這筆費用每日過萬(雖說后來有“日均不過5000”的說法,但那是被平常的住院時間均攤的結果)。

羅爾曾經拒絕過德義基金為羅一笑籌款的善意,也沒有接納許多朋友建議其使用流行的眾籌、輕松籌的方式。這背后除了他自己所說的“感覺自己還撐得住,也不想去搶占有限的公益資源”之外,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1)作為娶了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女人的男人,羅爾有比較強烈的自尊心,他希望能夠通過“賣文掙錢”的方式,表明自己仍然能夠為這個家庭遮風擋雨。(2)作為曾經主持過《女報?故事》的文人,羅爾覺得自己的文章是有價值的,他有著文人的清高,要強、要面子,同時也表現出一定的虛榮心。

在恐慌之中,羅爾給他的好友、某公司老板劉俠風打了電話征求意見,第二天便有了劉俠風召集大家商議一事。羅爾最后順從了劉俠風的建議。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十分清楚了。

找劉俠風幫忙,在我看來是羅爾的做法中不太地道的地方。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羅爾被前期支付的費用(例如羅一笑住院的保證金,以及進入ICU后每日治療費過萬的事實)嚇昏了頭。

其實,羅爾大可沉下心來,專注于僅在自己的公眾號中發布與羅一笑相關的文章。甚至劉俠風以及其他人主動來幫忙,也不要答應。既然羅爾在9月8日—9月21日這段時間就能得到3萬多元的贊賞金,既然他的公眾號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他又何須在11月23日之后讓好友劉俠風的公司插手其中呢?在我看來,羅爾似乎低估了中國人的愛心,低估了自己微信文章的感染力,也低估了微信網絡的傳播力、甚至是傳染力。

比較一下劉俠風與羅爾這兩個人在鏡頭面前的表現,會發現這兩個人在自身形象管理和展現方面不是一個重量級的。羅爾雖然文采很好,口才卻不行,甚至可以說有些木訥;在面對采談時,很容易被問話者控制和誘導,掉入陷阱之中。但是,劉俠風卻口才極佳,目光鎮定,控制力極好。難怪劉俠風能夠做老板,而羅爾卻只能“被做老板”。

但,正是因為面對鏡頭表現頗為笨拙,才顯得羅爾這個人的誠實、真摯,不善作偽;才顯得他唯一擅長的事只是寫作。

現在,網友們緊緊揪住羅爾三套房不放,一個勁問:為什么不賣房?大概是因為太多年輕的網友們在北上廣深大多沒有自己的住房?所以覺得不公平,才在這個問題上鉆牛角尖?

問題是,羅爾一直以來就是以賣文為生的。以前是通過《女報?故事》賣,現在是通過自己的微信公眾號賣;以前是寫虛構的故事賣,現在是寫自己女兒真實的故事賣。有人說“痛苦是藝術的源泉”,王小波給黑色幽默了一下:“不錯,痛苦是藝術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別人的痛苦才是你藝術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會成為別人的藝術源泉。”羅爾有幸能寫作,也經歷著女兒白血病的痛苦,所以他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別人的痛苦”)成了他自己藝術的源泉。

我認為羅爾所寫的那些文章是有藝術價值的。

僅從個人感受出發來說這一點。使用微信后,我接觸過不少人的輕松籌,也捐過不少款。對于自己認為確有困難的,我多的時候捐200元,少的時候會捐50元。但是給羅爾的《羅一笑,你給我站住》點贊賞的時候,我點了20元(只是因為贊賞已達上限,因而未能贊賞出去)。為什么是20元?我的想法是:

(1)羅爾既然還能寫作,說明他極可能還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贊賞金額不用太高;但是仍然有必要贊賞,因為這篇文章本身就有價值,喚起了我情感上的共鳴和對往事的回想,這讓我有所收益,為了這收益,值得支付20元。

(2)羅爾的女兒生病極有可能為真;就算事情可能有假,20元也不算什么;參照第一條理由,我就當是看了一場電影——對于一部能夠引起情感共鳴的電影來說,只花20元就能欣賞到,是很劃算的事。

行文至此,也許大家已經明白了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我認為,羅爾如果僅僅是在自己的公眾號中發文收贊賞金,無論怎樣,那都可以說是一種創作收益,是自力更生的表現;但是,他的好友劉俠風等人的公司介入之后,事情的性質就在悄然間起了變化,多多少少具有了募捐的味道。

這么一來,羅爾本不想的“搶占有限的公益資源”,卻可能會成為一個事實。之所以說“可能會”,是因為還要看羅爾、劉俠風等人怎么對待這筆錢;以及網民對羅爾是否信任,包括羅爾是否值得信任。

現在這筆錢(至少是其中的絕大部分)已經退了;所以問題的關鍵就在“信任還是不信任”這一點上。基于上文所呈現的事實(行文至此,我看了2016年12月3日湖南衛視的《尋情記?父親羅爾:感謝讓我懂得愛的人》,該視頻很值得一看)和我的解釋,在我看來,盡管犯了不小的錯誤,羅爾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如果人們罔顧事實,不去直面真相,仍然對羅爾抱有極大的成見和不信任,無疑將意味著“有限的公益資源”受到侵害,而且會使其變得更加“有限”。畢竟,如果“羅爾自力更生賣文救女”的故事,演變成一個“狼來了”的故事,甚至成了一個“帶血營銷”或“惡意欺騙”的套路性故事,甚至是某些人口中的“騙捐案”,那么對于許多抱有善意的心靈來說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傷害。那些原本就冷漠待人的人,會找到更多的理由強化自己的冷漠。

吊詭的是,羅爾的大致真實情況已如上文所述,卻仍然被大量網友罵為“人渣”、“騙子”、“厚顏無恥”。顯然與某些媒體博人眼球的標題,斷章取義的解釋,不甚嚴謹的文字呈現不無關系。部分媒體似乎極力想將“羅爾自力更生賣文救女”的故事,演變成一個“帶血營銷”的故事,或“狼來了”的故事,甚至是“騙捐案”的故事。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這種行為,雖然能夠喚起網民的激烈情緒,卻其實是在侵害“有限的公益資源”,侵害人際之間的信任,侵害一種社會學所謂的“社會資本”。

除了對部分媒體進行反思之外,還有必要對我們看待慈善的觀念進行一點反思。

如前所述,有人感嘆:給羅爾捐錢是賣紅薯只求溫飽的人在給有三套房一輛車的人捐錢。還有人說,我們捐錢可不是為了讓“羅爾們”維持其社會地位的。

長期以來,中國人似乎更認可也更傾向于給比自己更窮的人捐錢。但,非常悖謬的是,當真的有一些人窮得發不出任何聲音的時候,我們卻又傾向于對其予以忽視和忽略。當有些人因走投無路,最后走上絕路的時候,我們則傾向于簡單地將其譴責為罪惡的人,或將其認定為是微不足道的人;不僅不予以同情,而且必欲除之而后快。仿佛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干凈了;仿佛這些人的命運與自己毫無關系。

“救急不救窮”是民間一種為人處世的智慧,“助人自助”是社會工作和社會慈善的一種理念之所在。其中的道理在于,這樣的原則更有利于整個社會的改進和改善,更有利于推進社會總產值的最大化。是的,可能存在賣紅薯只求溫飽的人在給有三套房一輛車的人捐5塊錢乃至50塊錢的情形;但是,如果這筆錢能救救急,能避免“有三套房一輛車的人”免于精神崩潰,免于家庭破碎,免于跳樓自殺,轉而能在脫離恐慌之后,增強自信,創作出更有價值的作品,那么對“賣紅薯只求溫飽的人”而言只是1頓或10頓飯錢的5塊乃至50塊,就無疑是在發揮更大的價值了。

一個文人,主要的收入和生活信心的來源便是靠寫作,靠對智慧的傳播,靠對人心的啟迪。但是,這樣的城市白領或有產者,其地位(包括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其實是非常脆弱的。他們極大地依賴于別人的信任和對其文字的欣賞,也極大地依賴于朋友網絡以及政府制度。將這樣的人放置到城市的街道之中去販賣,或者農村的土地之上去耕作,其能力的價值可能遠不如一個已經在販賣的人或一個已經在耕作的人。這樣的資源配置方式如果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對于整個社會而言無疑是一種浪費;如果發生在許多人身上,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就會是一場大災難。

像羅爾這樣的人之所以“急”,不在于他過去花了多少錢,而在于預期他未來會花多少錢;不在于他現在還有多少資產,而在于他喪失自信心,最后淪為“百無一用的人”的危險。而這樣的人的“自助”,就表現為他仍然能進行寫作,仍然能通過寫作掙到錢。

為什么一定要等到別人的資產比自己少,甚至是清零的時候,才去同情別人呢?才去表達自己的善意呢?

總之,在我看來,盡管羅爾犯了將心思純潔的“賣文救女”與動機含糊的“網絡營銷”混雜起來的錯誤,但僅就其“賣文救女”本身而言,遠比走“輕松籌”的途徑要更有價值。這是因為他仍然在寫作,仍然在堅持“自助”,仍然在“自力更生”。

讓我們再進一步對自己做一些反思。

我們是不是太容易走極端?總是傾向于根據一點表面信息,就從一個極端奔向另一個極端?并且保持著情緒激烈?仿佛這個世界總是非白即黑?仿佛這個世界上的人只有好人和壞人之分?

我們是不是從未脫離過隨意給人和事貼標簽、扣大帽子的傾向?因此一些媒體就更傾向于在標題的使用上給我們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因此有些無辜的人,就會成為我們攻擊的對象或情緒發泄的“替罪羊”?

我們是不是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面對社會生活的復雜性,缺乏足夠的常識,無法對一些基本情況進行有效的辨識?

我們是不是過于從群體的角度考慮問題?對于個體,只要不是自己的憂慮和恐慌,就覺得無足輕重?

我們是不是缺乏同理心?缺乏從平凡的生命和生活中發現和欣賞美和價值的能力?分分鐘就陷入到了陰謀論的思維之中去?

我們是不是除了不善于挖掘事實,還非常不善于汲取教訓?帶著固有的思維模式和對事物的偏見,我們從這個事件,奔向下一個新事件,卻忘了反思和提升自己?

……

是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國度;但,如果我們只是思維大條固化的國民,只想著“替天行道”;我們甚至可能無法獲致一個個安寧的家庭,一顆顆恬靜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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