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事件已漸漸離開輿論中心，事件真相漸漸清晰，發展告一段落。這正好是我們反思這個事件的最佳時刻。

我們先簡要回顧一下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據媒體報道，幾日前，微信朋友圈被關于深圳白血病患兒羅一笑的文章刷屏，患兒父親羅爾與名為“小銅人”的P2P營銷公司先后在各自微信公號上發布了文章《羅一笑，你給我站住》、《耶穌，請別讓我做你的敵人》，兩文短短幾天內獲得爆發式傳播。患兒父親還與該公司達成了“讀者每轉發一次，小銅人給笑笑一元(保底捐贈兩萬元，上限50萬元)”的協議。

而網民通過微信文章“贊賞”的方式表達同情心與愛心，一共贈出了一個驚人的數字——262萬余元。

然而緊接著，劇情反轉180度，變成“羅爾，你給我站住”。網民指責小銅人公司借勢營銷，質疑患兒父親未能窮盡個人能力進行治療，甚至懷疑其隱瞞個人財產情況。據羅爾介紹，他曾任《新故事》主編十余年，后供職于深圳女報雜志社，停刊后月薪只有4000元左右。但網民爆料指其擁有3套房產，還有一輛車。

深圳市民政局11月30日成立了專項調查工作小組，核實了解相關情況，并在12月1日將調查報告上網，公布調查結果。根據其調查，羅爾的女兒的確患有白血病，目前正在市兒童醫院接受治療。羅爾及小銅人公司推送文章后，共收到微信用戶贈與款2626919.78元。該局在對事件進行調查后，約見了羅爾和小銅人公司法人代表劉俠風，要求其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并及時向公眾、贈與人公布收到的款項情況，以及后續處理辦法。

同在12月1日，兩件事戲劇性發生，當天上午，羅爾和劉俠風發布聲明，“在征得捐贈人同意的情況下將全額捐出，成立白血病患兒救助專項基金”。而傍晚就出現新的結果。在羅爾和小銅人公司發出道歉聲明后，一份由深圳市民政局、羅爾、劉俠風及騰訊四方溝通后的聲明稱，羅爾通過文章《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獲得的贊賞金252萬元，以及“P2P”觀察發布的文章獲得的10萬元贊賞金，共計262萬余元，將在3天內原路退回至網友。

但事情是不是就此結束了？似乎還沒有。有人說，“羅爾事件，事情還沒有到結束的時候”。當日，一些被退還贊賞的網友，還繼續通過微信的贊賞方式向羅爾捐錢，贊賞很快達到每日上限5萬元。

下面，我們從法律角度談一下這個事件。

其實，“羅爾事件”絕對非首個個人求助行為的案例。2014年，就出現了為救白血病的女兒男扮女裝賣衛生巾的父親王海林。面對其獲得的150萬元各方捐款，公眾同樣產生質疑，這筆錢到底用到什么地方了。王海林事件的輿論浪潮很快過去，今年又出現了羅爾事件。

其實，類似事件2014年之前也有不少。為避免年年都討論這個議題，大家能從中學到什么呢？

第一，慈善法下的慈善概念，不是公眾理解的慈善概念。

法律概念與我們生活中的語意概念不同。所以，才需要普法。

我們來看一下《慈善法》。《慈善法》下的慈善是公益慈善。不像普通人理解的那樣，只要是利他行為，幫助特定他人，就是慈善行為。依照《慈善法》規定，慈善活動是一種公益活動。《慈善法》中“慈善”活動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是“公益慈善”，不是“私益慈善”。

《慈善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通過諸如慈善組織、慈善信托等形式，積極參與公益慈善活動，進而改善困難群體的生活狀況。也許，在公益項目執行過程中，會漸漸聚焦一些特定的受益人；項目執行的結果，是符合條件的一些特定的受益人受益。但在項目啟動伊始，其受益人應該是不特定的。

也就是說，網友向羅爾捐錢的行為是一種救助行為，是一種利他行為，很崇高，但并不構成《慈善法》下的慈善行為。

《慈善法》本身不是一部救助法。我國有一部國務院行政法規層面的社會救助法，叫做《社會救助暫行辦法》。有關救助的問題，會在這部法律里得到更多反映。

第二，慈善法下面的募捐概念，不是公眾理解的募捐概念，不包括個人求助行為。

《慈善法》規定：“慈善組織，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規定，以面向社會開展慈善活動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組織”；“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組織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財產的活動”。慈善募捐，不論公開募捐，還是定向募捐，都是慈善組織專屬權利。非慈善組織是不得從事慈善募捐行為的。

此前，《慈善法》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開展公開募捐”，被公眾廣泛誤解成法律禁止個人求助行為。這里要說明的是，個人求助（包括乞討、賣藝等）行為，不屬于慈善法所調整的慈善活動，個人因自身或家庭成員出現困難，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方式向社會求助，《慈善法》沒有禁止，也不可能禁止。

“個人公開募捐是違法行為”，是對的。但個人求助卻不是一種法律規定的公開募捐行為。如據此認為羅爾從事的是公開募捐行為，是違法的，則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實際上，羅爾與公開募捐沒有一點關系。

今年8月30日，為配合《慈善法》實施，民政部、國家廣電總局、工信部、網信辦四部門聯合印發了《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該辦法已區分了慈善募捐行為以及個人求助行為。該辦法規定，“個人為了解決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難，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發布求助信息時，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眾進行風險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于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布個人負責。”

這條規定也說明：在合法的公開募捐平臺上，既有慈善組織發布的募捐信息，也可能有一些個人發布的求助信息；二者是有區別的，責任主體也不一樣，由慈善組織發布的信息，相當于多了一個監管方。

雖然慈善法規定，“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假借慈善名義或者假冒慈善組織開展募捐活動，騙取財產”。但這里說的募捐活動，也不是類似羅爾的個人求助行為。

第三，慈善法下面的捐贈概念，不是公眾理解的捐贈概念，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贈與。

慈善法規定，“慈善捐贈，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基于慈善目的，自愿、無償贈與財產的活動”。慈善捐贈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自愿性。慈善捐贈應當是捐贈人自愿的行為，捐贈人有權根據自身情況決定是否進行慈善捐贈、捐贈什么、捐贈多少、捐贈方式、捐贈期限、向哪個慈善組織或受益人進行慈善捐贈等。二是無償性。慈善捐贈也是贈與的一種特殊類型，需符合贈與法律關系中“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的要件。三是必須基于慈善目的，符合慈善法第三條規定的慈善活動目的。

慈善捐贈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贈與，與民事贈與有諸多不同。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贈與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的一種行為，受贈人可以是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慈善捐贈是贈與的一種形式，是有條件的贈與，即是基于慈善目的而實施的贈與。慈善贈與的受贈人只能是慈善組織或受益人，相對于一般贈與的受贈人的范圍窄很多。

如果捐贈人將財產捐給慈善組織，還可以因這種捐贈享受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捐贈財產在計算所得稅時，可以在法律規定比例內在應納稅所得額中予以稅前扣除。也就是說，在一定比例內，企業捐贈人可以免交企業所得稅、個人捐贈人可以免交個人所得稅，而民事贈與行為就沒有這個待遇。

所以，深圳市民政局在處理結果中強調“贈與款項”262萬余元，是完全正確的。從法律角度看，這筆錢是網友們的贈與，并不是捐贈。

第四，民法上的欺詐、刑法上的詐騙都是有法律含義的。某種程度上，羅爾的行為由于隱瞞真實情況而涉嫌民事欺詐，但尚不構成刑法上的詐騙罪。

按照《合同法》的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根據有關司法解釋，“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也就是說，如果有證明表明，羅爾的行為符合“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就屬于民事法律上的欺詐，贈與款項的人有權請求法院撤銷該贈與合同。

按照《刑法》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根據有關司法解釋，詐騙罪的“數額較大”，以3000元作為起刑點。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詐騙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也就是說，即便羅爾符合欺詐行為的含義，若他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見得構成詐騙罪。

羅爾作為一個進行個人求助的人，他的法律義務究竟是什么？他是不是需要把真實情況說清楚？答案應是肯定的，在民事法律框架內，他有說明自身情況的義務，這是一種誠信義務。最終，羅爾將262萬余元退給贈與錢款的網友，也是在誠信方面存在瑕疵而引發社會爭議所導致。

但是，羅爾的行為即便在民法上構成欺詐，如果他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不構成犯罪。從事后羅爾同意設立白血病患兒救助專項基金以及最終退款的行為來看，他還是希望將262萬余元用于救助自己的孩子，并非用于個人生活或揮霍，不構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理性捐贈需要法律知識

從這次事件中，我們似乎看到，社會公眾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維能力，有從眾心態，捐款時情不自禁，捐后發現真實情況與想象不一致，也后悔不迭乃至怒火中燒。對此，深圳市民政局調查結論中的一段話值得一讀：“《慈善法》9月1日開始實施，對慈善行為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民政部出臺的相關細則，也作出了良好的制度設計。個人有求助需求的，可以向獲得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申請求助，由慈善組織發起募捐；慈善組織發布救助項目前，應核實項目信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項目執行過程中應及時公布項目執行情況；公眾有意愿捐款的，可以向獲得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捐款。”

我們衷心希望，有更多信用良好的慈善組織，可以幫助到經濟或生活上陷入困境、憑自身能力難以脫困的人。而公眾也愿意通過慈善組織向這些困難群體獻愛心，把捐贈當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理性捐贈，智慧捐贈，依法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