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引爆輿論的兩大焦點事件，都和互聯網有關。借此契機，或許能為我們反思新媒體、社交媒體、互聯網金融提供豐富視角和維度。

“羅爾事件”注定成為互聯網慈善的標志性案例

11月30日清晨，《羅一笑，你給我站住》一文刷爆微信朋友圈。父親羅爾以別致的“賣文救女”新方式為罹患白血病的女兒羅一笑進行網絡求助，獲取同情與打賞無數。但是很快，反轉、辟謠、反辟謠輪番上演，“真相”屢獲刷新，目前核心事實已基本清晰——羅一笑的確在今年9月罹患了白血病；重癥室的治療費用，的確動輒每天上萬元，但醫保的支付比率并不低，截止11月底自付費用僅3.6萬元；羅爾目前收入只有4000元/月，但他在深圳和東莞共有3套房產，其自稱其中2套沒有房產證；30日深夜微信承認打賞系統有bug，宣布凍結相關打賞，12月1日羅爾宣布要建立白血病基金，1號傍晚微信宣布把260余萬打賞全部退回。

可以預見，“羅爾事件”注定成為互聯網慈善的一個標志性案例。此番輿論關注聚焦的主要有：一個遭遇不幸的家庭到了什么地步才可以向社會求助？求助人又該向捐贈人盡到哪些告知義務？“朋友圈慈善”這種新型慈善類型應該如何得到監督？

今年9月1日施行的《慈善法》規定，開展公開募捐應該制定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受益人、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財產的處理等）。而深圳市民政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網友微信打賞行為不算是募捐行為”。也就是說，大家給羅一笑“捐款”，卻不歸《慈善法》管，錢款的額度和去向，也不受嚴格監督。

鳳凰網發表評論文章《羅爾還談不上詐騙，但擠占了生命通道》指出，“個人求助”的問題在于，既得不到正規慈善機構的組織支持，也不受到慈善機構的監督、管理，受助人真實性、善款的額度和具體用途，都缺乏透明的披露和有效監督。于是這就變成一場苦情戲的競技場，看誰的文采最好，誰的故事最催淚。

羅爾的錯誤在于，沒有客觀地表述自己的財產情況和真實的醫療費用支付比例。正如網友的歸謬：“很多買不起房的網友，在給有三套房的爸爸捐款”。作者沈彬認為“用自己女兒的悲情故事，向不特定的公眾拿了錢，需要承擔更嚴格的道德約束……可能羅爾每月的收入不高，不動產一時難以變現，但是，羅爾的確不是那個最最應該得到公眾幫助的人，他擠占了生命通道”，羅爾不該利用自己的文才以及媒體界的資源，這么做是在透支慈善的公信力。

微信公號“冰川思想庫”連發兩文評論此事。作者魏英杰在《帶血的營銷與嗜血的看客》一文中指出，此間的矛盾在于：羅爾這方與轉發、贊賞者之間，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一方是按照公司公益活動的節奏走，另一方則把這當作是社會募捐，結果活動到后來完全失控，羅爾等人被逼進了死胡同。

此事還讓魏英杰想起11年前的“陳易賣身救母事件”，陳易也是被人指責一邊接受捐款，一邊穿高檔運動鞋、戴500多塊錢的隱形眼鏡以及用手機加小靈通，引來一片罵名。還有人指責，陳易隱瞞了母親是公務員、有醫保的事實。但后來人們又了解到，所謂高檔運動鞋是陳易母親在她上大學的時候買的，已經穿了三年了。而陳易母親是公務員不假，但醫療費用只能部分報銷，需要社會救助并未夸大事實。但在一片網絡質疑聲中，陳易母親在憤懣與擔憂中死于手術臺。

作者認為，在沒有用盡自身資源的情況下，羅爾的做法確實操之過急，“但因為事情沒有按照有些人所想象的悲情劇演繹，就指責羅爾的做法是‘帶血的營銷’，拿自己女兒欺騙公眾感情，這未免有失公允與厚道。”

“冰川思想庫”的另一篇評論題為《對一個網絡乞丐，為何一定要把他打翻在地才解恨？》，作者任大剛把羅爾的行為看作一種網絡行乞：羅爾沒有向誰強制索取錢財，也沒有向打賞者許諾任何好處以引誘人上當受騙，而只是一種個人求助，與街頭上不停地向不特定人群磕頭的乞丐相比，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他也像絕大多數真假乞丐一樣，程度不同地撒謊，隱瞞部分真相，放大自己的無能為力，以博取最大可能的同情；就像一切乞丐一樣，他也有自己具體的“苦情”——女兒羅一笑的確罹患了花費不菲的白血病。

為什么我們能容忍線下乞丐，而不能容忍網絡行乞？任大剛認為原因主要在于，網絡甄別人真實身份的功能實在太強大，極短時間內羅爾就被迅速“人肉”現出原形，人們受不了這個反轉。此外，公眾的憤怒，還在于他的財富還涉及高度敏感的、具有意識形態符號一般的“房子”——一個在一線城市擁有三套房產的人，反而被在這些城市奮斗而沒有房子的人“捐助”，這比“殺貧濟富”還要過分。

作者指出，真正的行乞，就是一種個人向社會求助的行為，他人愿意幫忙就幫忙，不愿意也不應受到指責。“這種行為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不應受到任何干預。社會需要一些灰色地帶，掩藏那些說不清道不明，也不足為外人道的人和事。同樣，善心的獻出，很多時候需要彼此意會，不需要言明，不需要堅硬的制度保駕護航。他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的信任，哪怕一不小心輕微上當，一笑置之即可，而不必提著他的領口，怒氣沖沖揮舞拳頭。”

網絡紅人和評論員十年砍柴同樣認為，轉發了羅爾求助文章甚至捐了錢的人也不必太憤怒，亦不必夸大這件事對慈善事業的負面作用。“就如在過街天橋上遇到一位乞討的人，他面前鋪著一張紙書寫遭遇之慘，你可以選擇不相信；如果選擇相信，獻出自己的愛心捐了些錢，即使被騙也不用懊惱。你獲得了“行善”而帶來的愉悅感，自我的道德水準也因此有小小的升華。世上利用公眾的愛心的騙局常有，被揭穿了是個好事，吃一塹長一智，公眾或許對這類微信上的求援信多一個心眼。但只要建立起權威的調查、甄別機制，對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我相信公眾的愛心依然會滔滔不絕，只是降低被浪費的可能心。”

澎湃新聞的評論文章《羅一笑事件：網絡上的“虛擬參與”加大了社會的疏離感》，分析視角另辟蹊徑。作者劉昕亭關注的是：為什么社交網絡上的事件能調動公眾如此強烈的情緒？她認為這種虛擬參與感背后所透露的滿足感，是一種通過別人而獲得的自我滿足。

善心不應該被質疑，但她注意到，與互聯網上人人轉發獻愛心的慷慨形成對照的，卻是現實社會中的人際關系的叢林化與冷漠冰冷。齊澤克就此憂心社會可能墮入一種糟糕的狀態，那就是回避現實中真切的社會矛盾，轉而通過一道屏幕的點贊轉發，實現自己的“虛擬”愛心。正如錄影機的存儲功能替代我看電影的快樂轉換，這一媒介參與將會生產一種虛擬的滿足感與成就感——為羅一笑慷慨解囊的打賞者，與地鐵里對農民工避之唯恐不及的“城里人”，可能是同一個人。

新華網發表評論《“獵取善良”透支社會信用必須被叫停》指出，身患重病的孩子得到了幫助，這個溫暖的事實讓人們感到欣慰。但如果放任善良被肆意竊取變賣，博名、博利、漲粉兒，讓大眾一次次經歷狼來了式的愚弄，最終惡果便是整個社會的信任被透支。這種社會信任的透支將導致真正需要幫助的孩子在懷疑中失去求生的最后機會。互聯網捐助必須追求更多“程序正義”，因為善心不應該成為營銷套路獵取的目標，“獵取善良”透支社會信用必須被叫停。

支付寶圈子探問互聯網社交倫理與商業道德底線

近日，支付寶推出圈子功能。其中的“校園日記”與“白領日記”兩個圈子，是針對大學生和白領人群的圈子社交產品。并且，支付寶設置了一條規則：只有女性有發帖權限，男性用戶只能點贊、打賞和評論，且芝麻信用低于750分的用戶也不允許評論。并且，圈子中出現了不少女性用戶的大尺度照片，在上周引發了關于網絡社交與道德的爭議。網民調侃：這回支付寶變成了“支付鴇”。

中國青年報的《支付寶不雅圖片事件背后：網民拒絕“拜金主義”式社交》一文提及，支付寶團隊人員介紹“之所以要啟動類似圈子的嘗試，是因為在中國一直沒有一個特別適合社群運營的產品形態，并且社群圈子也一直缺少一個讓人和人之間建立信任的介質，我們認為支付寶的實名和信用體系有著天然的優勢，并且基于對4.5億用戶的畫像能夠更加精準地聚攏有相同愛好、共同需求的人”。

作者朱立雅認為，這一解釋更靠近“圈子”二字的含義。在現實生活中的熟人社交里，人們因“同”而聚在一起，相同的志向、相同的愛好、相同的認知等都可將人們劃為某個圈子里的共同伙伴。而在陌生人的社交中，人與人之間建立溝通與了解的前提，很多時候猶如相親一般，外貌、學歷、收入等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追求，便還會有進一步了解一個人內在的機會。倘若均不符合或稍有牽強，只好深表遺憾或待定。支付寶這條規則是否是在變相推崇“拜金主義”式社交，這也是許多網友所提出的質疑。

央視微信號的評論文《支付寶的“圈子”，圈得住人嗎？》則指出，社交一直是阿里的心病。“圈子”用意很明顯，用靚照為誘餌，撬動阿里社交生態，同時也進一步激活信貸業務。就商業邏輯看，如此一石多鳥似乎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商業邏輯背后跟著平臺倫理。產品設計不能圍著荷爾蒙打轉。

而在建設信用體系的過程中，諸如支付寶這樣的平臺，集消費數據、金融數據、地址身份數據于一身，“位高權重”，儼然數據堡壘，已經構成市場化征信中的重要一環，作者呼吁“請讓信用分‘高級’些，讓‘信用’有信用”。

文章指出，支付寶已經擁有龐大的用戶資源，恰恰因為它過于強大的用戶黏性，讓社會對它有了更大期待。因此它必須有其應有的社會責任自覺，“從這個角度來說，互聯網平臺要有先鋒意識，也要有底線意識，懂得開發新功能，更要懂得履行自身的平臺責任。以用戶為中心，有所為有所不為，方能出色，方能不low。”

澎湃新聞的《支付寶圈子：附著在算法之上的性別歧視》一文，直指這場準入算法驅動的性別歧視，至少讓那些男性受害者有優先權限進入到可見范圍，有權限在在社會支持的環境下發表憤怒，他們的抵制也有足夠的分量在最短時間內獲得尊重和接納。同時也讓人們發現，對這場歧視毫無知覺、或者無法表達憤怒、抵制歧視的聲音被忽略的被放在較低優先級的女剁手黨們的身份區隔被看不見的社會“算法”所遮蔽了。線上和線下的兩種不同形式的算法，雖然因為圈子的迅速下線，維護了男性用戶的免受歧視的尊嚴，卻依然沒有改變女性無法全面表達需求、憤怒以及意見受不到足夠尊重和重視的受歧視現實。

作者任玨認為，“裸露與否”、“看與不看”，只要和消費掛鉤，都逃不開身體剝削的軌跡。缺乏法律制度上對基于性別的網絡欺凌、網絡暴力的遏制，加之資本驅使的盲目身體解放，在帶有原生態性別歧視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算法驅動下，性別友好的中國互聯網或許還會繼續推遲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