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經羅爾先生等人提議和多方溝通協調， 262.69萬善款將原路退回。這意味著，歷經數天、數萬人參與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捐款行動，以“退款”告終。

在情節跌宕的捐款劇情中，每個人都是演員，每個人都是看客。我們渴望透過劇情看到真相，卻紛紛迷失在自我導演的古怪情節中。這絕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結局，也可能是必然的結局。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當善款從救命錢變成燙手的山芋，“拒收”就成為必然。

我們有理由相信，各方都是出于善意在做這件事，但為何如此結局？當下，我們最應該做的，不是揣測人們行為背后的動機是否純正，而是反思“互聯網+”慈善模式的性質，特別是與先前發生的“輕松籌”捐款門事件相比，羅爾籌款事件有何特殊性。正是這些特性，使“互聯網+”慈善嚴重走了樣。

二

現代社會，公眾如何理解和表達慈善，不僅關乎倫理，還是一個重要的技術問題。與傳統慈善模式相比，“互聯網+”慈善模式高效連接了慈善事業中的供需關系。特別是在一些慈善基金會公信力下降的背景下，公眾對網絡捐款平臺寄予厚望。

“輕松籌”平臺之所以能夠迅速占領朋友圈且形成規模效益，是因為該模式與基金會捐款模式相比，施善方式更直接、便捷，且通過朋友關系連帶，完成了各種間接社會關系的高效動員。正是基于這些優勢，“輕松籌”平臺具有超乎想象的籌款能力。許多捐款信息經朋友圈擴散，特別是被某些知名人士、權威人士轉發或群@后，就會按照強關系連接兩個弱關系的模式不斷自我復制，捐款馬達開動起來，賬戶上的數字飆漲，制造一個又一個籌款奇跡。

“輕松籌”籌款奇跡的背后，亦暗藏危機，那就是信息真實性問題。朋友圈里有熟人，但本質上不是熟人社會。脫離了熟人社會的施善行為，同樣存在信息失真風險。盡管一些捐款平臺要求籌款人提交病例、身份證等證明信息，但對于廣大網友來說，核實信息真偽的成本太高，只能假定信息真實。伴隨一些“騙捐”事件曝光，針對“輕松籌”捐款模式的質疑聲越來越多， “互聯網+”慈善模式遭遇了信任危機。

反思羅爾籌款事件，不能僅關注“互聯網+”慈善中的誠信問題，更不該糾纏于“一個有三套房的白領是否有資格被慈善救助”的簡單討論。羅爾籌款事件的最大意義可能在于，它向我們展示了“互聯網+”慈善模式新的樣態，一種不同于“輕松籌”的網絡籌款模式。

“輕松籌”模式的善款來自于網友的直接捐助，主要利用朋友圈的關系連帶來增加籌款效應。圍繞著同鄉、同學、同事等強關系或弱關系的連帶來實現慈善行為的社會動員。“輕松籌”模式中，轉發行為只是擴散籌款信息，并非直接形成捐助。相反，羅爾籌款模式中，因為平臺承諾“轉發一次，捐助一元”，這個規則極大增強了信息的傳播效應。網民不僅可以直接向受捐助人“打賞”，還可以通過“轉發”來間接捐款。在“打賞”和“轉發”的雙重作用下，籌款過程獲得了極其巨大的當量。

至關重要的是，“羅爾籌款”模式具有較強的資本運作色彩。“輕松籌”平臺的贏利來自于項目手續費，此時資本主要在后臺，重心是打造和運作平臺，不過度參與推送過程。羅爾籌款卻不同，平臺通過設立規則積極參與推送過程，達到推送公眾號的目標。也正因為如此，施善者都變成了營銷員。慈善捐助，仿佛成了一門生意。只要有人跟著吆喝，就會帶來更大的營銷效應。

此外，羅爾籌款中暗藏著“精英主義”的邏輯。羅爾先生是一個作家，籌款平臺運營者亦是他的朋友。按照羅爾先生自己的講述，這樣一場籌款行動源自幾個朋友之間的商議。我們應該相信，他們策劃這一場救治白血病幼兒的籌款行動，絕對是出于善意，并不是想欺騙誰和利用誰。但我們同樣不能否認，從事件的過程和結果來看，幾個較有能力、善于運作互聯網平臺的精英人士，成功動員了大眾，主導了一場規模巨大募捐行動。

在“輕松籌”模式中，受助人更多的是簡單展示自己的困難之處，沒有機會亦缺少能力去動情表達自己的困境。羅爾卻不同，他應用自己較強的文字表達能力，動情表達了“父愛”。這是一場“有格調”的籌款，為普通大眾難以仿效。鑒于表達能力的限制，普通人很難把募捐變得像廣場歌手那樣充滿文藝范兒。

四

世界不是平的，互聯網也不是平的。“互聯網+”慈善模式，表面上為大眾找到了表達惻隱之心的便捷入口，但卻帶來了新的慈善困境。不僅僅是信息失真和誠信問題，還有隱藏在籌款模式背后的資本運作和精英主義。

在互聯網+這個慈善平臺上，精英比大眾有更強的動員能力。“打賞”，而不是“捐助”，這不是簡單的詞語替換游戲，而是代表著精英群體對于慈善的理解和實踐。

資本運作，進一步放大了“互聯網+”慈善模式的弊端。慈善不是一門生意，愛心同樣不能被營銷。贏利增值，這是資本的本性。所以，理想的慈善模式一定要劃清資本和慈善的界限。一旦“互聯網+”籌款模式成為資本謀利的工具，就會極大削弱網絡籌款的公益性質。也正是從這個角度說，羅爾籌款事件中，大部分網民從施善者變成了懷疑者、猶豫者和憤怒者。

一次次網絡籌款事件表明，當代中國蘊含著巨大的慈善能量，互聯網+慈善模式也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關鍵問題是如何規范化。對此，既不能寄托于大眾，亦不能對精英和資本抱有幻想，只能依靠政府的規范和引導，確保互聯網慈善模式的公益性質。

或許是出于網絡上的種種道義壓力，或者是因為募捐行為在運作過程中已經走了樣、變了味，偏離了受助者的初衷，在劇情的末尾，260余萬元善款將被原路退回。

捐款原路退回，捐助人和受助人之間的關系仿佛消除了，鏈接雙方的捐款平臺也似乎撇清了關系。事情真是如此么？網絡購物時，退款象征著交易的終止，但網絡捐款時，退款是否意味著關系的完全解除呢？畢竟，網絡捐款并不是一種“交易”，慈善也不是一門生意。

三五元、幾十元，并不多，但匯集起來卻是不小的力量。這些錢退回來容易，但再聚起來可能就沒有那么容易。

資金退回后，經濟賬平衡了，但是良心賬并不會自動平衡，更不會一筆勾銷。那些通過捐款奉獻出愛心的人，當他們收到“退款”時，將是何種心境？或許，許多人將發問：難道我們捐錯了么？

作為一場新聞事件，羅爾捐款事件的熱度很快就會消退。但是羅爾籌款事件的意義不應該被忘卻。它必將成為中國互聯網慈善事業發展中的標志性事件，其特殊意義，不僅僅是因為跌宕起伏的劇情以及更廣泛的參與和討論，還包括其獨特的籌款模式，以及所展示出的資本運作和精英主義色彩。

羅爾籌款事件，給精英和大眾都上了一課。在慈善這件事上，最重要的不是動機，而是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