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毀滅還是要生存，是撰文求打賞，還是跪著求募捐，深圳人羅爾猶豫了很久。最終，他自以為兩全其美的騎墻做法造成了一地雞毛、各種尷尬。

在一部分人眼中，羅爾再窮也有三套房、一輛車和一個公司，比很多中國人強多了，不但可以賣房賣車，還可以四處去借錢，根本不是窮途末路之人，居然騙人捐款，其心可誅。

但在另一部分人眼中，羅爾又是“焦慮的中產階段”，看似有光鮮亮麗的生活，但一個小小的波浪就會把幸福的小船打翻。

地理位置、健康狀況和社會交往能力是造成貧困的三個最要原因，以中國現有的醫保制度，一個病人的確能把一個中產階層家庭拉到貧困的邊緣。

所以，無論你是批評還是支持，都是基于自己生活的位置，而不是代表真理。只是，無論是批評還是支持，所有人現在都忘記了孩子的病情。這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哀。

一

這個事情我是昨天（11月29日）晚上看到的，有人說轉發《羅一笑，你給我站住》這篇文章就能做公益，就能幫助到別人。我打開文章看了看，朋友圈轉發的鏈接并不是文章中提及的“小銅人”公眾號，而是“羅爾”的公眾號。也就是說，轉發并不會得到企業的“捐款”。

仔細琢磨一下，中國人其實挺不長記性的。

2014年7月，廣西電視臺錄制的一檔節目“造假”隆林縣德峨鎮14歲孤兒楊六斤的故事。因為副鎮長“跨省奪孤”的事情曝光，幾天內這名孤兒獲得善款500萬元。事實上，楊六斤獨居時間不超過25天，其享受各種社會福利以及公益基金會支持，生活費每年超過4000元。

2015年6月初，南京4歲女童小柯身患罕見病脊索瘤，通過網絡求助，其個人賬戶共獲社會捐贈648.43萬元。7月1日，小柯和其父母以及四名隨行醫護人員花費66萬人民幣包機前往赴洛杉磯兒童醫院治病，留在他們身后的是遍地的質疑和退錢的呼聲。

翻篇想想，我們的社會經常會搞出這樣的事來，只要故事說得感人，被感動的人就想要做點什么，而這個做點什么，最后幾乎都落在捐錢上。事情一發生“反轉”，被感動的人又想討回一份公道，而所有公道最后又落在對錢的“拷問”上。一反一正看上去很慈善，感覺很正義，但實際上是很不負責任和挺自以為是的行為。

公益是人事，而不是錢事。但是，我們一遇到這樣的事情，精力還是集中在“錢事”，引經據典無非是三種觀點：是慈善公益組織管錢好，還是家長管錢好；究竟人窮到哪個份上伸手向社會要錢才不是騙子；再遇到這樣的事情，究竟捐還是不捐。鮮有人來考量孩子的權益，大家都掉到“錢眼”里了，這也許才是我們這個社會比較令人悲哀的地方。

現在的公益援助，被引導錯了方向，無論是個人直接援助，還是通過慈善公益組織援助，都被理解為“錢”的事。捐款人只要完成了捐款，就覺得自己做了好事，離天堂的大門又近了一步。

但是，做公益也好，行善積德也好，首先是人和人之間的互動，而不是人和錢的互動，不是錢從一個賬戶轉移到另外一個賬戶就完事，那么簡單。

二

講一個故事。

三歲的小明回家問媽媽：“我是從哪里來的？”媽媽想了想，一本正經地給孩子講解了男女如何啪啪，母親如何受孕，如何誕生生命的過程。小明一臉迷惑地問媽媽：“為什么幼兒園的小朋友說，他是從四川來的？”

企業管理顧問李紅茹老師在講“具象法則”的時候說，人在交流和溝通的時候，彼此都會按照自己的認知習慣，對對方的信息進行加工。羅一笑這個事情，很大程度上是被感動的人把自己加工成了“愛心人士”，把對方加工成了“值得幫助的弱者”。

有人說，中產階層朋友圈里的募捐效率很高。顯然，中產階層更明白，通過朋友圈的轉發行為來獲得“愛心人士”的認同，相比“募捐”來說成本更低。一個人要捐錢，起碼還會想一想捐不捐？捐多少？而轉發使用的是社交媒體的“零邊際成本”，互聯網時代的“零邊際成本”協作，只要一旦達到“偶合效益”的臨界點，就會進入“集體無意識”的行動階段，很多人的轉發、贊賞和參與就與理性判斷沒有任何關系。帶著“狂歡”心態的轉發、感動之下的行善，如同動物憑沖動交配，都是毫無“愛意”可言。

尼采說：憐憫和同情，剝奪的是我們作為人的意志的力量。在集體無意識的催眠之下，群體的“狂歡”既可釋放人低劣的本能，也會號召出崇高的行為。在集體無意識之下催眠出來的美德，事實上是群體性的“道德任性”，對社會的公平公正有害而無益。

公益是為不特定的多數人服務。針對某個特定自然人的公益捐款，在慈善公益成熟的國家和地區都是被明令禁止的。突然把大量錢注入到一個陌生家庭，就和中大獎彩票一樣，會直接打破這個家庭固有的生活平衡，而后定會產生很多不可預知的影響，這種影響好壞兼具。譬如說，京東集團董事長劉強東的夫人奶茶妹突然捐贈100萬元給江蘇宿遷（劉的家鄉）的一個患病家庭，就存在這樣的風險。

慈善公益是一件專業的事情，需要由專業的機構、專業的人員來做。中國的公益事業搞了這么多年，直到現在還停留在“慈善家”感動、掉淚、捐款的水準，實在令人汗顏。

今天，對于傳統的特權統治或種姓制度的公正性，我們所有人都會毫無疑問地反對，因為這些制度都依靠偶然性來決定財富的分配、機會和權力，而這種偶然性不是人自己所能控制的。如果說市場機制糾正了這種偶然性，那么“一對一”的個案救助，無疑又是在加劇偶然性。譬如，前些日子那個和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長像差不多的孩子，就得到了爆發式的社會關注。

針對特定自然人的“一對一”個案救助，客觀上破壞了社會的公平公正。一個人靠運氣來獲得的社會救助，多半是道德任意性的產物。這樣的救助和我們天天反對的“拼爹拼媽”式競爭，沒有實質上的區分。

2013年9月，臺灣東森電視臺主持人俞嫻通過東森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為17歲女兒潤潤在網上發起“搶救潤潤，臺灣人民動起來”的行動，被臺灣民政機關認定為“違法行為”，要求東森福利慈善基會撤除相關勸募訊息及賬號，依法向社會公眾返還非法勸募所得善款1000多萬新臺幣。

俞嫻女兒罹患罕見病雖然令人同情，但她不該用自己主持人的公眾身份為自己的女兒展開社會勸募。如果她這么為自己的女兒找“活路”是合理的，那么其他沒有掌握媒體資源，沒有社會影響力的母親，該如何為孩子進行有效的勸捐？

三

羅一笑的父親羅爾是個媒體人，有人脈，懂傳播。他無論以何種形式發聲，都會比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求助者更有號召力，更容易獲得社會的關注。我們要求媒體人的兒女得病后，媒體人必須保持沉默。但是，我們的愛心人士不該多長一雙“勢力眼”，缺少一份“平凡心”，凡事喜歡“湊熱鬧”。

媒體人為女兒患病發聲和“苦主”找大咖幫忙“求救助”是一回事。君不見，網絡救助，有人一日進數十萬善款，有人一月顆粒無收。要知道，名人高調參與“個案救助”就是擴散了自己的“個人偏見”，潛在地影響著社會公眾的基本判斷，破壞了慈善公益中的公平與公正，加大了社會分配的偶然性。這是一種反慈善、反公益的社會行為。公益不是談情說愛，別以為有熱情、有錢，就能把事情搞定。

有人問我，羅一笑的爸爸應該受到什么處罰？是不是該由民政部門按照《慈善法》給予嚴厲處罰？在我看來，羅一笑這個事情應該和募捐、公益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約束關系。微信贊賞就像買東西、給小費一樣，是贊賞者對文章寫作者的鼓勵，而且按照微信公眾號現在的規則，給不給作者點贊賞，是讀者自愿的事情。另外，贊賞者自己“強人所愛”點贊，現在覺得被騙了，也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和民政部門有什么關系？

四

從羅爾的公眾號文章中可以看出，首先羅爾并沒有在文章中號召大家捐款，只是希望大家幫忙轉發。轉發后“小銅人”這個企業來認捐。你愛心泛濫，忍不住，自己主動要給贊賞的，真的就是活該。

我的話比較殘酷，但這是最理性的“事實”。至于說，“小銅人”是P2P公司，是血汗營銷，也是有點言重。畢竟，從模式和關系上看，“小銅人”的轉發“捐款”和農夫山泉“一瓶一分錢”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不過，公眾的質疑也有公眾的道理。羅爾也好，“小銅人”公司也好，對要不要公眾捐款其實內心是矛盾的，有點“半推半就”的感覺。羅爾在文章中反復多次提到，大家是通過“贊賞”來給孩子看病捐錢，甚至還說，自己會把錢捐給別的白血病孩子，這在客觀上起到了博同情的效果。很簡單，如果羅爾和小銅人真的只需轉發，可以關閉贊賞。

撒謊是這個社會所有人都厭惡的行為，但幾乎我們每個人都說過謊話。羅爾作為一個小文人，顯然知道撒謊意味著什么。他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所發的幾篇記錄孩子治病的文章無疑是真實的，然而他卻做了誤導性的陳述，這是他的道德策略，也呈現出一個岌岌可危的小文人，本想體面地“賣文換打賞”，而事實上是窮途末路、跪著求捐的兩種心情，以及各種尷尬。

從道德上說，一個策略性的、真實而帶有誘導性的表達與一個直率的謊言，“情懷”和“欺詐”之間，在集體無意識的群眾那里，就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而已，如何反轉，要看吃瓜群眾是否覺得“無傷大雅”。

羅一笑家里的情況被“曝光”出來，原因不外乎就是一下子“錢收多了”，傷大雅啦。如果羅爾現在收的錢不是200萬，而是20萬，或者2萬，就沒有人追究了，就沒有人爆料了。中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愿人窮、恨人富”，不恨其騙，而是恨其不公。你得到了上千萬人的支持，你拿了上百萬的錢，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陰謀，我們才會上當受騙。

中國人的捐款意愿和志愿服務比例都是全世界最低的。不想捐錢的人，這個時候最愿意出來高呼：“這么騙人”將來就沒有人捐款了。好像沒有這件事情，他自己一直在持續捐款一樣。其實未必。把這件事情往民意上扯，其實就是那些不愿意捐款的人在給自己找正義感與合理性。所以，這些人并不愿意理性地來討論問題，討論我們哪里做錯了。這里不單是說誰眼紅誰的劣根性，而是沒有人愿意理性地討論。

我提議理性地討論，并不是說，對羅爾要“放他一馬”。而是說，既然是民間的事情，老百姓轉移的也是自己的“合法財產”，就應該由點贊的人來聯合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報官”，非用要“慈善法”、“個人募款”、“詐騙”這些“敵對”的說法來解決。這樣才會真正促進社會公共生活的進步。

如果我們每個人遇到一點事情，覺得自己吃虧了，被騙了，就把民間自己的權力無條件地讓渡給公權力，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退步。說到底，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把自己打扮得像天使一樣純潔?？礋狒[、打群架，是很多時候大部分人都覺得有正義感的事情，但更多情況是，我們自己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五

金無赤金，人無完人。中國人本來就缺少公共生活的經驗，所有的關系都是基于家庭、同鄉和同學這些朋友圈展開，一旦脫離朋友圈，每個人都有借人多勢眾演變為暴民的傾向。這些人一旦被相互暗示為代表“正義”的時候，就覺得可以用各種辦法證明對方是壞蛋，對方是騙子，為了證實自己結論的真實性，甚至還可以踐踏一切規則和法律。

我要說，雖然網上已經有鋪天蓋地的質疑和揣測，但這并不是我們自己親眼所見的事實。當初我們被“感動”的時候缺少多少理性的判斷，現在我們就需要承擔多少責任。社會公共討論需要的不是指責和起哄，而是抽絲剝繭地去尋找解決沖突的根源，在這個過程中多給對方一些善意，多給對方一些空間，多給對方一些包容，自己多用一些智慧。畢竟，今天對這對夫妻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照顧好自己在重癥監護室里搶救的孩子，而不是來回應大家的各種質疑。

我相信，關于羅一笑的事情還會繼續爭論，不過幾天之后就會落幕。我希望，落幕之后，那些“愛心人士”已經不再那么容易被感動。我希望，越來越多的群眾明白，慈善公益不只是捐錢那么簡單，真正的愛心人士應該是“幫窮不救急”。每一個人都應去推動國家承擔“救急”的責任，同時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幫助那些陷于貧困的人走出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