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隔一段時間，社交網絡都要“引誘”群眾們集體出演慈善家、名偵探、被騙者、分析師的虛擬狂歡劇。例如眼下還在持續發酵的羅一笑事件。

30日清晨，一篇題為《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跟往常孩子罹患絕癥，父親面對高昂治療費用懇請大眾援手的眾籌等方式不同，作家父親羅爾以別致的“賣文救女”，引領了網絡求助的最新路數。在“每轉發一次此文有機構就會捐出一元錢”的創意慈善號召下，到九點鐘，整個朋友圈已經被這個不幸女孩的純真笑容占領了。

當清晨貢獻完愛心與悲憫的上班族們，拎著煎餅果子小籠包踏進辦公室的時候，反轉的時刻到來了。先是主治醫生的朋友揭露真實治療花費，然后是知情人爆料羅爾本人竟然擁有數套房產，接下去此次刷屏的操盤手“小銅人”營銷公司浮出水面……群眾們咽下一口溫吞的甜豆漿或咸豆漿，加入到全民偵探分析案情、譴責資本“帶血營銷”的新一輪轉發。接下去當事人現身澄清，政府相關部門介入，醫院公布治療費用信息……短短幾個小時，在全民動員經歷了悲情轉發、眾志成城、揭露真相一連串戲碼之后，吃瓜群眾們終于可以消停地吃個晚飯了。這一天，網民們先后出演了熱心捐助人士、正義的揭露真相者、邏輯嚴密的追兇偵探，深刻反思的社會評論家，多重角色、多重身份，大戲連連、高潮迭起，卻不知道導演究竟是誰。

我一點也不懷疑這位父親救女的真情，也不想揣測轉發眾人的善心，只是突然對互聯網產生了一點厭倦與疲憊。當然，這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敵視態度，來自雙十一的剁手痛悔、來自支付鴇的墮落風塵，還有每隔一段時間，就被類似“反轉劇情”搞到“不明真相”的精疲力竭。

沒有互聯的互聯網

時光倒流20年，在中國加速“走向未來”的暢想中，信息高速公路、互聯網地球村曾經激發的動人想象，是每個人平等、自由地“接入”資訊的浩渺煙波中，對比今天的互聯網現實，卻讓人有些尷尬。

在此次事件中，一則網友的實名留言，讓我頗感興趣：“只需要手指一點一個轉發，很可能對他就是一個幫助，即使是假消息對我來說也沒有損失”。倏忽間，倚重微博、微信等各類新媒體社交軟件，身邊一下子涌現出無數關心歐洲難民、關愛清潔工人、同情留守兒童的熱心人士。他們頂著各種風格的頭像、起著各種風情的網名，在現實中從事著各種工作，應付著難纏同事討厭上司和各種職場麻煩；但這一點也不妨礙，此刻，他以真誠地轉發、點贊，為罹患白血病的羅一笑送上祝福。

哲學家齊澤克在21世紀的開頭，就曾警告互聯網正在公共領域引發的一種“偽參與”的幻象。針對那些對于新媒體民主潛質持樂觀態度的學者，以及他們喜歡使用的“互動性”概念，根據這一概念，受眾的互動性參與將激發媒體與政治民主的潛能。齊澤克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種“交互式被動（interpassivity）”：正是通過一道屏幕，當他人為我犧牲，我就通過他人犧牲了；當他人為我行動，我就通過他人行動了，這種犧牲與行動的滿足感，阻礙了真正具有效力的行動主體的出現。換言之，當我們在選秀節目上看到偶像的成功時，我們認為自己也獲得了成功，并對此感到滿意；當我們在熒幕上目睹了特朗普的勝利時，我們認為自己也參與并分享了這一勝利。齊澤克并不否認類似“圍觀就是參與”的邏輯，但是他警惕這種虛擬參與感背后所透露的滿足感，那是一種通過別人而獲得的自我滿足。

聽上去有點繞。好在不會講段子的學者不是好老師。

齊澤克舉例數碼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懶惰”，當錄下成百部電影后，我們較沒有錄影機之前，事實上少看了許多電影（他坦承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氨M管我實際上并沒有看電影，但是我心愛的電影被存在我的錄像柜里這個想法本身，就給了我一種深切的滿足感，并且偶爾還能使我放松身心，悠閑地享受生活，仿佛錄影機以某種方式在代替我看電影”。從日常生活的小片段躍進到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格局，作為一位來自歐洲邊陲、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齊澤克在貌似進步的西方主流文化邏輯里，看到了徹底的“虛偽”：“在政治領域，突出的例子是多元主義的左派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通過波斯尼亞而成為多民族主義者，通過欽佩美洲原住民的智慧而擺脫了笛卡爾的范式……就像在過去幾十年中，他們通過欽佩古巴革命而當上了革命者，由于將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社會主義神話作為不同凡響之事和真正的民主突破而大加支持，借此成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但是在所有的這些例子中，這些美國和歐洲教授們，“他們都始終繼續著他們四平八穩的中產階級學術生涯，通過他者來履行他們的進步責任”。

根據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理論，面對超我這一社會律令的壓力，主體有一種逃避的方式，就是把我們的痛苦與快樂移置到另一個（another）身上，讓另一個人代替我們去享樂（who enjoys for us）。齊澤克列舉了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大量例子來說明這一移置：在葬禮上被雇傭來專門哭泣的女人，情景喜劇里的罐裝笑聲（canned laughter，即畫外配音笑聲），還有食品包裝上，模仿顧客反映的“好味道！” ……這種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現象，其實都在踐行著幫我們享樂的參與幻覺。

善心不應該被質疑，吊詭的是，與互聯網上人人轉發獻愛心的慷慨形成對照的，卻是現實社會中的人際關系的叢林化與冷漠冰冷。姑且不談對于底層農民工的尊敬，只要環顧日日刷朋友圈的白領們所置身的叢林戰場，復雜的職場博弈，不得不整天面對的惱人同事……對照人人轉發獻愛心的朋友圈盛況，現實生活中的點滴善意與熱心，似乎都被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們抽空榨干了。齊澤克就此憂心社會可能墮入一種糟糕的狀態，那就是回避現實中真切的社會矛盾，轉而通過一道屏幕的點贊轉發，實現自己的“虛擬”愛心。正如錄影機的存儲功能替代我看電影的快樂轉換，這一媒介參與將會生產一種虛擬的滿足感與成就感——為羅一笑慷慨解囊的打賞者，與地鐵里對農民工避之唯恐不及的“城里人”，可能是同一個人。

沒有朋友的朋友圈

正基于此，心理學家懷疑“朋友圈”正在讓我們變得沒朋友。從法國電信的員工自殺案到中國富士康的12連跳，貝拉迪認為，不是今天這一代年輕人變得尤其脆弱不安，而是社交網絡與虛擬現實真正吞噬了個人歸屬認同，粉碎了個人與他人建立情感連帶和社會互動的可能。

階層管理、遵從指令、屈服羞辱與心理暴力，是友好的虛擬朋友圈外，慘烈的職場現實，與此相應的是，職員之間真切的社會連帶感已經被破壞，每一個員工都是孤單面對被“能力低下”勒索、被“沒做好”羞辱、被裁員的威脅；彼此都認為，無法互相幫助，無法建立情感連帶，接下來的職場情緒就是罪惡感、焦慮與互相怨懟。孤獨、脆弱的個人幽靈飄蕩在互聯網上空，然后驚現為現實社會中，世界各地不斷攀升的年輕人自殺率。

讓我們像哲學家齊澤克那樣，大膽發問（在齊澤克看來，一個切中關鍵的問題遠比結論重要的多）。如果今日無所不在的媒介互動，只是在塑造一種我轉發我參與的行動假象，那么互聯網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更進一步的，如果朋友圈真的就是劃出“一個圈”，把那些攪動我們不安的陌生人固定在安全的圈外距離，那么表面熱鬧的朋友圈，是不是在加速整個社會的疏離感和冷漠？

在積極備戰“雙十二”塞滿購物車的日子里，持續發酵的羅一笑事件，或許為我們重新反思新媒體、社交媒體、互聯網金融提供了一種可能。富可敵國的馬云爸爸、各種套路的互聯網金融詐騙、支付鴇的瞬間變身，包裹著金身的互聯網怪獸，已經露出了它猙獰莫測、陰晴不定的“真身”，或許，至少潑點冷水，還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