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30日）的熱點無疑是“羅一笑”，但很多人卻笑不出來，轉發者、捐款者、羅一笑、羅一笑的父親羅爾，包括我們。

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機。這兩天，一篇名為《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占領很多人的朋友圈：轉發就可以給患白血病的羅一笑捐一元。海量的轉發，帶來數十萬人打賞，高達200萬元的捐款。但很快消息反轉：羅一笑的父親、文章作者羅爾在深圳東莞擁有三套房產，根據“深圳發布”的最新信息，羅一笑三次住院自付總計只有36193.3元，三次平均自付費用占總治療費用的17.72%。“一次徹頭徹尾的營銷”，有人恨恨道。

一腔熱血變一地雞毛，羅爾出面道歉，一些之前善意轉帖的朋友則將帖子默默刪除。其實這已不是愛心的第一次折翼：去年8月，南京一個中產家庭有房有車，患兒獲600萬捐款但后續善款沒有妥善處理，其父遭網友聯名報案詐捐。如今，類似的考題再次擺在人們面前：完全陌生人化的網絡空間，如何表達愛心？又如何防止愛心變傷心？求助與騙捐的界限在哪里？

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對“公共生活”與“法治生活”的雙重檢驗。

需要肯定的是，網絡自媒體平臺上的慈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公眾的“公共精神”。傳統意義上的慈善救助往往被認為是“政府與企業家的事”，今天，新媒體的低成本讓很多普通人邁開腳步，去踐行公共精神，去兌現“一元錢也是愛”。

然而，一方面，“注意力經濟”致使“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總在看不見的地方”，沉默者仍然“沉沒”，而花樣翻新的求助方式卻滾出巨大的雪球，甚至超出了當事者的控制和意料。另一方面，新媒體極大地降低了一呼百應的成本，放大了眾人拾柴的能量，卻也帶來更大的信息壁障，讓人真偽難辨。

如果因為一個人一次不當的營銷，而讓全社會在“愛心”議題上撕裂，讓“含淚轉發”者感覺道義受挫，讓“幸好沒轉”者對他人“智商碾壓”，讓熱乎起來的社會心態乍暖還寒，既讓捐贈者委屈，也讓所有人可惜。無論如何，真實社會中有很多“羅一笑”，值得社會去關愛與救助，不應該讓營銷者反復攫取社會的注意力資源，而將真正需要施以援手的人擠出公眾視野。

要更好地呵護公共精神，就需要完善“法治生活”。今年9月1日，中國首部慈善法開始施行。然而，現實總是在超前處、交叉處給出考題。恰如慈善法專家指出的，幫助羅爾營銷的某公司可能因為“非法募捐”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羅爾通過個人公號“賣文”打賞屬于個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調整。個人求助和個人募捐，究竟應該如何清晰界定？公募主體的界定、公募行為的規范，如何究竟應該如何對接信息社會？

羅爾求助的故事當然還沒結束。對于很多獻了愛心的人而言，他們更在關心愛心的保障機制：既然新聞能很快反轉，愛心不能撤回嗎？多余的錢怎么辦？1分錢也是愛，贈與1元也是贈與。打賞者能否根據合同法中“受贈人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行使撤銷權撤銷打賞？微信平臺能否根據《微信公眾平臺贊賞功能使用協議》認定羅爾“隱瞞真相以誤導、欺騙他人”凍結賬戶？顯然，新媒體時代的愛心，需要接力，更需要細致的規則和機制保障。

而問題出現之處，也正是改進可及之處。民政部門若能及時介入，把羅爾事件做成經典判例，無疑是對公眾愛心、民間慈善“可持續發展”的保護；而社交平臺的募捐規范、信息審核，同樣可以以此為契機，建章立制、調整改善。

在公共生活中，涵養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規則與制度。唯有這樣，才不會讓公眾的愛心，在一次次的“狼來了”中被消磨殆盡。

（原題為《“羅爾事件”：公共生活與法治生活的雙重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