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來看，國際移民存在以承擔家庭生計的男性為主的特點。圖為當地時間2021年11月17日，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準備穿過墨西哥前往美國的非法移民。 視覺中國 圖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結果顯示:2020年居住在我國大陸的外籍人口達到85萬人，在2010年基礎上增加25萬人，增幅達42%。

與2010年“六普”結果相比，“七普”結果顯示，外籍人口的構成和經濟社會特征發生了重要變化，如穩定居住的比例有所增加，女性人口比例有所增加，地區分布發生了改變，就業和定居人口占比大幅度上升。

鑒于外籍人口結構和經濟社會特征發生重大變化，我國的國際移民管理面臨更復雜的局面和更為重大的挑戰。

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國際移民深刻影響了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移民的引進有利于維持國家人口規模和結構的平衡，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維持社會生產生活的有序進行；但是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聚集在一起也帶來了問題和挑戰。因此，總結和梳理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和教訓對于我國的移民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本文總結國際移民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變化，討論發達國家（地區）的移民政策出臺的現實基礎，以期對我國的移民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一、國際移民人口基本形勢

1. 國際移民規模穩定增長，三分之二集中居住在高收入國家

全球國際移民規模在20世紀后半葉經歷了快速增長。1970年，全球國際移民規模為0.84億人，到1995年達到1.61萬人，增長了近一倍；2000年繼續增長至1.73億人（占世界人口2.8%）。進入新世紀以后，國際移民人口規模繼續增長，到2020年達2.81億人，在世紀初基礎上增加近1億人，已占世界人口3.6%。

雖然與許多國家的境內人口遷移頻率相比，人口國際遷移的總體頻率很低，但國際移民的來源地和目的地高度集中，三分之二的國際移民生活在20個高收入國家。而且從趨勢上看，國際移民在接收國的集中程度越來越高，2020年，高收入國家常住居民中國際移民已占到15%，而2000年時這一比例僅為10%。經濟收入高、就業機會多、社會福利好的國家對國際移民具有最強吸引力。

在主要移民國家中，美國接收了世界上最多的國際移民，出生在國外、居住在美國境內的國際居民從1970年的1200萬人增加至2019年的5100萬人，德國擁有全球第二大數量的國際移民（1700 萬），緊隨其后的為沙特阿拉伯（1300 萬）、俄羅斯聯邦（1200 萬）和英國（900萬）。

2. 國際移民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前往發達國家（地區）的移民比發展中國家（地區）更“老”

從年齡結構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始終是國際移民的主力軍。2020年，國際移民中20至64歲人口占74%（全球人口中這一比例僅為57%）。如果單純考察新增移民，則更顯“年輕”，18至29歲的青年勞動力是新增移民的主要組成部分。

相比于發展中國家（地區），發達國家（地區）的國際移民更為老化：2020年發達國家（地區）的國際移民人口中65歲及以上占比為10.2%，而發展中國家（地區）對應的比例僅為1.9%；發達國家（地區）國際遷移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43.6，而發展中國家（地區）僅為34.1歲。

發達國家（地區）對高技能、高教育程度移民有較高選擇性，而發展中國家（地區）對體力勞動者、低技能勞動者有較高選擇性。此外，發展中國家（地區）難民的比例也較高。

綜合上述因素，發達國家（地區）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國際移民表現出來的年齡結構差異是不同類型的移民和不同人力資本稟賦特征的勞動者差異的體現。

3. 國際移民人口以男性為主，發達國家（地區）移民有女性化趨勢

傳統上來看，國際移民存在以承擔家庭生計的男性為主的特點。2020年，國際移民人群中，男性占52%，女性占48%，男性略多于女性。如果僅考察國際移民中的勞動年齡人口，性別結構更為“男性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17年的統計資料，跨國遷移的勞動力中男性比例達到58%，男性比女性多2800萬人；縱向比較來看，跨國遷移的勞動力中“男性化”程度在加重，2017年全球跨國遷移勞動力男性比例比2013年提高了2個百分點。

發達國家（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性別結構存在差異。總體而言，在經濟更發達的國家，國際移民的性別結構更平衡。2017年，中高收入國家的國際勞動力中女性占比為43%，如西歐、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女性勞動力比例都很高；但在最低收入國家，女性勞動力占比僅為3.4%，如西亞、非洲國家，男性勞動力顯著多于女性，主要在于低收入國家在勞動力生產的需求上對男性需求更多。

4. 國際移民對人力資本有高度選擇性，以高技能人群為主  

從遷移規律來看，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發生國際遷移的概率越高。與國內遷移相比，實現國際遷移面臨更大挑戰，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和制度壁壘都明顯高于國內遷移。克服以上問題更依賴于遷移者所擁有的人力資本稟賦和經濟社會資源的支持，較高教育程度的國際移民能更好地應對國際遷移的挑戰。

國際上對高技能人才的競爭十分激烈，許多國家都頒發了具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吸引“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人。根據聯合國2015年的統計，172個聯合國成員國中有44%的國家明確有興趣和意向吸引高技能國際移民。發達國家（地區）是高技能人才的競爭的主要陣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有三分之二的已經頒布或正在頒布吸引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政策。根據OECD國家的人口統計資料，2000至2010年間，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國際移民增加了70%，達3500萬人。

二、國際移民流向新趨勢

上文對國際移民趨勢的分析主要基于移民存量的統計和研究資料。與存量統計指標不同，遷移流的變化更能反映近期的動態，揭示國際人口遷移變化的新趨勢。下面，本文根據近年來國際移民遷移流的相關學術研究成果，總結分析國際移民流向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

1. 非洲區域內部的跨國遷移已達到相當活躍的程度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地區）成為國際移民的新選擇，非洲、亞洲等快速發展地區的國際人口遷移已經十分活躍。

非洲地區傳統上被認為是跨洲際移民的輸出區域，實際上，非洲內部各國之間的移民交換更為活躍。近幾十年來，非洲人口自然增長迅速，但由于整體上非洲人口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較低，能實現跨越洲際遷移抵達歐洲、美洲地區發達國家（地區）的人口占比相對較小，非洲地區的移民大多在非洲區域以內進行跨國流動。2005至2010年間，東非國家之間的遷移流達到66.5萬人，西非達到100萬人，尤其在西非經濟和貨幣聯盟國家之間，遷移流異常活躍。

非洲人口生育率較高，人口增長潛力大，可以預計，未來隨著非洲人口的教育和健康狀況的持續提升，非洲人口實現更遠距離遷移的能力會隨之加強，未來從非洲遷移到其他洲的國際移民規模增長潛力很大。

2. 國際移民回流趨勢加大

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很多發達國家（地區）經濟進入低迷期，工作機會減少，失業率上升。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地區）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出臺了吸引國際人才的政策，過去從發展中國家（地區）遷移到發達國家（地區）的跨國移民越來越多地回流到來源地。

美國學者Jonathan J. Azose 與其合作者對近年來全球遷移流的研究發現，有四分之一的遷移流屬于回流，即回到自己的出生國，最大的回流遷移流為美國-墨西哥、阿聯酋-印度、烏克蘭-俄羅斯、印度-孟加拉。在未來幾年，預計從美國回到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遷移、以及海灣國家回到南亞的遷移流將還會增加。

對回流趨勢的關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發達國家（地區）移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彌補本國勞動力人口的不足，緩解老齡化的壓力，國際移民回流現象的強化可能會影響到發達國家（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平衡和經濟增長。

3. 國際移民數量受新冠疫情影響出現下降

2020年，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病嚴重擾亂了人口的日常空間活動，國際遷移人口規模也一改過去長期增長的趨勢，出現了短暫下降。根據聯合國初步估計，2020年年中，國際移民存量至少減少了200萬人，與2019年年中相比下降27%。與疫情大流行前相比，估計2021年，從高收入國家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國際匯款會下降14%。

三、國際移民的現實基礎：自發的可持續長期過程

在19世紀及以前，以美國的移民政策為典型代表，許多國家對國際移民普遍持開放的態度，雖然有針對特定族裔的歧視性規定，但都比較短暫，移民管理的重點是防止攜傳染病和有犯罪記錄的人入境。到20世紀下半期，隨著福利國家的興起，區分本國公民和外國公民成為一種必要，因為公民身份和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權利和福利綁定在一起，因此現代護照制度應運而生。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人們做出遷移行為時會理性進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其目的是為了增加個人收益。在此邏輯下，國際勞動力的遷移傾向于被認為是暫時性的，一旦成本-收益方程發生變化，人們可能就會停止遷移，回流到來源地。

然而，基于歐洲的移民經驗研究發現，當初作為短期勞工被引進的移民，隨著居住年限的增加逐步改變了觀念，傾向于向移民接受國的永久性居民轉變。因此，經濟因素以外的社會性因素開始被政策制定者和相關領域的學者所重視。

比較典型的社會性因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會網絡的影響，移民的不斷涌入會在接受國形成移民社區和移民網絡，當遷入國移民社區與遷出國的社區產生聯系后，移民網絡成為一種重要社會資本，在就業、住房和社會適應方面為新移民提供重要幫助，因此移民網絡會吸引源源不斷的新移民。另一方面是家庭收入風險分攤機制的影響，根據勞動力遷移的新經濟學理論，遷移并不是個體行為，而是一個家庭決策，家庭成員的國際遷移可以通過拓展收入來源實現家庭風險分攤，這在農業收入風險較高地區尤為重要。

遷出國對勞工輸出的依賴也會成為國際遷移自我持續機制的一部分。對一些欠發達國家（地區）而言，勞務輸出帶來的匯款已經成為本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構成，對緩解本國失業、增加消費和促進國際投資都有積極的影響，有時甚至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因此，對勞務輸出高度依賴的欠發達國家（地區）會在政策上鼓勵勞務輸出，在這些地方會逐漸形成一種遷移文化，激勵人們持續不斷地外出遷移。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地區）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對國際移民也存在系統性的依賴。二元市場理論認為，盡管發達國家（地區）存在較高失業率，但仍然存在一些聲望很低、本國居民不愿從事的職位，國際移民正好可以填補這些空缺，久而久之，發達國家（地區）一些特定的職位與移民（尤其是新移民）產生了密切的關聯，形成勞動力市場分割和移民就業聚集。對發達國家（地區）資方來說，雇傭新移民和非法移民更具有靈活性，在經濟低迷的時候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裁員，控制人力成本，保持資本收益。

盡管發達國家（地區）強化了對移民準入的管制，但近幾十年來的經驗表明，一國國際移民形勢很難被其政策所左右，移民政策往往難以實現其宣稱的效果。

實際上，國際移民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影響因素既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和外交等各個層面，也依賴于接受國和輸出國的結構性因素，移民國家試圖通過移民政策實現特定的目標，例如控制非法移民、選擇特定類型的移民，是極其困難的。

四、對中國的政策啟示

總的來說，當代的移民制度關注選擇而不是數量。移民政策涉及一系列復雜的政策和制度設計，通常會根據公民身份、年齡、性別、技能、工作機會和收入等標準，同時鼓勵和阻止特定群體的遷徙。

實證研究表明，基于積分系統或職業短缺名單等的移民政策，可以成功影響技術移民的技能構成而不是數量。另外，技能選擇性的政策，并不能夠吸引高技術的移民，但是在過濾或阻止低技能工人進入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在確定哪些移民可以優先獲得合法的移民和定居機會方面，政策越來越遵循經濟上的功利性和基于階層（教育、經濟以及家庭背景）的邏輯。當代移民政策的目的不是管制移民的數量，而是提高國家的能力，控制誰被允許移民。因此，移民制度往往作為“過濾器”而不是“水龍頭”發揮作用。

與發達國家全球范圍的大規模移民相比，我國的國際移民規模及發展處在快速變化期，但在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和我國在新時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預計未來我國的國際移民規模會繼續大規模增長。

我國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是非移民國家，但由于經濟發展和社會交往的需求，大量的外國人將進入我國學習，工作，居住或生活。所以，我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完善外籍高端人才和專業人才來華工作、科研、交流的停居留政策，完善外國人在華永久居留制度，探索建立技術移民制度。健全薪酬福利、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稅收優惠等制度，為海外科學家在華工作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力的環境”。   

鑒于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我們國家在制定外國人入境、居留、工作和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條例時，需結合我國自身的真實需求，恰當引入優秀的、對我國社會經濟良好運行有積極作用的外國公民。

因此，一方面，加強對入境外國人員的篩查和篩選是必須的。同時，面對世界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在人才政策上，應當采取更加積極和開放的政策，吸引更多國外人才及海外華人華僑歸國，投身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中來。

（本文原題“國際移民最新趨勢和政策應對”，原載《人口學刊》2021年第6期。由作者進行大量刪節，具體技術細節請參考原文。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