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夏中義，基于近年研究認為，與顧準、李澤厚、王元化相比，錢鍾書作為思想家的貢獻之大，一點都不遜色。

《管錐編》表明錢有極深刻的思想，因為他是在當代語境探討這一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倫理命題：一個無權者，政治上未享有特權的個人（包括普通學人、知識分子在內），在面對歷史特殊時期時，究竟該如何有尊嚴地言說，同時又可能是安全的？他不僅提出了這問題，而且還默默地踐履，走出了一條獨特路徑。這是極了不起的貢獻，因為至今中國思想界在討論知識者的公共責任時，主導性思維模式往往非黑即白，承接了上世紀70年代朦朧詩的思維慣性：要么崇高，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銘，必死無疑；要么卑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靈魂下地獄。

在夏中義看來，錢的活法不是崇高，但他清高。不選擇崇高活法就定然沉默成精神侏儒么？錢鍾書沉默嗎？與陳寅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相比，錢算是沉默的，但這位沉默者是否就沒了自己的聲音呢？不是，錢是將其“思想默存于學術”。默存，默默地存在，并沒在沉默中死去。于是人們發(fā)現(xiàn)，在崇高與卑鄙之間，還有第三條路徑，這就是用學術去默默地凝凍思想，把思想保存下來。

錢鍾書。

記者：我們慣常將錢鍾書先生尊為學術大家，而不是思想家。這幾年您的研究心得與這種流行觀點不盡吻合，可否跟學界分享？

夏中義：錢鍾書（1910-1998年）活了88歲。從學術角度講，早在他讀清華外文本科時，已有學術書評和論文發(fā)表了，出名甚早。1932年發(fā)表文章，發(fā)在《大公報》的學術版面上，那時他才22歲，這不得了。1934年，郭紹虞（1893-1984年）出版《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當時郭是燕京大學教授。郭1927年被燕京大學聘為教授。為何？就是因為他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有專長。

1934年，是錢鍾書剛從清華畢業(yè)的第二年，他已撰稿批評郭紹虞了。今已2016年，回眸1934年錢的文章，你不得不佩服，在錢所批評的要點上，郭未必比錢內行。1934年錢批評郭的那篇文章是《論復古》，錢說“在本文中，我絕對沒有把我的文學觀念來跟郭先生的較短長”，但錢年紀輕輕便有更經得起咀嚼的文學觀，這是奇跡。錢說“我自己的文學觀念”是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一文，該文撰于1933年。

錢1998年去世時，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是什么？《管錐編》。《管錐編》是錢在1972-1975年間的讀書筆記總匯，不論是學問，還是思想，《管錐編》都有。《管錐編》1979年初版，那時“四人幫”已被粉碎。

這就提示人們兩點：1.關注錢鍾書學術，應從1930年代開始；2.評判他在中國學術或思想史達到了什么高度，若不讀《管錐編》，或不系統(tǒng)地細讀《管錐編》，切忌輕言錢不是思想家。

近年因讀錢著較細深，所以我愿說，錢不僅是大學問家，而且是重量級思想家。從百年中國語境的角度來講，錢作為思想家，分量重到什么程度？不妨先問一問1949年以來，稱得上思想家的人有幾位？

第一位是顧準（1905-1974年）。顧準在1972-1974年寫了一組信給他的胞弟，這些信后來結集成《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該書于1989年一經公開出版，他就被公認為思想家。為何說他有思想？因為他研究的問題，比如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的經驗總結，比如盧梭《社會契約論》里的直接民主與議會制度的比較，比如古希臘城邦制度研究，都是1949年后中國思想界理該回應、卻因故規(guī)避的重大政治學命題，而顧準留下了自己的深思。他無疑是一位能為時代提出且回答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的思想家。

第二位是李澤厚（1930-）。說李是思想家，主要是說他為1980年前后的思想解放運動，貢獻了他從康德《實踐理性批判》讀出的“主體性”思想。從“主體性”角度楔入，很容易看清“文革”浩劫在價值論層面的要害，是不把人當人。不把人當人，也就談不上把人當成主體來尊重。若把人當人，類似“文革”悲劇也就不會發(fā)生。這一切，皆可在他1979年寫的《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一文找到。后來李澤厚出版《美的歷程》等著作影響很大，但它還夠不上是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只具專業(yè)性，還不是公共性。專業(yè)性在特定語境可能被注入公共性，這是另個話題。

第三位是王元化（1920-2008年）。王被稱為思想家，主要指他在上世紀90年代到逝世這段時期有“第三次反思”。反思兩個重大命題，一個是“五四”，一個是《社會契約論》。海外有名家甚至認為他憑那篇1998年脫稿的反思《社會契約論》的文章，就可在歐美思想界獲得思想家的榮譽。

與顧準、李澤厚、王元化相比，錢作為思想家的貢獻之大，一點都不遜色。《管錐編》表明錢有極深刻的思想，因為他是在當代語境探討這一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倫理命題：一個無權者，政治上未享有特權的個人（包括普通學人、知識分子在內），在面對歷史特殊時期時，究竟該如何有尊嚴地言說，同時又可能是安全的？他不僅提出了這問題，而且還默默地踐履，走出了一條獨特路徑。

這是極了不起的貢獻，因為至今中國思想界在討論知識者的公共責任時，主導性思維模式往往非黑即白，承接了上世紀70年代朦朧詩的思維慣性：要么崇高，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銘，必死無疑；要么卑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靈魂下地獄。錢的活法不是崇高，但他清高。

不選擇崇高活法就定然沉默成精神侏儒么？錢鍾書沉默嗎？與陳寅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相比，錢算是沉默的，但這位沉默者是否就沒了自己的聲音呢？不是，錢是將其“思想默存于學術”。默存，默默地存在，并沒在沉默中死去。于是人們發(fā)現(xiàn)，在崇高與卑鄙之間，還有第三條路徑，這就是用學術去默默地凝凍思想，把思想保存下來。

須說明的是，《管錐編》表述思想的語式，并不是現(xiàn)代學界所通用的白話語式，故又可說《管錐編》里的深刻思想，實是一種不宜用常規(guī)尺度來測量的思想。姑且稱為“暗思想”。

“暗思想”這個概念，與新世紀宇宙物理學的一個叫“暗物質”的前沿概念有類似性。宇宙學家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能被科學推算的宇宙物質總量假定是100，只有5%的物質才能被科學所清晰捕捉并給出命名。還有95%的物質，到底以什么形態(tài)存在，怎么存在，現(xiàn)代物理學還說不清楚，故也就無法命名。現(xiàn)代物理學就把那些既不能否定其存在，又不能用專業(yè)模型和術語去命名的物質，稱為“暗物質”。它明明存在，你卻看不見它，為什么？因為它不發(fā)光，也不吸納光，對電子波沒有感應，就導致天文望遠鏡看不見它。

錢的“暗思想”也有此特點，他明明已留下極重要的思想，明明有一大群人極喜歡他，但就是無力確證他是思想家。上世紀90年代李洪巖寫過《智者的心路歷程》一書，早就說錢是思想家，然語焉不詳。有法學家也說他從《管錐編》讀出錢有思想，但其作為法學家無法把這套書讀得很深很細很全，所以也談不上確認錢是思想家。

記者：您能否具體談談錢鍾書在著作中是如何表達“暗思想”的？

夏中義：不得不先說，從1949-1979年，這是百年中國學術的一個特殊時段。對這長達30年的時段，首先擬設一個指標，可用來測定學者有否獨立思想或思想獨立到什么程度。有沒有這個可被操作的指標或參數(shù)？有，這就是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在這30年里，不管當時中蘇關系如何，文學學術方法論只有一個，這就是言必稱反映論。包括朱光潛、郭紹虞、劉大杰在內，他們在反映論面前，在作為蘇聯(lián)理論模式的哲學標志的反映論面前，都用反映論（蘇聯(lián)模式）來修改自己在民國時期已定型的學術觀點。

那年頭，大概只有一個人的脊梁未被折斷，這就是錢鍾書。錢1955-1957年寫《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此書有篇重要文章叫《宋詩選注序》。此序其實是篇論文，也可說是《宋詩選注序論》，對反映論的態(tài)度很微妙。微妙到什么程度？整篇序論18000字，9次用了“反映”一詞，但其18000字又幾乎每個字都在暗示用反映論來研究宋詩不恰當，但又不直接說不。細讀此文，有一感覺，即錢是披著“反映”這件詞語的大紅袍在變古彩戲法，最后變出來的結論是反映論不宜作為宋詩研究的方法論，但又不明說。這現(xiàn)象很妙，值得研究。

反映論是什么？它是列寧1907年《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的關鍵詞。列寧主張在科學認知層面應有一個思維準則，此即反映論。反映論有四個要點。第一，確認在人類存在之前，已經有了地球，地球是物質。人類有思想、有精神，但因為先有地球，再有人類，故曰物質第一，精神第二。第二，人有精神、意識，但精神、意識是人腦這個高度精密的物質組織所分泌的。人腦是什么？它也是物質。故這兒也是物質第一，精神第二。第三，人予對象的認知，須以此對象的物質實在為前提。它以何種模態(tài)存在在這里，你就把它認知成是什么，這仍屬物質第一，精神第二。第四，既然人予對象的認知是以對象存在為前提，那么對它只能動用你的知性理智，不能動用感情和想象。它是什么你就把它寫成什么，你不能把它寫成你所想象的那個模樣，因為這經不起經驗檢測。

列寧認為用這四點去看世界就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唯物論的反映論，就是列寧認識論。在量子力學已經誕生的上世紀初，列寧還這么講科學認知有否欠缺，暫且不論。但有一點可確定，輕率地用列寧科學認知層面上的反映論，來作為文藝研究的方法論是“專業(yè)不對口”。因為文藝這個東西，并不是人認識世界的結果，主要是人體驗世界甚至是人想象世界的結果。文藝的創(chuàng)造，主要不在表達自己對世界認知到什么程度，而是要表達我對世界的態(tài)度和想象。為何說文藝是審美的？因為審美無須像體檢那般顧及身體全部（重要器官功能），審美只須專注于最能感動自己的元素而忘情。馬克思的妻子燕妮看女兒勞拉，勞拉的眼睛漂亮，鼻子不漂亮，燕妮說我看我女兒只看眼睛不看鼻子。這叫什么？愛有所長，形有所忘。若從科學認知角度來講是不允許的，勞拉鼻子不挺就是不挺。但對燕妮來說，愛自己的女兒，喜歡看女兒的美麗，放大這份美麗，忘記她的鼻梁，又有什么不可以？

文學不忌諱這點，科學是忌諱的。就像看病，患乳腺癌，你不能因為這乳房長得漂亮便說它沒病，這不妥。判斷乳房有沒有病，這不是審美，這要靠切片化驗才能最終定論。這與它長得漂亮與否沒有關系。所以將旨在回答世界（對象）是什么的列寧反映論，貿然用來斷定文藝的審美性亦即認知，這在專業(yè)上太粗率。

深諳文藝的審美性的錢鍾書，當然不會輕佻地把反映論奉為宋詩研究的方法論。《宋詩選注序》婉拒反映論的言說方式很別致，可說是“邏輯遞退”。錢特地設計了四個臺階。

臺階一，他承認宋詩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寫了社會現(xiàn)實。這些社會現(xiàn)實不僅詩歌里有，當時朝廷文件里也有。主要有兩個：一是貪官污吏欺負百姓，百姓痛苦叫民疾；另個是宋代常患邊境戰(zhàn)亂，打敗仗要賠款，百姓稅負很重，草根生活是雪上加霜。這是第一臺階，很給文藝反映論留有面子。

臺階二，錢指出這些寫歷史真實的宋詩往往在藝術感染力上不怎么樣，可謂是押韻的文件，相當枯燥，用今天的話說即公式化、概念化。詩的真正魅力不在這里。假如詩的魅力僅僅在于它寫了史書曾提及的史實，那么，我們就無法評價雕塑家所塑造的人體美。因為雕塑家只在乎肢體造型，而不在乎其骨骼、神經網絡或內臟病灶。否則，藝術審美的眼光也就異化為X光了。這在實際上，已把反映論作為文藝研究方法論的正當性，消解得差不多了。

臺階三，錢找了一首范成大的詩《州橋》。他說凡是了解范成大詩歌的人，了解宋代生活的人，都知道范成大這首詩寫的不是宋代的真實，那是他的純粹想象。就像在寫一場夢，那個夢很迷人，寫得也很迷人，這是一個好作品，但這與現(xiàn)實無關。寫一個美麗的夢和美麗地寫一個夢，與反映論也無關，因為科學認知上的反映是不主張你抒寫虛無縹渺的美的。這已把反映論與文藝審美性的異質界限說明白了。

臺階四，錢調侃說宋詩對宋代現(xiàn)實，也有視而不見的反例。比如逼上梁山，關于宋江的事，街頭巷尾都在傳，但宋詩沒寫。后來倒是章回小說《水滸傳》寫了此事。宋詩、宋詞還擬有分工，宋詞擅寫士大夫在業(yè)余期間發(fā)生的男女私情很纏綿，宋詩不大寫這個。

通過這番“邏輯遞退”，從臺階上一層層下來，不言而喻，反映論不是宋詩研究的方法論。錢也絕對不會把《宋詩選注》寫成是對宋代歷史的反映，他感興趣的是讓《宋詩選注》寫出宋詩所以成為宋詩的那個藝術演化譜系。這個譜系他以前不是沒涉及過，1948年版《談藝錄》寫過，但他更想讓1958年版《宋詩選注》去完成1948年版《談藝錄》提出的，但還沒完成的任務。

現(xiàn)在可以問：為什么自1949-1979年的文學研究界，只有錢能做到不把反映論尊為文學研究方法論，而郭紹虞、劉大杰、朱光潛卻做不到？假如他沒有獨立思想，憑什么抵擋反映論？顯然，錢有思想，但這思想又是以“默存于學”的方式藏在《宋詩選注》里，除了錢自己清楚，其他人幾乎都沒讀出來。

1988年《宋詩選注》出香港版，錢寫了一個前言，坦承他30年前寫《宋詩選注》，有意把此書寫成了一塊“模糊的銅鏡”。“模糊的銅鏡”是隱喻。隱喻錢當時親歷的大氣壓很厲害，若不按當年的主流路子去寫，這本書就不讓錢寫了。錢是想寫的。但若錢全按當年主流路子去寫，錢也就不值“錢”了。錢是狡慧的，他不會奮不顧身堵槍眼一般去直白地“去反映論”，但他也不可能就癡癡地跟著你走。他會耍“小聰明”。

這就是說，一方面乍看他是識時務守規(guī)矩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忍不住別出心裁。所以他有意將《宋詩選注》寫得像古銅鏡一般朦朧曖昧。或許他正是靠這朦朧曖昧保護了自己。1958年他曾因《宋詩選注》挨批，但皆批他有形式論取向，沒人揭露他斗膽耍“反映論”。否則，他肯定得戴右派帽子。用今天的眼光去看1958年版《宋詩選注》模糊得像古銅鏡，這也就是因“暗思想”所致。

記者：剛才您結合《宋詩選注》來談錢鍾書在“去反映論”時的“暗思想”，特別是對寫作與反映論之間的關系作了詳細說明。由此可見錢鍾書的寫作其實很講技巧性，能否結合“暗思想”再作具體闡述？

夏中義：《宋詩選注》在表達“暗思想”時，確實很講述學策略。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叫“微判斷”。正常語境下的學術研究都不乏判斷，表明自己對研究對象的立場是什么，選擇從哪個角度楔入，都是判斷。認為它對還是不對，這是價值判斷。怎么去表達對此對象的看法，這叫思維判斷。

但《宋詩選注》做的是微判斷，不亮自己的觀點，不明言反映論能否作為其研究方法，而是用“邏輯遞退”來暗示反映論與宋詩的關系很稀薄，稀薄到可有可無，到最后不了了之，但又不置可否，堪稱“微判斷”。由此可見“微判斷”不是閑置判斷，回避判斷，而是指不用清晰語言把判斷像旗幟一般鮮明地說出來。

第二條叫“隱理據(jù)”。錢為何有能耐在1955-1957年間，在方法論上婉拒反映論？是因為1949年前他所擁有的知識學儲備，宛如種在手臂上的牛痘一般，對后來的反映論有免疫力。種牛痘是讓人對麻疹產生抗體。導致錢婉拒反映論的知識學抗體是什么？

抗體一，是1933年錢曾撰文《旁觀者》，說他很同意西班牙哲學家加塞德的一個觀點，意謂社會政治不能在根本意義上決定社會心理狀態(tài)，相反，社會心理倒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決定社會政治，所以加德賽提出了一個理論叫“非時代造因論”。錢說以此視角去看文學與社會現(xiàn)象的關系，也可說不是社會現(xiàn)實決定了文學，或文學被寫成這個模樣的根子不在社會現(xiàn)實。作為反例，假如要到文學里尋覓已被社會記憶所遺忘了的元素，倒很可能找到。這是錢在1933年已經具備的在方法論層面不接受反映論的一種思維抗體。

也是在1933年，錢寫了另一篇重要文章《中國文學小史序論》。對蕭統(tǒng)《文選序》提出的“能文”概念做了現(xiàn)代美學闡釋，說“能文”實是指文學所以為文學的本體存在。以“無病呻吟”為例：錢認為一篇真正的好小說，好就好在作者沒生病卻寫活了患者的呻吟。假如你生病，哭哭啼啼的，文章也寫得哭哭啼啼，這不算好文學。不生病，卻有才情把患者的生存痛苦寫得惟妙惟肖，這才叫“能文”。若用這尺度去返觀反映論，反映論絕對不能對“無病呻吟”作此妙解。這是抗體二。

還有抗體三，這是錢1948年版《談藝錄》的開篇《詩分唐宋》提出的一個觀點：唐詩不一定是唐代人所寫，宋詩也不一定是宋代人所寫，唐詩與宋詩的界限，并不受制于唐宋政治經濟的歷史界限。錢的意思是說，唐詩表達的是詩人或民族精神演化途中的青春情懷，豐神情韻；宋詩更多表達的是民族精神里的那種“人到中年”后的內斂沉凝，筋骨思理。所以從這角度講，一個唐人也可寫出有宋詩格調的詩，一個宋人也可寫出有唐詩情致的詩。這當然與文學反映論相距太遠。因為在反映論那里，文學只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形象再現(xiàn)。

錢在1949年前的這三項知識學儲備，足以讓他見出反映論的科學認知內涵，與文藝的情態(tài)想象造型為內核的審美性，走的不是一路。但他又不宜在《宋詩選注》一一例舉，故曰“隱理據(jù)”。這是《宋詩選注》對“暗思想”的述學策略之二。

《宋詩選注》的述學策略之三，可稱為“側闡釋”。錢在序論中曾引了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的一段話，說文學創(chuàng)作的“唯一的源泉”是人民的生活，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留下的那些財富，這“不是源而是流”。錢將這段話用在宋詩身上，說宋人寫詩有最好的幸運，也有不好的宿命。最好的幸運是宋人寫詩有一個好老師是唐詩，唐詩寫得太好了。宋人在唐詩的大樹下寫詩，但學生永遠寫不了老師那么好的唐詩。這就是說，我有好老師，是幸運；但我的老師太好了，好得我趕不上他，這是宿命。

錢說宋詩的宿命正在于此，唐詩的好他超不過，寫得再好也只是唐詩而已。所以宋詩只能在技巧上、小結構上，抓得非常深非常細。這也就是說，宋詩所以成為宋詩，是因為唐詩太好，學不了，只能玩雕蟲小技，宋詩的境界和格局由此變小。這用毛澤東的話說，亦即“不是源而是流”了。

于是錢索性研究宋詩是怎么在“流”那個狹窄的河道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這真是太妙了。因為當時人引用毛澤東語錄，都是從正面去弘揚要義，而不是刻意從側面去做文章，近乎“斷章取義”。很有趣的是，后來《管錐編》還真專門有一段話說“斷章取義”有其合理性，區(qū)別只在你是在做性理之學還是考據(jù)之學。若做考據(jù)之學，斷章取義當然不宜；但若作性理之學，斷章取義則可以。他說古人常“斷章取義”自有其道理。

一個“微判斷”，一個“隱理據(jù)”，一個“側闡釋”，這就導致其思想變得撲朔迷離。錢有思想，但偏偏不明說自己的思想是什么。是錢的表達式，讓其思想變“暗”。

錢鍾書與楊絳。

記者：按照您的說法，錢鍾書早就具備了獨立思想家的學術基因。問題是，他的這種思想表達有公共性嗎？

夏中義：從《宋詩選注》看“暗思想”的述學策略，這是從學術史角度證明錢確實有思想。至于說《宋詩選注》里的思想有否公共性，得分兩點講。第一，若在正常語境，是否用反映論研究文學，這純屬學者的自由選擇。但在1949-1979年間，誰若不用反映論來研究文學，這就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會沾上政治嫌疑。

但偏偏當諸多國寶級學者不倒在反映論前就不能出書時，錢沒用反映論卻出版了《宋詩選注》，可以說錢在大陸學界是第一個質疑反映論作為唯一的文藝研究方法的權威性，這種質疑在當年的語境下不能不具有公共性。

所以也可說《宋詩選注》的思想公共性是被當時語境所注入、所附加的。這兒有三個特點：一是錢研究學術確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二是這思想首先是專業(yè)的，但在特殊語境被注入了公共性；三是《宋詩選注》的“暗思想”的公共性因其述學策略的掩飾，當年公眾很難看明白。

相比較，《管錐編》所蘊藉的那個倫理秘笈就不純屬專業(yè)性，而是有尖銳的公共性。可以說，錢的倫理秘笈客觀上是為國人，為每一位還愿在歷史特殊時刻，仍想頑強地說出自己的思考來親證尊嚴的國人，提供了現(xiàn)代啟示。在中國說真話，很不容易。在某些特殊時刻，哪怕沉默也難。在這種境況下，你想不失去自己的聲音，又希望自己的聲音多少表達出存在意義或尊嚴，那么你該怎么言說，這難道是小問題嗎？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管錐編》對此有相當豐贍且幽邃的思考，這思考絕對具有公共性。

記者：現(xiàn)在就請您談談更令人神往的《管錐編》吧！

夏中義：《管錐編》的那個倫理秘笈，是用一種比《宋詩選注》“暗思想”更暗的語式寫的。至少有三點。

第一，它不是白話文。《管錐編》是用文言寫的，要比用白話表達顯得更暗。四卷本，有1558頁，每頁700字，少說有100萬字。100萬字的文言，這對一般讀者來講，幾乎比讀外語還暈。

第二，《宋詩選注序》才18000字，寫得很集中。《管錐編》是錢讀《周易》《老子》《莊子》《史記》直至《全晉文》留下的讀書筆記，讀到哪里想到哪里就寫到哪里。時而是“我注六經”，比如讀陸機《文賦》、讀陶淵明詩文，即此。但更多的時候是“六經注我”，讀到古籍的某句子有啟發(fā)，有何聯(lián)想，就隨機錄下。這四卷本《管錐編》，是記錄了他1972-1975年讀書心得，故亦可說是匯集其三年學思的一部顧炎武式的《日知錄》。每天讀一點，有心得記一點，日均千字，大體很散。若不是長時間像潛伏者一般趴在里邊，大概是很難找到思想的。

第三，《管錐編》全書并沒預設一個整體性邏輯構建，它是未完成的。若是一串項鏈，它有一根紅線把價值連城的珍珠穿起來。《管錐編》不乏珍珠，粗看并沒有一條線去穿。但當你把諸多珍珠搜到一起，又會驚嘆各顆珍珠之間其實不無“內在理路”。比如我從《管錐編》讀出的那個倫理秘笈，實是一串由三大塊、十個環(huán)節(jié)依次相銜的“暗思想”鏈。

這個“暗思想”鏈的主軸是針對國人在面臨歷史特殊時，如何有尊嚴又安全地言說，所以此鏈在邏輯上可分為“為何說”“怎么說”“說何果”三塊。每塊又由相應環(huán)節(jié)有機合成。

“為何說”第一環(huán)節(jié)，“圣人不仁”。錢反對王弼對《老子》的這個注：王弼說天地不仁把萬物當芻狗，與圣人不仁把百姓當芻狗是一回事。錢說根本不是一回事，天地不是人，自然災變對人類造成災害，與大自然的道德修養(yǎng)全然無關。但圣人是人，是人就應有人所以為人的良知。圣人不仁，只能說明此人涼薄，涼是讓人心寒，薄是宅心不厚。圣人不仁，不把他人當人來尊重，他勢必會把權力看得太重。就像李斯給秦始皇所寫的奏章一般，假如下逐客令，凡是不適合居住秦國的人，要一個不剩地“一刀切”。錢說“一刀切”這個切字很武斷，用現(xiàn)代話說，實是一種軟暴力。錢又說這軟暴力體現(xiàn)在官話上，就是統(tǒng)一口徑，輿論一律，極厲害。

《管錐編》在1979年初版后，因有增訂，又出第五卷，那已是1980年代了，所以第五卷有些話更敢講。比如他說愚民有兩種。先說焚書坑儒。他說那些當官的乃至皇上，往往是“上患民有學則失正道而生惑亂”。“上”指皇帝，“患”是擔心，“民”是民間，“有學”是有自己的思考，“失正道”則指不聽朝廷的話，“惑”是迷惑，“亂”是動亂。錢說皇上最怕民間有自己的獨立思考，這讓朝廷的話反倒顯得不正經，所以會誘發(fā)社會動蕩。面對這一點，錢說歷代朝廷有兩條路子：一是把儒生坑了，把書燒了，話語權全收回到朝廷了，也就天下太平了；錢說后來還有另條路子，讓四書五經自成一說令國人好好學，學而優(yōu)則仕，可以穿官服。一時考不取功名，更需皓首窮經，一輩子坑在里邊，這也將導致社會太平。錢說這個路子更高明。

為了能真切體悟錢的痛感，確實需要有識者能返回歷史現(xiàn)場，認證1972-1975年這一時段是錢的生命史的黑暗歲月。請想象1966-1972年，整整六年錢無法正常讀書治學：一開始當作“反動學術權威”被揪斗；后來進五七干校“變相勞改”；熬到1972年春從干校回家，發(fā)現(xiàn)自己的家被占了一半。楊絳脾氣大，免不了與占領者有摩擦乃至打架；錢被迫搬到文研所的一間廢棄的小辦公室做臥室兼書房，讀古書，寫《管錐編》。

一般讀者看《管錐編》，無需涉及這一心理背景。但你若能體悟這心理背景，則又可說，錢那時若不沉潛于古籍，也就無計排遣生命史黑暗落在他內心的濃重陰影。

“為何說”第二環(huán)節(jié)，“貴身尚譽”。錢說一種險惡語境有可能生出一群侏儒，表面柔弱，內心極刁滑，刁滑得像“脂韋”。“韋”指牛皮，刁滑得像“脂韋”，意謂像沾了豬油的牛皮那般油滑，那是會隨時隨地出賣良心或朋友的。但并非所有人都這樣，也有人珍惜自己的生命尊嚴，即“貴身”。“貴身”一詞最初出自楊朱，也就是人應把自己的個體存在，看成是宇宙間最可珍貴的。嚴復在注釋古籍時有一句話，說左手給你一個國家的政權，右手再給你一把劍，這把劍讓你自刎。嚴說“愚者不為”。意思是說，再傻的人也明白，自己的生命存在要比手上的國器更值得珍貴，這叫“貴身”。

錢說，真正“貴身”不僅意味著要讓自己的生命器官活得自在舒適，想吃什么就吃，想嗅什么就嗅，想聽什么就聽，且在修行上也要自由，比如嘴巴想說什么就應把它說出來，內心想做什么好事，也不要自我壓抑。錢說若把內心的美好愿望全壓抑了，這就等于把自身的珍貴內存也全否定了。錢又說，真正“貴身”的人不會不講究名譽。這名譽是清譽，愛惜自己的羽毛，在乎人家怎么看我，即珍惜自己活在人家眼里的那個形象。所以，假如一個人不是窮得揭不開鍋，朝不保夕，那么你對人家怎么看你，“人謂我何”，也就不會太不在乎。這是“尚譽”。

錢說凡是“貴身尚譽”者，在面對社會的混亂丑陋時，都會生出某種深刻的不安。錢說他無力祛除天下混亂，力挽狂瀾做不到，但可以做到讓自己的內心“不安于陋”。這是“為何說”的第三環(huán)節(jié)。比如說世上正在流行一個說法很粗陋、很沒道理，然從眾者皆說它有道理，但一個真正“貴身尚譽”的人是不甘讓內心安于此類粗陋的，即沒法在內心不知羞恥地認它有道理。

這就導致“為何說”第四環(huán)節(jié)，“發(fā)憤著書”。就是要對外界流行的壓抑自由獨立的那些粗陋乃至丑陋，寫出自己的想法。錢說坎坷可激思力，人生坎坷可以激發(fā)思想的力量。錢說司馬遷為何要寫《史記》？因為像他這樣遭受奇恥大辱的人，假如不做一件大事來吸引自己的內心，怕會抑郁而死。相反，“發(fā)憤著書”則能把心力凝聚起來，表達出自己對天人之際、天下興亡的想法，這畢竟還是一個能激勵人堅韌地活下去的理由。

記者：上面您談了錢鍾書倫理秘笈“為何說”的四個環(huán)節(jié)。接下來是“怎么說”，涉及到具體操作了。

夏中義：“怎么說”含三個環(huán)節(jié)。第一環(huán)節(jié)是“屈以求伸”。錢說龍蛇在春天來臨之前，所以蟄伏地下，那是為了日后更高地騰飛。這與一個小蟲子才尺把長，想捕捉另個蟲子，它先要把肢體蜷縮起來，是同一意思。這落到人（弱勢者、無權者）身上，也就因為你說話的第一動機是不讓自己憋死，而不是為了拯救世界。同時你也應明白你要做的事有風險，所以你一定做得人家很難抓著把柄。這就叫“屈以求伸”。

“怎么說”第二環(huán)節(jié)，“不言之言”。這個“不言之言”有兩個“言”。第一個言是指流行的表達式，所以當你不用流行的、坊間耳熟能詳?shù)姆绞秸f出了內心最想說的話，這就叫“不言之言”。這有點像“兵不厭詐”。錢說打仗有兩種詐：一種是既有堂堂正正的布陣，同時又力爭兵不血刃，那就要動腦筋，這叫“善詐”；另一種“詐”當屬“惡騙”。這誠然是錢為自己的“暗思想”表達式在編理由，想說服自己。他說這叫權衡的權。其實這也是無權者的權。要說話是我的權利，但我又須選擇一種既有尊嚴、又不無安全系數(shù)的言說方式。這是權利，也是權衡。一種硬道理，假如落實到具體語境不懂靈活應用，這叫愚蠢。

“怎么說”第三環(huán)節(jié)，“龜咳”。錢說有篇古文寫到一只烏龜在咳嗽，只見它嘴巴一張一張，不知它在說啥。錢說“龜咳”這一意象其實在隱喻內心極凄苦，但又不無自我嘲諷的意味。錢還說古籍中記有一個叫薛偉的人，他發(fā)現(xiàn)自己化成了一條魚，在河里游泳被人家逮住了，要宰他，他突然想起我不是魚，我是人。要宰他的人是他的昔日朋友，他喊朋友的名字，希望救自己，但所有的人只詫異那條魚很怪，嘴好像在吶喊、在疾呼，但就是聽不見聲音。

錢說，薛偉化魚發(fā)出一種誰也聽不見的呼救，這凄苦要比卡夫卡《變形記》的男主人翁知道自己成了大甲蟲，在臥室發(fā)聲，但門外的妹妹和父母親都聽不見他的聲音，要更凄苦孤獨。這是暗示錢知道用“暗思想”表達自己的內心本屬無奈，有一種難言之苦。假如不表達就無法活出尊嚴，但又須安全地表達，結果人家都看不明白。人家都看不明白就是薛偉化魚。

所以，一方面錢玩“暗思想”，說“兵不厭詐”之類，好像挺搞笑；但另一方面，如此搞笑是被逼的，故在其內心未必覺得好玩，相反，痛苦得像“龜咳”。

記者：錢鍾書預估到這樣做的后果會怎樣嗎？他有沒有想過這些“暗思想”能否真正地為公眾所知？

夏中義：錢想過“暗思想”在思想史上的可能后果。倫理秘笈本就由“為何說”、“怎么說”和“說何果”三塊構成，思考得很完整，也極精彩。

“說何果”第一環(huán)節(jié)，“待熟”，即期待歷史時機的成熟。錢確信多行不義必自斃，且很多次引文“子且期待”“子姑期待”。“子”是正人君子，要期待這世道會變。錢在1975年前判斷中國的歷史性巨變快來了，所以要“待熟”。事實已證明錢的歷史嗅覺很靈：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已為“四人幫”敲響喪鐘；1976年10月中南海粉碎“四人幫”，中國當代史掀開新的一頁。

“說何果”第二環(huán)節(jié)，“不怪所怪”。意謂這樣用“暗思想”語式來表達思想，后人一開始不免覺得怪，很難懂。這確實又被錢猜中了。1979年《管錐編》初版至今37年過去，還幾乎無人有能力認證《管錐編》里的思想，足以稱錢為重量級“思想家”。無論坊間、還是學界皆習慣于思想所以為思想，須旗幟鮮明且振聾發(fā)聵。但假如有識者能對當代史看得很透，怕也會諒解，“不怪所怪”，即不會持續(xù)責怪錢為何用那種難解的方式來表達思想的。

錢在寫“不怪所怪”時，曾做了一個很有深意的比較。有兩個劉：一是劉勰（文藝思想家）；一是劉知幾（歷史學家）。劉勰說我寫了《文心雕龍》，后人能讀懂我么？我生前也曾有過先賢留下諸多瑰寶，但先賢的生活語境對我來說，太陌生了。他們很難不被歷史紅塵掩埋。于是《文心雕龍》若要傳世，首先后學要能夠讀到此書，其次還得讀懂此書，但誰也不會承諾劉勰身后定能享有這一歷史確定性。所以內心未免悲涼。

劉知幾作為《史通》的著者更是這樣，他猜想《史通》一書在他身后也將與世俗社會的糞土一樣會湮沒，即使后世有人能讀懂《史通》，他也未必能找到此書。錢說這兩個劉都說得很悲。但錢對自己的擔心又是什么？大概也擔心《管錐編》后人讀不懂，因是用“暗思想”寫的。

“說何果”最后一環(huán)，“大音希聲”。意謂不管人家是否看得懂，錢是明白他已為中國思想提供什么了。在人家聽不清或聽不懂這一莊嚴偉大之音的世界里，畢竟我自己知道我是誰： “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錢其實是在1970年代給中國思想史的黯淡天空帶來霓虹的詩性哲賢，然多少年流逝，寂寞之中依舊沒有幾人能真讀懂，這本是無法勉強的事。“獨有曉焉”“獨有照焉”，自珍如此，足恃于內，夫復何求。這是一個思想家對自我存在的價值自信，這也是一個思想家面對思想史時應有的從容與寬宏。

一個思想家能否為思想史留下財富，這是值得思想家牽掛的分內事。但后世能否真正讀懂乃至公正評價思想家的歷史性貢獻，這就不是思想家在身后能操控的。真正的思想家恐怕在生前也羞于作此操控。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0期，原題為《思想默存于學術：作為思想家的錢鍾書》，略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