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開局

張競生

張競生出生于1888年2月20日，其家族是廣東饒平的大家族，其父雖然不是很富，但家里三代華僑，頗有積蓄。家中人為了使他成才，一路供讀，1907年，他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前途一片光明。不要小看這所“小學”，實際上是兩廣總督岑春煊督辦的軍校高等課程，學制三年，與張競生同班的陳銘樞、陳濟棠，后來都是赫赫有名的廣東王。

軍校學生吃飯是以班級為單位，八個人一桌定量。為了遏制搶食風，張競生和另一位同學王鸞出面，把最能搶的八個人編在一桌。這八個人鬧起來，驚動了校方，為了這個小事情，就把張競生和王鸞開除了。

一晃眼到了1910年，張競生進了京師大學堂。這年4月，汪精衛刺殺滿清攝政王震驚全國。汪精衛入獄后，陳璧君聽說他有革命信念，找人聯絡他，商議如何營救汪精衛。張競生雖然有革命信念，但卻沒有謀士的頭腦，這個忙沒有幫上，還是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挽救了汪精衛。

此間張競生參加了同盟會，并參與了若干暴動、示威活動。雖然之前營救汪精衛并無建樹，但張競生與汪精衛的交情還是建立了起來，汪精衛推薦張競生為南方議和團秘書，協助南方軍政府與袁世凱議和代表唐紹儀 進行談判，談判結果就是著名的清帝退位、全面停戰、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后張競生據此寫下一篇重要的歷史回憶錄《南北議和見聞錄》。

留法博士

南北和談結束后，孫中山接見張競生，問他是打算進入政府做官還是從軍。張競生的回答是，希望能出洋留學。孫中山滿足了他的愿望，1912年10月，張競生以中華民國第一批官費生資格，與宋子文、譚熙鴻、楊杏佛一起，前往法國留學。

1924年3月，廣州，張競生（左）與孫中山先生

從1912年至1919年，張競生先后在法國、英國留學，直至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外，他在歐洲的這若干年，先后邂逅幾場愛情，雖然沒有修成正果，卻給他留下了綺麗的回憶，歐洲對性的開放與自由，影響了他的一生。至1950年代，張競生執筆《十年情場》，回憶了在歐洲的情與性的經歷，讀起來唯美而又至情至性。

正是這段難忘的經歷，使張競生注重于西方現代愛情、生育、性欲及相關社會學說的研究，對盧梭的學說和孔德的情感社會學更有興趣，并將之籠統地稱為“美的學說”。1919年4月8日，張競生以《關于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的研究》通過論文答辯，獲得法國里昂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在北大的黃金時代

1920年，張競生學成歸國，在廣東待了幾個月的時間，其間干了兩件“蠢事”，一件是向陳炯明提交了他歸國途中寫的報告，核心內容是主張避孕節育，提倡每對夫妻只生兩個孩子，妻妾眾多的陳炯明說他是“精神病”。第二是在當地報紙寫提倡避孕節育的文章，又在學校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開設游泳課，被守舊勢力取了一個綽號“賣春博士”，連在潮州的中學校長也當不下去了。

同年10月，他接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書，邀請他為哲學系教授。這對他而言無異于找到了一塊圣地，“開始奏響他學術生命中短促但最華彩的樂章。”（其子張超語）

當時的北大，經蔡元培接手三年，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正是民主之風盛吹的黃金時代。張競生從1921年至1926年，先后在北大主講行為論、邏輯學、風俗學、孔德學說、社會主義、行為論史、邏輯學史等課程。此外，還在中法大學、北京孔德學校教授實驗哲學課程。在群星閃耀的北大教授中，他與胡適是最年輕的兩個教授，一度春風得意。

張競生關于節制生育、對青少年進行性教育的主張，于整個社會來說是驚世駭俗、有傷風化倫常的言論，但在西風東漸的高等知識分子內，卻被理解為社會進步、婦女解放、生育健康的必然之路，蔡元培、胡適等人都曾為之鼓吹。

此外，他與李大釗交好，兩人曾一起發動“非宗教運動大同盟”，張競生被推舉為主席，李大釗為執行委員。

哲學博士張競生在北大時期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

愛情大辯論

張競生在北大有個同事叫做譚熙鴻，是北大的首任生物系主任。他的妻子陳維君是汪精衛妻子陳璧君的妹妹，1922年突然病逝，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陳維君的妹妹陳淑君此時準備報考北大，看到姐夫的窘況，同情憐愛之心大生，兩個月后，與譚熙鴻結了婚。誰料婚后，陳淑君先前的戀人沈厚培鬧上門來，被譚教授轟出去后，暗生一計，投書《晨報》，稱與陳淑君早有婚約，指責譚熙鴻奪人所愛，有傷風化。民國的特色就是吵架動輒見報，無論家事國事。陳淑君一看，也在《晨報》上發表聲明，說她和這個姓沈的根本就沒有婚約，稱她與譚的婚姻是個人自由、雙方自愿。

本來，這個事與張競生毫無關系，但張教授此時卻展現了他“學術呆”的天賦，也在《晨報》上撰文一篇，題為《愛情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從學術角度上剖析這件事情與愛情定則的驗證，核心就七個字：愛情是有條件的。張競生列舉出依附于愛情的條件共有六項內容：感情、人格、相貌、才能、名譽、財產。條件愈完全，愛情愈濃厚。并說，真正講愛情的人，無論初交還是久婚，必須時時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愛的條件，一來可以得到愛情時時進化的快感，二來可以拒絕敵手的競爭，同時，夫妻在生活上、道德上也有巨大的影響。他同時解析歐美夫妻關系，維持在一種彼此相互勉勵向上的相敬如賓，因為他們知道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是朋友關系的一種，是可以離開的。

張競生的這套理論，在女人還普遍是男人的附屬物的中國社會，引發了無數人的怒火和批駁，讓本來已經快平息下來的事件又進入新的風暴核心，讓他的朋友譚熙鴻夫婦更加難堪，這正是他不知人情世故之處。

在報紙的刻意炒作后，此事件一直沸沸揚揚持續了三四個月，在大辯論的最后混亂階段，連魯迅都出來呼吁停止這場爭辯，而張競生卻認認真真地準備了一篇長達四萬字的公開答辯，將其若干年來對愛情的研究集大成，作為此事件的結束。

中國第一次性調查

關于愛情有條件的大辯論，只是張競生學術主張中的一項，亦只是他的學術主張引起風波中的一小項。

1925年張競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觀》，提倡“性格剛毅、志愿宏大、智慧靈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觀”；主張學習美國的經濟組織法和日本的軍國民組織法，認為這樣可以使中國“臻于富裕之境”，“進為強盛之邦”。《美的人生觀》先是作為北大教材印行，1925年發行全國，多次再版，成為暢銷書。張競生受此鼓舞，又出版《美的社會組織法》一書，并于1925年冬天進行了中國第一次性史調查。

張競生時任“北大風俗調查會”的主任委員，在擬定要調查的30多項社會現象中，其中就有性史一項。此時，英國性心理學家藹理士出版了六大本性心理叢書，讓張競生心生羨慕。在法國留學的歲月里，張競生習慣了性的解放與自由，反觀中國在禮教下的束縛，張競生有意去觸碰這個禁區，以啟迪民智，提高中國的婚姻質量。

比亞茲萊的畫作《月亮里的女人》,曾用做《性史》封面

在此背景下，由他設計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性史調查開始了。張競生在問卷中提到的問題，涉及私人性生活的種種：你從幾歲知曉兩性的分別？幾歲春情發生？初次的情況如何？之后又怎樣？對于異性的心理，興趣厚薄，等等。最后是“事情當求真實，不可杜撰，因為這是性學研究”。

征文發出后，得到全國各地回稿300余篇。張競生從稿件中挑選出七篇，作者均為當時在北京讀書的大學生，認為其內容坦誠可信，又在每篇后輔助點評，介紹眼前心得，解答作者的疑惑，一并收錄在冊。不久，這本小冊子取名《性史》，以《性教育叢書第一集》的形式出版。印數只有1000冊。按照張競生的計劃，以后還要繼續調查研究以及編印續集。

再版的《性史》，當年是限未滿18歲者禁止閱讀但卻風靡全國

瘋賣全國

而此書引起的轟動，著實出乎意料。據林語堂雜文載：“出版之初，光華局的兩個伙計，專事顧客購買《性史》，收錢、找錢、包書，忙個不停。第一二日，日銷千本。書局鋪面不大，擠滿了人，馬路上看熱鬧的人尤多。租界巡捕用皮管灌水沖散人群，以維持交通”。

《性史》一出，全國各地盜版成風。據1926年8月3日《民國日報》載，光在廣州已經售出五千余本，書店更向上海訂購了五千本。報道中說：“書尚未到，已為各校學生定盡。以城北及城東兩女小學生為最多。自從看了性欲博士的《性史》后，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飲了狂藥一般。”

張競生從此這“性欲博士”的帽子，就摘不下來了。

《性史》的泛濫，給書商看到了一條賺錢的康莊大道，除盜版本體外，邀人捉刀寫續集，或者出版類似題材書籍，充盈于市。單幾大城市統計，《性史》就賣了數十萬本，而真正由張競生出版的，只有那區區一千本，且稿費只有200元，已經分給了七個作者。冒名盜版給張競生帶來了數不盡的名譽災難，讓他在全國名聲掃地。以1926年為界限，之前的張競生一直是意氣風發的年代，此后就是落入萬丈深淵，深受無處不在的討伐。

胡適、桑格夫人和張競生（右） 桑格夫人在西方提倡的節育運動取得了成功，而中國的張競生卻慘敗了

如從歷史的角度上來講，《性史》的流行實可稱為中國現代性教育普及的開端，對于受到現代科學啟蒙的新一代，以一種新的科普形式取代《西廂》、《紅樓》等文學作品，成為枕邊書，是一種必然要發生的流行。而這一幕竟然以這么一種粗暴簡單的形式鋪開，實在是令人猝不及防，其引發的社會反應，此時全堆積到一個人身上，《性史》的編者張競生被冠以“性欲博士”的罵名，為全中國“正人君子”所唾罵。

張伯苓告查《性史》

在《性史》泛濫之時，天津大、中學校的學生，幾乎到了人手一冊的場面。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發現其對學生影響極大，遂召開全校大會，親向學生訓話，宣布凡發現讀《性史》的，要給予記大過或斥退的處分。此后又一紙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廳，要求查禁《性史》、《情書一束》等五種“淫書”。此后，學校又組織突擊搜查，凡學生藏書中有“愛”字樣的可疑書籍，一律收走。

張伯苓是天津南開的奠基人，著名的教育家，以他發出如此過激的行為，可知《性史》一書，確實對青年學生教育形成了沖擊。此后的泛濫雖非張競生所為，但這股風潮的源頭卻在他這里，張競生實則難以言清。

為平息是非，張競生通知書店，除最初的1000冊外，不可再印，又廢除了出版第二集的計劃。然后，此后的數十年，中國乃至海外的地攤上，仍然處處可見《性史》第N集。張競生的兒子張超說：“1980年，我在海外的一家書店里竟然看到了《性史》第十八集，有朋友告訴我，他在海外的書店里，還看到了《性史》第二十三集。”

多達Ｎ集的“續集”，都是托名張競生的偽作

在《性史》風波后，張競生反省其原因有二：

其一，《性史》雖然是效仿藹理士的專著，但藹理士的書是將嚴肅的討論作為正文，而將個人性史作為附屬參考資料。而他自己在編輯《性史》一書時，有失重心，對科學方法的結論不足。

其二，《性史》的作者皆為實錄，普遍有“小說式”的毛病，尤其是第一篇小江平的《初次的性變》，有違道德倫理，描述極為露骨，“不免涉入淫書的一類了”。

張競生沮喪地寫道：“性學博士”的花名與“大淫蟲”的咒罵，是無法避免的了。但他畢竟是學哲學的，善于自我排解：“哲學家應有他的態度，就是對不應得的名譽與毀謗，都不必去關心，但自痛改過與竭力向上。”

張競生是大有學問的智者，凡智者內心堅持，不容易為外物左右。這也就是人們說的“天真”、“不懂人情世故”，或稱為“騎士風范”。

日本于20世紀30年代將之翻譯出版，冠之以“中國第一本真正的性史”的贊譽。

南下上海

1926年，受《性史》事件的影響，張競生在北京的日子極難熬。加之張作霖攻入北京，蔡元培去職，北大也不再是桃源。當時張繼在上海籌備上海藝術大學，邀請他南下。到上海后不久，上海藝術大學卻因經費不濟停辦。

此后，張競生于1927年創辦《新文化》月刊和美的書店，繼續創造平臺，宣揚其“美的主張”。

《新文化》創刊號即拋出對“婦女繼承權”的討論并發動贊成者簽名。內頁中有一篇張競生自己寫的小文，是反對處女膜崇拜的，此文直接導致該書被洋人巡警冠以“淫書”查處罰款。此后辦了七期，《新文化》月刊便被停刊。

張競生的《新文化》月刊前兩期

同時，張競生還由同鄉投資，創辦了美的書店，他結合歐美書店特色，整個書店布置優雅脫俗，在書店二樓設計了一間咖啡屋，并提供各種報紙供讀者閱覽。此外，他還雇傭了一批年輕女店員，這對清一色的男性店員的時代來說，沖擊力實在太大了。

據說，書店開張那一日，人山人海，店內書籍被購一空，來這的人小半是沖著女店員來的，多半則是專程來一睹“性學博士”的廬山真面目。

當時在暨南大學念書的溫梓川說起對張競生的印象：“我們在那里等了不久工夫，張競生果然從外面進來了，他的個子并不昂長，只是很壯碩，跑路也是雄赳赳的，有點像歐洲人那種高視闊步的神氣。大概四十多歲的樣子，紅光滿面，神采斐然。……我們告訴他，我們很喜歡讀他主編的《新文化》月刊，他點點頭。我還問他，他編的《性史二集》、《性藝》等書，為什么不在美的書店出版。他告訴我們，那些多是一些下流胚子冒用他的名字亂搞的東西，并不是他編的。說著還慨嘆他的著述想不到會得到這樣相反的影響。”

禁止與流行

美的書店生意紅火，讓張競生心情愉快，并于1928年制定了一個大規模翻譯外國圖書計劃，計劃每5年翻譯一批圖書，逐步銷售，取得利潤并再翻譯下一批圖書。為此，他號召國內文化界普遍參與。

計劃未曾施展，他與美的書店就被人告上法庭，理由是銷售淫書，而被指為淫書的，是英國性心理學家藹理士一套被翻譯為中文的學術叢書。美的書店，前后遭遇起訴五六次，每次都由租界的外國檢察官審理罰款。

溫梓川說：“張競生開辦的美的書店，生意雖旺，但是官司卻打了十多次。每次開庭，報紙上總是連篇累牘地大事渲染，張競生的名氣能夠那么響亮，那么家喻戶曉，這未嘗不是一個原因。”

“美的書店”開業通告

從1926年至1928年，張競生以一種非正面的形象，反復被媒體惡炒，而那本薄薄的小冊子則一直被反復盜版，發行遠至海外。如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雖然張博士名聲掃地，但同時也以一種令人驚訝的速度，為國人打開了性教育這扇門。由此產生的社會動蕩和影響，加于一人之身，而張競生卻硬扛了過去，實是硬漢騎士。

此后同業攪亂，上海郵局又停辦書店郵寄業務，幾經折騰，書店只好關門。但他雇傭女店員的創舉卻為上海商界所效仿，漸成風氣。

筆戰攻伐

《性史》風波后，在上海，張競生與周氏兄弟交惡，雙方相互攻伐。魯迅專門攻擊過美的書店雇傭年輕女店員的事，“店內盡是臉白貌美的店員”。另外一篇則說：“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要到二十五世紀。”

魯迅先生沒有見到臺灣檳榔女郎的盛況，不然也不會這么尖刻。而且，上海的商店從此也逐步地開始雇傭女店員。而那個二十五世紀的預言，則是大大失策，如今才21世紀，可誰還看《性史》這么老舊保守的書，性學教授都直接上電視大談其談，其尺度和底線早掉到海溝里了。

知識界對張競生的態度，以周建人為典型，《性史》出版前，周建人屢次挺身為張競生維護，而《性史》風波逐步席卷全國，成為全國“正人君子”一統的唾罵對象后，周建人也逐步地認為張競生過火，在主辦刊物上對張競生的人品、私事等進行貶詆，著意進行打壓。

民國時候，知識界相互打嘴仗，直至掀別人的家底，無限夸大別人的短處，相互如潑婦罵街般無理智地謾罵，實是風氣。周建人掀張競生的家底，實是掀到了他的痛處，因此時他正在面臨家庭破散的風暴。張競生破天荒也著文痛罵周建人媚日，在家穿日服講日文娶日本老婆等等。罵完之后，張競生回顧之時頗為后悔，覺得自己當時心智迷失。

1928年，發生了另一件事，是張競生在書店關張后，一家三口去杭州散心，讓前北大同事、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蔣夢麟知道了，大發官威，著令警察把他逮起來要審判。原因是蔣夢麟認為張競生給北大抹黑：“我們以前在北大請他當教授，是請他教哲學的，他竟這樣搗亂，所以非懲治他不可。”后經張繼保釋，才將其放出。

讀者或不明白，同為北大教授，為何蔣夢麟如此不待見張競生，作為留美博士，蔣夢麟在蔡元培時代，就實際參與校務管理，有隱形校長之稱。此事發生一年后，他又將北上擔任北大校長，收拾蔡元培離任后的亂象。他任校長，又沒有蔡元培的威望，故改變了教授治校的方針，改為校長治校。蔣夢麟重實務而不重自由，實是有官威。而此事，也可見張競生處境之惡劣。

歸隱故鄉，躬耕田園

受此牢獄之驚后，張競生決心回廣東。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是他在黃埔的同班同學。陳銘樞知道老同學的困境，資助他去歐洲散了幾年的心。張競生在此間，翻譯了盧梭的《懺悔錄》、《歌德自傳》等書。

1933年，他再次回國，此時主持廣東政府的是他在黃埔小學的另一位老同學陳濟棠。陳濟棠邀請他到省府任職，張競生不想當官，只想選擇基層農村做經濟實驗，陳濟棠遂給他掛了一個空職：廣東省政府實業督辦。

此時張競生婚姻破裂，身敗名裂，形單影只，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給他介紹黃冠南為妻子。人到中年的他突然找到了家庭的安寧，他的這段婚姻甚為和諧，一連生了五個孩子。有朋友諷刺他在中國首倡節育，自己卻未能身體力行，他也不以為意。他的兒子張超回憶其父說：“天真率性，整日為饒平地方經濟發展跑來跑去”，又說“私生活嚴謹認真，完全不像某些人想象那樣”。

1947年張競生（戴帽者）在金邊

從1933年起，張競生專注于鄉村經濟試驗，人稱北梁南張。他在家鄉饒平修公路整農務，讓家鄉人著實感謝和尊敬。作為饒平數十年唯一的一個博士，當地人不稱他的姓，而只稱博士。當時也有人邀請他主持教育事業，但每次都因為他主張男女同校等西式教育而夭折。直至1970年去世，他再也沒離開過廣東。

回顧其一生，張競生說：“凡思想家類多受詆于當時，而獲直于后世。” 

（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我的歷史”，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