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之后，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堅近期又推新著《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繼續其對1949年之前中國文博事業的梳理與闡發。作者曾著文表達《名山》的基本觀點，并以《和聲：1949年之前中國博物館的眾流格局》為題發表于2014年5月的《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以下為《和聲》全文轉載，配圖系編者所加。

習慣上，1949年之前的中國博物館全景被簡單地描述為由多個孤立的事件節點構成的單一線索，從作為近代意義博物館的肇始環節——實業家張謇創辦的南通博物苑，經過清宮帝室舊藏改造而來的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到籌備中的中央博物院便戛然而止。如果對這條扁平而單調的線索稍加觀察，我們就會發現兩個顯著的缺陷：首先，各個孤立的節點之間存在太多的空白，而更重要的是，各個節點其實貌合神離，或者說缺乏必要的邏輯關聯。

事實上，1949年之前中國博物館的發展狀態超出我們的預想。1947年教育部倉促統計全國博物館的蕭條狀況似乎證實了博物館事業的一窮二白面貌。全國只有區區16家博物館。不過，這個數字既不審慎，也不公允。和其他文化事業一樣，中國博物館的發展在抗戰期間遭受到毀滅性打擊。恰恰就在抗戰爆發之前，中國的博物館迎來了自己的小陽春。1935年5月18日，在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和故宮博物院馬衡的聯合倡導下，中國博物館協會在北平景山綺望樓成立。一年后的1936年7月，中國博物館協會在青島山東大學舉行了第一次年會。雖然無人料想到初次登臺即是末代絕唱，但是，中國博物館協會毫無疑義地留下了華彩照人的一面。機關會員從最初登記的30余家，到編輯《中國博物館一覽》時達到62家，而且，更深入的調查和研究顯示，這個數字遠不足以概括當時中國博物館的全貌。中國博物館協會的核心成員大多活躍在平津一帶的金石器物學傳統之中，對于同時期的自然史和地礦博物館、從屬于民眾教育的博物館、與圖書館合并或者附設于圖書館的博物館都缺乏關注，在地域上對大城市和東南一線以外的地區也覆蓋不足。

如果說當下對早期博物館史的認識不過是一串孤立的單音，這是否可以僅僅歸咎于敘述空間的局限，或者是史實不清晰，史料不完備？隨著更多的關注，更多細節的填補，我們的認識是否可能有整體性改觀嗎？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細節的添加可能促成一條單聲道的出現，而且，在單音狀態下尚不明顯的音節之間的沖突將變得尤其刺耳。那么，目前認識的癥結在哪里？這就是將原本豐富多彩的博物館歷史從各自母體中抽離出來，簡化成按時代順序編排的人物、地點、器物和場所的扁平序列。如果我們將這個過程稱為去情境化過程的話，逆向的再情境過程就是最好的解決方案，換言之，也就是重新發現早期博物館史的和聲。這樣，博物館史就能超越刻板的物史，回到鮮活的文化史上，并進一步上升到通過物質和物像表達的思想史。

物仍然是觀察中國早期博物館的最佳切入口。雖然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學界在激烈地討論博物館館藏還是不是博物館的核心，激進的論調認為，作為社會文化機構，博物館應該呈現為社會希望它所呈現的形態，既可以是博物館，也可以是動物園、游樂場、教室、甚至工廠。但這只是個虛構的問題。物的基礎價值絕不限定于物本身，也包括物的關聯和意象。博物館里的輔助陳列和展示方式，從傳統的展板到多媒體演示，都離不開最核心的物質性收藏。一旦采納物的視角，中國早期博物館群體就立即呈現出多元特征。魏特林（Alma Stephanie Wittlin）在《博物館及其歷史和教育責任》中按照館藏將博物館區分成為倉庫收藏、權貴收藏、魔力收藏、顯示團體忠誠的收藏、激發好奇心和研究興趣的收藏、和訴諸審美情感的收藏。更具操作性，也更具影響力的是由古德（George Brown Goode）提出，同樣基于物質構成的博物館六分法，即藝術、歷史、人類學、自然史、技術和商業。雖然中國早期博物館不會必然擁有所有類型的個案，但是，應該獲取什么樣的物，如何獲取、組織、陳列、展示和闡釋構成了不同類別的博物館的分水嶺，也是重整中國早期博物館史脈絡的手段。

莫衷一是的中國博物館的萌生問題因此變得豁然開朗。目前的爭論仍然停留在比較不同博物館的絕對年代早晚關系，卻不甚關心那些博物館的內涵。中國博物館的誕生問題最先由費畊雨、費鴻年在《博物館學概論》中提出。費氏昆仲認定中國的博物館始于1870年由韓德祿神父創辦的上海徐家匯博物館。后來，創始年代被進一步上提到1868年韓德祿神父開始收集動植物標本。與之年代接近的還有英國亞洲文會于1872年創辦的上海博物院。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則率先提出張謇的南通博物苑是“我國博物館史上最先的一頁”，全然無視同在上海的震旦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院。李濟、曾昭燏《博物館》采取了“外人”“國人”二元說，但是和眾多民族主義學術觀念一樣，一方面承認西方人創建的博物館年代在前，但另一方面認定南通博物苑才是中國博物館的真正源頭。將各家服務于不同目的的博物館都擠壓在一條時間線索上，比較行為意義上的早晚關系不可行，同樣，以創辦者的國籍區分的二元結構也無合理性。

如果我們轉換思路，從館藏角度出發，考慮一下館藏是如何形成的，服務于什么目的，可能就會得到全新認識。雖然中國不乏收藏傳統，但是在近代博物館出現之際，幾乎沒有任何可資利用的館藏基礎，私藏轉變為公器的時機尚未成熟。因此，最早的博物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創建新館藏，而這又與博物館服務于什么目的的判斷相關。無論是徐家匯博物館還是上海博物院，都以自然史收藏作為館藏重心。中國的本草學傳統雖歷史悠久，但是沒有轉變為博物學，更不可能構成未來的自然史收藏基礎。所以，十九世紀中國出現的自然史收藏基本都是外來的傳教士和研究者建立起來的。從本質上講，這是殖民主義學術的一支，因此也導致此類博物館不易被歷史和金石傾向明顯的早期中國本土博物館群體接納。而南通博物苑則是另一種情形。張謇毫無疑問是倡立博物館的最早的吹鼓手和踐行者。在晚清提出《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和《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室博覽館議》，民初又提出《國家博物院圖書館規劃條議》，創立國家博物館無望的情況下，張謇轉而依靠自籌民間資本，在家鄉南通創立南通博物苑。張謇的博物館觀念深受1903年觀摩于大阪天王寺舉辦的日本第五次勸業會的影響。“實業”才是張謇的核心詞匯，脫胎于博覽會的博物館只是倡導實業的教育手段之一。因此，南通博物苑是在通州師范學校植物園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以服務于通州師范學校的教學為基本功能訴求。這樣，中國博物館的最早環節就至少呈現為二元格局，一方面是由外國機構創辦，以自然史收藏為基礎的博物館，另一方面是由中國人創辦，深受日本影響，基于博覽會觀念，服務于學校教育的博物館。兩條線索平行發展，互無往來，而且，對日后的中國博物館主流均無影響。中國博物館史的序曲中一度活躍的雙聲部先后都消失于大潮之中。

同樣，從館藏來源、服務目的和實現手段的角度可以將隨后次第出現的早期博物館劃分成多個類型。其中，十九、二十世紀之頃，中國唯一一處有待處置的舊藏——前清宮廷收藏成為博物館發展的焦點，不僅自身被分割成為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也刺激了其他類型博物館的加速出現。1949年之前的紫禁城實際出現了三家并立的局面，其中兩家直接源自前清帝室收藏，而另一家則試圖填補國家博物館的空白。鼎革之后，因為原熱河、奉天行宮的古物保管環境惡化，1913-1914年由內務部和清廷內務府聯合遷移古物入京，前后達13批次。為保護遷京文物，專門成立了古物陳列所，設于紫禁城外廷。古物陳列所最初以連在一起的武英殿和敬思殿為展廳，后又添加同樣改造的文華殿和主敬殿。1914-1915年建造的寶蘊樓則成為古物保存所庫房。這是一個舊藏改造的過程，常常形成藝術類博物館，也為其他的“權貴收藏”的公共化提供了先例。此后頤和園古物、甚至大量的私藏轉換都是按照類似思路處理的。但是，古物保存所的館藏并不是清宮舊藏的主體，其主體仍在紫禁城內廷。盡管進入民國之后，內廷舊藏也面臨種種離散厄運，但這并不是導致故宮博物院出現的原因。事實上，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是十余年的復辟與反復辟斗爭的結果。遜清長期占據紫禁城內廷，構成了共和制度的威脅，因此，內廷空間和古物成為需要解決的“顯示忠誠”的對象。1924年11月，溥儀出宮后三天，善后委員會即宣布，“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遠”，因此，故宮博物院是處理王朝政治遺產的舉措之一，這也導致故宮博物院不可能成為作為新生國家的形象代表的國家博物館。填補國家博物館空白的努力從民國肇始就已經出現。隸屬于教育部的歷史博物館以國子監和孔廟舊藏文物為基礎，于1912年設立于國子監。1917年遷往故宮，次年重新修繕午門和端門之后開放。歷史博物館以午門城樓和兩翼亭樓作為陳列室，端門城樓和兩廊朝房為貯藏室。這樣，1949年之前的紫禁城存在三種不同的聲音：一是在盛京、熱河行宮舊藏基礎之上，轉型為藝術博物館的古物陳列所，一是作為政治斗爭策略，原址保護，化帝制為共和的故宮博物院，再一就是在孔廟和國子監舊藏基礎之上，試圖成為國家形象的歷史博物館。

紫禁城改造對于中國博物館而言具有全局意義。懸而未決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地位問題直接催生了中央博物院，也催生了奠立更多類型博物館的館藏基礎的關鍵學科。歷史博物館曾經考慮通過考古學擴充館藏，因此先后有1921年河北鉅鹿城發掘，1922年試圖獲取河南新鄭李家樓器群，1924年山陜冀豫調查，不過由于缺乏穩定的專業團隊，收效并不顯著。但是，博物館和考古學、地質學、生物學和民族學的結盟就奠基于這個階段，也為各個缺乏舊藏基礎的省份建立博物館提供了思路。當時已經蜚聲中外的安陽殷墟發掘的出土古物去向勢必和國家博物館結合在一起。1929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改屬中央研究院，1933年成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籌備處不容置疑地將待成立的中央博物院定位在國家形象的高度，“以為表示本國對于學術上貢獻之最好場所，且以啟發人民對于學術之興趣，而促進科學與文化之進步”。中央博物院不僅接納了史語所在安陽發掘的器物，更有意識地派人前往西南進行民族調查和征集館藏。營構形象的需求并非國家層面獨有。1922年歷史博物館謀取不得的新鄭李家樓器群成為未來的河南博物的館藏核心。廣州市立博物館也通過黃花考古學會在城郊的發掘擴充館藏。不過，在大部分地區，這些經驗沒有仿效的可能。1928年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教育會議則為更多的省份創立博物館提供了契機。這次會議上確立的社會教育導向將博物館定位于借助物質和視覺形象，“資教育上的觀覽”的社會教育形式。至此，不同類型的博物館沿著各自軌跡井然有序地并列發展，構成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的和聲混響之勢。

只要切換視角和方法，1949年之前中國博物館的和聲局面就會立即浮出水面。毫無疑問，和聲有主旋律，也有多聲部，既可能回旋迎合，也可能沖突頂撞，有的聲部可能被壓制，甚至突然消失。從表面看，熱鬧到紛擾嘈雜，甚至雜亂無章，但是，所有的聲部都共享一個基調，就是借助物質和物像進行表達，寓無形于有形的意識，這就是博物館的真諦。和而不同，各有異趣就是這個時代的中國博物館的特色。

作者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