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斌出生于1920年1月，湖南長沙人，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漢語語言學家。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更新更好的東西可以傳授給學生了，2013年6月21日上午，93歲的張斌在他任教了整整一個甲子的上海師范大學上了最后一堂博士生課，告別了他熱愛并奉獻一生的三尺講臺。

張斌被譽為20世紀現(xiàn)代漢語語法八大家之一，從1986年就開始擔任博士生導師，幾十年間培養(yǎng)了大量優(yōu)秀語言學人才 。除了在教學上的貢獻，張斌在漢語語法研究領域也有豐碩建樹。自上世紀50年代起，在漢語語法研究的每一階段都有重要創(chuàng)見。其間，他與胡裕樹先生長達50年共同研究的學術友誼亦是語法學界廣為流傳的一段佳話。

借著張斌獲評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的契機，記者前往龍華醫(yī)院住院部的病房拜訪了這位已逾鮐背之年的語言學大家。由于在去年的一次意外中摔斷了腿，過去的一年半里他都在醫(yī)院臥病休養(yǎng)，目前盡管已無大礙，但因年事已高，仍不能站立行走。不過，輪椅上的張斌先生儀容得體，氣定神閑，談話之間思維依舊敏捷，縝密邏輯和智性光芒時時顯現(xiàn)其中。

因工作需要與語法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張斌畢業(yè)于湖南國立師范學院，當時該校是全國唯一的獨立師范學院，學的是教育專業(yè)。當被問及為何會走上漢語語法研究的道路時，張斌說這跟他大學畢業(yè)后做語文教師和編輯的職業(yè)需要有關。“這兩方面的工作對我提出一種要求，就是對于文字方面的準確。例如給學生批改作文，（有時候）出現(xiàn)個‘二’我改個‘兩’，寫個‘兩’我改個‘二’。為什么這么改？我要說明理由。做編輯的時候，看稿子要改動，有時候覺得某些地方不大合適，也不知道要不要改。”

在工作中遇到語文問題，與人商量又不得要領，張斌于是找來語法著作自己學習鉆研。最先讀到的是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覺得大開眼界。1946年在上海《觀察周刊》工作時，他開始發(fā)表一些語法方面的短文，受到了各方面的鼓勵，興趣更加高漲，從此投身于漢語語法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一書中，張斌在自我介紹中寫到，他從高中開始就喜愛文學，特別愛讀《史記》、《孟子》，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夏目漱石和魯迅的小說，還寫過散文，主編過小型文學雜志。周圍的人一度認定他的興趣在文學方面。他還喜歡下圍棋，從觀棋到親自對弈的過程中，他體會到了一個道理：“興趣有兩種，一種是欣賞者的樂趣，一種是參與者的樂趣。前者是淺層的，往往隨環(huán)境的改變而改變；后者是深層的，它促使人不斷克服困難，執(zhí)著追求。”他對文學的興趣屬于前者，對語言學的興趣才是深刻而長久的。

張斌的這次獲獎距離《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1997）的出版已經過去了整整20年。當記者問他為什么能60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堅持研究時，正襟危坐認真作答的張斌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略作思考后說道：“我覺得是從克服困難中來的，如果拿一本現(xiàn)成的教材不斷地研究下去，那就有點無味。不斷地走到教學中，不斷地碰到困難解決問題，就能夠不斷堅持。（就像）大家平時打撲克也是在不斷克服困難（所以有樂趣）。”

胡附、文煉的五十載學術友誼

現(xiàn)代意義上的漢語語法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以1898年《馬氏文通》的出版為肇始。20世紀30年代，陳望道、方光燾在上海發(fā)起“中國文法革新討論”，把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引進了漢語語言學界。到了50年代，漢語語法學進入全面發(fā)展時期，而漢語詞類問題的大討論是當時語法學界的一件大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lián)語言學界認為詞類是“詞匯·語法范疇”，一些中國的語言學者借鑒了這一觀點，認為區(qū)分漢語詞類時應該采用詞義與功能并列的雙重標準。在這次大討論中，一篇署名胡附、文煉的論文——《談詞的分類》——首次明確提出詞分類的標準只能是功能，指出蘇聯(lián)當初提出“詞匯·語法范疇”本意在于說明詞類的性質而不是作為劃分詞類的標準。盡管觀點顯然受到了方光燾“廣義形態(tài)”說和陳望道“功能”說的影響， 但這篇論文理論上的鮮明和分析上的通透令漢語語法學界印象深刻，更被蘇聯(lián)語言學權威刊物《語言學問題》全文譯載。

于是，胡附、文煉這兩位三十出頭的青年語法學者就此成名，他們就是胡裕樹和張斌。從1950年代開始，這兩位語言學家的學術合作持續(xù)了長達半個世紀，成為學界的一樁佳話。

張斌回憶說，他和胡裕樹相識是因為在上海開辦的一個短期干部培訓班共事。1952年，當時剛解放不久，上海開辦了“華東區(qū)抽調部隊機關干部升入高等學校補習班”，學員有高中程度，因為革命耽誤了學業(yè)，需要通過補習為上大學做準備。在這個培訓班上，他和胡裕樹一起教語法課，“（語法）一開始不是很熱，后來熱起來了，我們就自己編寫講義。現(xiàn)在看起來那個講義很簡單，主要講‘二’和‘兩’有什么區(qū)別（這類問題），但學生很感興趣，就鼓勵我們往這方面研究。”

工作需要之外，兩個年輕人還有幸得到師長的提攜。那時候，陳望道經常邀請張斌和胡裕樹去他家中談話，“陳先生那時候對語法問題有一套見解，想找人聽聽，我和胡裕樹就去了，很受啟發(fā)。”除了陳望道，張斌、胡裕樹和方光燾、呂淑湘也有著密切的學術聯(lián)系，從理論到實踐受到他們的影響。

1950年代，胡附、文煉的論文集《現(xiàn)代漢語語法探索》出版；1960-1980年代，胡裕樹主編全國統(tǒng)編教材《現(xiàn)代漢語》（上海本），“語法”部分由張斌執(zhí)筆，在析句方法方面提出了新的見解，在大學語法教學中引領了學術風氣之先。又聯(lián)袂推出第二本合集《漢語語法研究》。上世紀80年代，張斌和胡裕樹在國內率先倡導語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的漢語語法理論，現(xiàn)在早已成為現(xiàn)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普遍共識，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談詞的分類》發(fā)表于1954年，文煉、胡附合作的最后一篇論文《詞類劃分中的幾個問題》發(fā)表于2000年，胡裕樹于2001年11月逝世。

文煉、胡附為什么能數(shù)十年如一日親密無間地合作進行研究，是張斌和胡裕樹被追問過無數(shù)次的問題。張斌在胡裕樹去世后的追憶文章中說，他們二人不僅是志同道合的“執(zhí)友”，也是感情深篤的“摯友”，還提到胡裕樹曾向他解釋自己的筆名胡附的含義，胡是胡椒，附是附子，是兩味溫熱藥。胡裕樹說自己習性偏于寒涼，宜補以溫熱，而張斌自己的性格就是偏溫熱的。“中國醫(yī)學常常講以溫熱補寒涼，以寒涼補溫熱，這種互補，大概是我和他長期合作的基礎吧。”胡裕樹也曾撰文解釋兩人的不同，除了性格，他們兩人的寫作習慣也很不一樣。張斌習慣有了一些想法先寫下來再慢慢改，而他卻習慣考慮得比較成熟然后再動筆。“至于學術問題，我們的爭論是很多的。不過我們有個默契，得不出共同得結論決不寫成文章，寫成了文章也不急于發(fā)表，因為雙方都可以翻案。有時爭論得面紅耳赤，雙方總有一方提議休戰(zhàn)。”

休戰(zhàn)時，張斌和胡裕樹會去公園走走，或者去什么地方喝一盅，有時也會找來共同的朋友，華東師范大學的林祥楣加入討論，他們三人也以林裕文為筆名共同發(fā)表了不少文章，成為又一樁美談。范開泰是林祥楣的學生，在導師的帶領下進入了他們的學術圈子。他記得那時候他們三人每半個月聚會一次，自由地暢談學術，他也經常受邀參加，“他們說你在這不要光聽，你也應該參加，學術的交流那就是敞開的，沒有顧慮的”，范開泰回憶道。范開泰和張斌的交往長達50多年，林祥楣故世后，張斌就把范開泰調到上海師大跟著他一起做研究。這位曾經的年輕后輩早已成為漢語語言學界的知名學者，如今也已是古稀之年。

“陰霾掃盡千帆過，萬里鵬程慶自由”

90歲時，張斌以《九十感懷》為題寫下一首七言律詩：顛樸生涯九十秋，依稀往事憶從頭。常驚敵寇來空襲，每數(shù)工薪便發(fā)愁。收拾金甌今勝昔，折騰歲月喜還憂。陰霾掃盡千帆過，萬里鵬程慶自由。

他把自己的90載生涯分成三個階段。前30年在兵荒馬亂中艱難求生；中間30年國家得到解放，但是運動不斷，所以憂喜交加；1980年代以來的后30年生活愉快，終于能夠靜下心來做一些語文工作。

上世紀80年代開始，張斌的學術研究來到了井噴時期 。胡裕樹比張斌年長兩歲，當時身體已經比較衰弱，因此鼓勵張斌在兩人的合作之外獨立撰寫論文闡述語法思想。張斌思想活躍，語感敏銳，善于從國外先進理論中得到啟發(fā)，運用到漢語語法的研究中來。1990年代起，張斌進一步吸收心理學、邏輯學、信息科學等近旁學科的研究成果，用以探索漢語語法分析的新問題。在《中國語文》等重要刊物上發(fā)表了大量觀點新鮮的高質量論文，提出了語言信息結構理論等新知，再次為現(xiàn)代漢語語法帶來突破性進展。

2000年開始，張斌以80歲高齡主持編寫《現(xiàn)代漢語描寫語法》一書，這是一本大部頭的語法專著，有人認為該書相當于蘇聯(lián)科學院《俄語語法》或是英國的《英語語法大全》，歷時十年才最終完成。雖然具體章節(jié)主要由他的學生后輩們負責撰寫，但從開始時的策劃、定綱，到初稿、終稿完成后的審閱、修改，張斌都親力親為。參與編寫的劉慧清還記得暑假和師兄一起去他家中交稿子，被老先生刪去了很多，覺得十分心痛。張斌卻說，研究不在多而在精，這也是他的筆名“文煉”所包含的寫作精神。

2010年11月舉行的“慶祝張斌先生90華誕從教6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現(xiàn)代漢語描寫語法》首發(fā)儀式”上，張斌在致辭中說，“這部語法不是什么漢滿大餐，只是家常套菜……如果說里面有豐富的營養(yǎng)，那是歸功于原材料，原材料取自先哲時賢的著作，所以歸功于大家。那么編者自然花了一些功夫，究竟怎么樣就要讓讀者來評判了。”

之所以能夠不斷在學術上有新的發(fā)現(xiàn)，張斌的秘訣是永遠關注國內外最新的理論動向，“我對自己的看法就是學無止境，我今天雖然年紀這么大了，我有時間和精力的話還在看這方面專業(yè)的知識，這是沒有止境的。新的東西是不斷出現(xiàn)的，任何國家都是這樣的，所以新的情況，新的理論，新的方法，就是要不斷關注的。”

劉慧清1996年進入上海師范大學讀博士，跟著張斌和范開泰學習語法，因為畢業(yè)留校工作，她聽張斌的課前前后后聽了四輪。令她印象深刻的是，92歲高齡的時候，張斌還經常讓她幫忙買書，書單上都是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張斌的另一名學生胡建鋒也認為，張斌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家和他思想上的開放是分不開的。他舉例說，學院經常會請一些有海外研究經歷的學者來做講座，這些學者都是張斌的后輩，但他們吸收了很多國外的研究理念，張斌每次都會來和學生一起聽講座，而且坐在第一排，還會記筆記，這種虛懷若谷的開放精神令他深受感動。

“儒家風范，如沐春風”

對于作為教師的張斌，學生和同事們最津津樂道的有兩件事，一是他從來不遲到，二是他始終堅持站著上課，直到93歲告別講臺之前都是如此，雷打不動。張誼生1992年考上張斌的博士，現(xiàn)在自己也已經是博士生導師，“張先生絕對不會因為自己私人的事情影響學生的上課，他覺得上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說起張斌的教學風格，張誼生說：“張先生注重系統(tǒng)性，他教我的是理論和方法上的東西。有些現(xiàn)象看似很平常，他點出來以后，我就知道背后的問題了。張先生強調要盡量多去查事實、資料，把國外先進的理論都學過來，這方面讓我受益終生。”

范開泰對“文革”剛結束時的一件往事印象深刻。當時他和幾個朋友一起寫了一個小冊子，有同伴希望盡快出版，范開泰內心感到還需要打磨，于是決定先請張斌先生看看。結果，張斌看完后把他叫去，劈頭就問：“你不缺這幾個錢花吧！東西搞得不清不楚，就慌慌張張拿去出版，你將來花十倍一百倍的錢也收不回來！”說完讓他拿回去修改。一個月后，范開泰把仔細修改后的版本送給張斌看，他看了很高興，主動要求寫序。“這就是前輩學者對年輕學人的愛護，真是大愛！我后來跟張先生說，他的這次批評讓我一輩子受用。”幾十年后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范開泰還是十分感慨。

張斌在學術問題上要求非常嚴格，私底下卻待人極寬厚。不僅是對自己的學生，國內外的后輩學者向他請教問題或請他指點文章，他總是傾囊相授，從不推辭。討論問題的時候學生可以自由地表達見解，觀點有分歧時，張斌也從不強求一致。范開泰說，他們在張先生面前都很放松、愉快，“就是儒家傳統(tǒng)，如沐春風。”

對話張斌：

澎湃新聞：您從事漢語語法的教學和研究長達60多年，您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體會？

張斌：所謂研究不過是學習以往的經驗，加上自己的理解創(chuàng)造。讀書是最重要的，讀什么書還要靠前輩的指導，一定要有目的、有計劃地來讀，這是我一個想法。在研究上需要得到前輩的指導，前輩都是走過彎路的，他指導你，你就少走一些彎路。第二，同伴之間的切磋也很重要。我受到很多前輩的指導，也和朋友相互切磋，覺得朋友切磋帶來的幫助有些是前輩不能做到的。

澎湃新聞：您對您的學生后輩有什么期望，對后來的語法學者有哪些建議？

張斌：我是很愿意跟年輕人交流的。我很愿意聽他們的意見，他們對新鮮事物接受比較快，我覺得從他們那里（了解到新的東西）也是一種學習。也對他們提出一些我的意見。一代總比一代強，總希望學生超過自己，這是做老師的希望，所以學生在學問上有所貢獻，我都是非常鼓勵的。他們也經常來看看我，我總想聽聽他們新的成就。我自己覺得年紀大了，也要不斷地學習，我也對他們講，學習是終生的，研究的成果是這一段的。

語法，尤其是現(xiàn)代漢語語法，是一個比較小的部門，但是這個部門如果真正要研究的話，研究現(xiàn)代漢語的不能不懂古代漢語，研究漢語的不能不懂國外的，研究語法的描寫、實際問題的不能不懂理論。任何一門學科走進那個范圍，一定要有廣闊的基礎才能站得住。另一方面，理論實踐不能偏廢，光有實踐沒有理論，是不容易深入的；但是有理論沒有實踐就會變成泛泛而談，理論要有實踐的基礎。主要就是這兩個方面。

澎湃新聞：您現(xiàn)在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張斌：我是在醫(yī)院住了大半年了（注：應該是一年半），主要進來是因為被汽車撞了骨折，同時做一些外科的檢查，有一些慢性病 ，但并不是很嚴重。臥床時間比較長，骨折不能動，但對外面的一些信息（還是有關注），報刊雜志也是經常看的，連續(xù)住醫(yī)院還沒有遲鈍。經常有一些朋友、學生來看我，我也很歡迎他們來，趁此機會學習，他們也愿意在這個場合提出一些問題交流，這樣我的病房生活不是很寂寞，是很熱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