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稅制改革的目標要求之一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這一目標當是新財長肖捷所要著力實現的。這實際是一個稅制結構優化問題。

從稅收功能的發揮來看，調節收入分配需要更多的直接稅。但是，從現實來看，個人所得稅占比還是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2015年個稅收入僅占稅收總收入的6.9%。短期內要大幅度提高個稅收入還有相當的難度。個稅未來要進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社會各界對養老、住房、教育、醫療、撫養小孩等專項扣除的要求需要滿足。短期內，要大幅度提高所得稅收入比重，顯然難度很大。如果只是為了實現直接稅占比提高的目標，那么降低間接稅收入的比重也是可以的。增值稅和消費稅稅負下降顯然也是有助于直接稅收入比重的上升的。

稅制結構優化不是做數字游戲。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就一直存在什么樣的稅制結構是最優的爭論。當時比較流行的看法是，發展中國家稅收收入以流轉稅（貨物和勞務稅）為主，發達國家以所得稅為主。理由有二：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稅收征管能力比較弱，無法適應所得稅征管復雜的要求，而發達國家可以管好所得稅；二是流轉稅只要有流轉額，也就是有貨物和勞務的交易，就有稅收，稅收征管相對方便，可以保證發展中國家的稅收收入。在這種認識下，有人主張中國應該以流轉稅（間接稅）為主，有人則主張中國應該是流轉稅和所得稅（直接稅的主要組成部分）并重。爭論歸爭論，現實中，所得稅從來就沒有成為中國的主要稅收收入來源，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之和從未達到稅收收入的30%。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所謂雙主體稅制結構基本上停留在紙面上。

理想總是要照進現實的。直接稅收入比重雖然一下子提高不上去，但是仍然可以將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作為稅制結構優化的一個目標。有意思的是，世界稅制形勢正在發生變化。這主要是增值稅（商品和服務稅）的功勞。增值稅自創設以來，短短六十多年，風靡全球，大國僅美國不開征。不少國家注意到較為中性的增值稅在籌集稅收收入上的積極作用，開始強調增值稅在稅制中的地位，以法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增值稅收入占比一直不低，間接稅也可以在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風水輪流轉。再加上稅收在收入再分配中作用的淡化，是否還有必要強調稅制結構中的直接稅占比的優勢地位，就有了爭議。

爭論很難形成統一意見。我們還是回到現實。房地產稅也總是被人提起，似乎房地產稅將在中國稅制結構的改變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個人住房房地產稅改革邁出的每一步都可能充滿著風險。2015年，具有房地產稅性質的五個稅種（房產稅、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所籌集的稅收收入之和為14020.88億元，占稅收總收入之比為11%。同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和國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分別為30783.8億元和1024.97億元，二者之和遠超過直接來自房地產的稅收收入。實際上，來自房地產的稅收收入還包括營業稅（營改增后為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其他稅種?？傊?，來自房地產的政府收入在政府總收入中已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收入最終會落在房地產持有者或使用者的身上。這些數據表明，個人住房還要進一步貢獻房地產稅的空間已非常有限。

逐步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并不等于一下子就要讓直接稅收入在稅收總收入中占比最多。稅制結構的優化應該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教條地認為其他國家稅制結構怎么樣中國未來就應該怎么樣，只會讓中國財政治理陷入極為不利的境地。稅制結構優化過程應該更加務實，而不是拔苗助長。一些游離于個人所得稅征管范圍之外的富人應該為直接稅收入的增長作出更大的貢獻，這不僅有助于稅收公平目標的實現，而且也是稅收最基本的提供財政收入功能實現的要求。一言概之，重要的不是收入結構，而是稅收收入能否滿足公共服務融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