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當代英國著名史學理論家，曾任教于奇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Chichester）歷史系，2008年退休。詹金斯是后現代史學理論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

本文原為詹金斯2005年在奇切斯特大學做的教授就職演講。作者通過思想自傳的形式介紹了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以及他是如何逐步接受高等教育、并最終獲得大學教職的。作者早年閱讀加繆、尼采等人的作品，培養了他對理論問題的思考。在接觸到海登·懷特之后，他開始對史學理論，特別是持后現代立場的史學理論產生了興趣，最終吸納并闡揚了懷特與安克斯密特等人的思想。大體而言，詹金斯認為，從認識論的角度說，單個的歷史陳述的確可能符合于客觀發生的過去。但是從話語的角度、從歷史文本的整體而言，歷史作品還包含了許多非認識論的、審美的、倫理的因素，它終究是歷史學家個人的詩性建構，是一種轉義。

曾經，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成長在一個勞動階級的家庭，它位于德比郡中部的一個小村莊的邊緣。一直到15歲，我都住在一個一邊高、一邊低的小木屋內，沒有室內的廁所，沒有熱的自來水，沒有電。我依然能夠記得從煤油燈燈罩上的小洞中散逸出的氣體所發出的嘶嘶聲，我們的房間全靠這盞燈才能被微微地照亮；我還記得在冬天，臥室的窗戶上從里面積滿了厚厚的冰。不過，在那里（請記住，雖然那里的一切都顯得很“鄉村”，它依舊位于英格蘭的中部，而英格蘭早已經歷了150多年的工業化，并且是世界上最為領先的經濟體之一），我們的牛奶可是由車頂帶著攪拌機的馬車每天運送的。除了相對的貧困之外，我認為我享受了一段頗為田園牧歌式的童年。我沒有任何知識上的抱負，也沒有人要求我有，所以我就不停地嬉戲、游玩——通常是在戶外，風雨無阻地在附近的森林、曠野和小巷中奔跑。我上了當地的小學，但并不知道教育有什么意義，我成功地沒有通過標準成績考試——老實說，這倒不花什么力氣。于是，我上了當地的中學。其實，我也不是經常去上學。回憶起來，我從未做過任何家庭作業，從未溫習過哪怕一點點功課。結果是，在15歲的時候，我得到了一個合適的獎勵——沒有從我的學校得到任何一份寫有我名字的資格證書——不過在那里，所有學生都不用參加公共的考試。

…………

在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我以為歷史知識不過是“真實發生于過去”的諸多事實的集合。通過閱讀D. C. Heath出版社出版的“歐洲文明的問題”系列叢書（所謂的Heath系列，在每一卷內都收進了關于某個相同主題的不同讀本），當我第一次碰到對于同一“事件”的如此多種解釋這一情況的時候，我被徹底弄懵了。我完全不理解。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既然只有一個過去，那么為什么職業的歷史學家們無法對真實的過去取得共識呢？然而，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過去本身與歷史學是完全不同的，從本體論上就是有差異的。那個先于歷史化的“過去本身”絕對不是歷史，并且（幸賴事實—價值的二分法）“有關過去的事實”從邏輯上無法擔負一種、或僅僅一種對它們的解讀。不過，我想這種歷史解釋上的“人人皆可分一杯羹”一開始那么困擾我也可能是出于另外一個原因：當我說我不能理解為何歷史學家們無法在某一種“解釋”上取得共識的時候，實際上我指的是不能理解為什么他們不同意我的解釋——在當時一種幼稚卻十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式的解釋。

我知道，作為勞動階級的一份子和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左派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然而在我身上它們的確有著某種聯系。當我在60年代末第一次讀到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時候，我以為這就是全人類都會認同的理解過去的方式。他們并不如此——以及逐步意識到他們不能如此（鑒于階級/意識形態主宰著閱讀）使我深切地了解了所有的——包括我自己的——閱讀的真諦。由此，我再也沒有感受到作為學者的歷史學家們施加于“事實”之上以及“真實地”“客觀地”發生的事情之上的力量；我再也沒有了“為了過去本身的目的、站在過去本身的角度研究過去”的愿望，這些歷史學家們發現的、所謂的“本身的目的、本身的角度”無非是他們投射到過去之上的——而這首先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是站在他們自己的角度上的。換一種說法，我很快地意識到，無論過去被歷史化為一幅如何有意義的畫面，我們都是這種歷史化的語義學來源。我是（并且依然是）政治上的左派，我偏愛（并且依然偏愛）馬克思主義（現在是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然而我再也不會認為我所偏愛的就是真理，或者歷史與真理可能是一體的。我意識到所有對過去的歷史化都和我對過去的歷史化一樣，不過是一種倫理—政治的賦予（investments）；并且，我自己的政治化的歷史并不需要被掩蓋——好像它包括了某種不雅的缺陷似的，它反而是可以被敞開的，這至少使得我自身的立場不是——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充滿神秘色彩的（mystified）。

現在請允許我再將話題岔開一下。我想要說的是，至60年代末，我已經開始接受某種具有相對主義色彩的后現代主義——在這個詞出現之前，或至少在我接觸到這個詞之前。當然，在60年代，后現代主義還處在萌芽期，但是當它在80、90年代開始不斷壯大的時候，我早已為迎接它做好了準備——尤其是鑒于我已經陳述過的原因。然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事件促使我轉向了后現代，轉向了理論。

我依然可以準確地描述出這件事。雖然我離大馬士革十萬八千里遠——事實上我當時正乘坐在從德比駛出的一輛公車上——我依然記得我從書的某一頁中看到“上帝之死”這行字時的震撼。這本書是那個周六下午的早些時候我剛買的——阿爾貝·加繆的《反抗者》。正如某些人說的，對我而言這是一個被萌發的時刻。幾乎一個晚上，加繆的文本就將我帶入了一個我從未夢想過可能存在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反抗的世界、一個存在主義的世界、一個現象學的世界、一個荒謬的世界、一個崇高的世界。它由充滿緊張感的文字寫成，并且涉及一長串讓我感到迷惑的人和事。誰是圣·茹斯特（St. Just），誰是德·邁斯特，誰又是馬克斯·施蒂納、波德萊爾、屠格涅夫以及最重要的——尼采？他們又都說過些什么？接著，是封底上的簡介：

自由之大旗下的奴隸集中營、在慈善的名義下合法的屠殺、對超人的偏好——這讓人如何辨明是非。當罪惡披上了清白的外衣的那一天，[那么]就該是清白為自己辯護的時候了。

在此之前我從未如這般思考過。看看這些章節的標題：“該隱的兒女”“花花公子的反抗”“挑剔的暗殺”“虛無主義的謀殺”“反抗與風格”。它們都代表什么？也許有些悲哀，但絕對戲劇性地——尤其是現在看來——我當時感覺我必須把它們搞清楚。但我又面臨著一個問題。開始閱讀加繆是我依然還在教師培訓學校上學的時候，雖然這些閱讀幫助我將注意力轉向“理論”的維度，然而這些東西大都在學校里是不教的。所以，從更加心智的層面上分析，這可能是將我推向大學學習的另一個原因。

一開始，諾丁漢大學似乎并不太適合我，然而慢慢地，我發現來到這里是一個正確的選擇。這里面有三個原因。首先，我當然在這里通過“正統”學術的、經驗性的方式學習了大量的歷史。然而，這卻反而讓我更“反叛”、更加親近“理論”。其次，我有時間繼續進行那種由加繆而挑起的閱讀。在70年代初，我已閱讀了幾乎所有他的作品：我知道了誰是圣·茹斯特和德·邁斯特；我閱讀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作品，并且最重要地——我開始閱讀尼采。我還——有些旁敲側擊地——開始從花費巨大努力、英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的新左派叢書中獲益匪淺；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通過他們時不時的相對主義、懷疑主義與悲觀主義，不知不覺地幫助我對原本所了解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有了準備。我的書櫥開始被盧卡奇、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本雅明、科萊蒂、阿爾都塞等人的作品所填滿。第三，通過“輔修”政治學，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理論家——J.S. 麥克萊倫。

《西方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麥克萊倫新近出版了他厚達800頁的大作——《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過在70年代初，他還是一個就任不久的講師。他師從喬治·斯泰納，在劍橋大學剛拿到他的博士學位。他是一個極其傲慢的人，我在他那困難得令人發指的馬克思主義專題課程中經受了無比的煎熬。我在1972年拿到了學士學位，隨后開始在他的指導下繼續博士研究，并在1975年完成了我的學位論文（《尼采、弗洛伊德與索雷爾政治思想中的意識形態與科學》）。不過，麥克萊倫頗為奇異地在某種程度上繼續對我有著影響。不管怎么說，我已經算是一個研究政治理論的學者了，我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

然而我沒能如愿。1974年至1978年間，我所能發現的政治理論教席的招聘數量一共只有兩個，而我都沒有應聘成功。從1975年到1978年，我只能在一些中學、學院以及諾丁漢大學兼職授課，直到1978年，我終于在奇切斯特大學的歷史系謀得了一個職位。

想來，有兩件事促使我將興趣從政治理論轉向了史學理論。首先，雖然我被安排教授歐洲史的課程，然而我在中學教書的經歷幫助我接手了中學歷史的教育資格培訓課程(PGCE)。這門課程讓我在接下去的十五年中接觸到了幾乎所有英國大學的畢業生，并且更加促使我思考“歷史學的本質”問題。讓我震驚的是——除了幾個顯著的例外——我的學生們在理論思維上的匱乏。大多數人都在名牌大學中的歷史課程中獲得了很不錯的成績，然而他們對這門學科的形而上學的、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方法論的、美學的以及倫理/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還茫然無知，并且也無意去探究。他們埋怨道，為什么要把歷史學理論化，“讓我們直接去做不就好了”。

在我看來，這種情形真的是對英國的歷史學學位的驚人控訴，并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只要這種情況今天仍然存在，就依舊是不可接受的）。我越發受到對史學理論的，以及特別對美國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的興趣的影響，由此開始以一種更加理論化的方式授課。

《元史學》（Metahistory）

我第一次閱讀海登·懷特于1973年出版的作品——《元史學》——是在70年代中期，當時我完全不理解它。我要頗為慚愧地說，直到80年代中期我購買了他的《話語的轉義》（出版于1978年）之前，懷特是被我忽視的。在那之前，對歷史哲學/史學理論作品的閱讀讓我深懷挫敗感；即使這個領域最為重要的期刊——《歷史與理論》——在那時也顯得沉悶不堪。那些關于“歷史學的本質”的標準的介紹性文本也好不到哪兒去：如布洛赫（M. Bloch）、卡爾(E. H. Carr)、埃爾頓（G. Elton）、馬維克(A. Marwick)、托什(J. Tosh)等人的作品都顯得那么的中規中矩。由此，通過閱讀《話語的轉義》而對懷特的重新發現對我而言不啻于天賜的禮物；另外在同一時間，我“進一步發現了”懷特的歐洲伙伴——弗蘭克·安克斯密特和反基要主義者、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

這樣，正是他們的作品，為我在80年代寫的一系列論文提供了基礎，并被我吸收入我的第一部書——《重思歷史》（1991）中。這部作品被我計劃為一種將引發爭議的干涉，它有意地反對那種我知道大部分年輕的歷史學者都會接觸到的歷史學。我試圖將懷特的理念與當時那些帶著“后……”標簽的理論家們融合起來，他們因其啟發性都可以被拉入“后現代主義”這面大旗之下。于是，正是這種理論的雜糅使我能將歷史話語與后現代——至少從些許程度上——以前人所未及的方式編織在一起。緊隨著《重思歷史》，我又在1995年出版的《論“歷史是什么？”：從卡爾、埃爾頓到羅蒂與懷特》一書中闡發了一些新的見解。再接著，我又在1997年編撰了《后現代歷史學讀本》。

（本文原題《“曾經”：論歷史》，摘自彭剛主編：《后現代史學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8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標題系編者所擬，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