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報11月7日消息，民生投入近年來范圍不斷拓展、規模不斷擴大，民生資金的申報、審批及發放的具體操作流程中存在彈性大、漏洞多的現象，基層腐敗分子就抱著僥幸心理，視民生資金為“唐僧肉”，紛紛染指。

村級組織是黨和國家扶貧政策、資金資源落地的最后“中轉站”，也是群眾基本情況、個人信息上傳的“第一道關”。這個聯通上下的位置，讓“村官”在參與管理時具有許多潛在的影響力，一旦發生蛻變、滑向腐敗，將會直接侵害貧困群眾的切身利益。

數據分析：

村官貪污賄賂犯罪呈高發頻發態勢

華商報記者統計了多組村官犯罪的數據，透過這些權威的數據、鮮活的案例，足以看到“村官”的貪腐和潛在的職務風險。

中紀委通報

今年1月至8月僅扶貧領域村官涉腐占比67%

中紀委監察部網站近日公開曝光了2016年1月至8月全國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突出的問題325起，其中，約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涉及城鄉和農村低保名額確定及資金發放的問題，共69起，約占21%，在問題發生領域方面，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涉及危房改造資格認定及資金發放問題，一共有86起，約占26%。

陜西省紀委2015年查處群眾身邊“四風”和腐敗問題3711件，黨紀政紀處分4082人，移交司法213人，2320名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受到查處。其中，全省1367個鄉鎮（街道、社區）中，1229個鄉鎮紀委立案查處了此類案件，占總數的90％，而91個鄉鎮紀委查辦案件達5起以上。

陜西省高院：

村官犯罪占到職務犯罪人數一半

陜西省高院有關負責人介紹，2014年他們對職務犯罪做過統計分析，其中也包括了“村官”職務犯罪，分析顯示：基層政府干部、村委會成員在退耕還林、征地補償款、惠農補貼發放等工作中的貪污賄賂犯罪呈高發態勢。

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是，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人員和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主要是在家電下鄉過程中，受政府委托進行財政補貼審核和發放的人員）職務犯罪越來越多，已經占到所有職務犯罪人數的近半數。

據統計，這類犯罪主要發生于陜西省的渭南、咸陽、銅川、安康、漢中、商洛等山區地市，這類案件占到職務犯罪案件的50%以上，其中咸陽、渭南分別達到了92%和61%。

西安市檢察院：

2010年至2012年累計查辦農村基層職務犯罪120件

今年截止9月底，陜西省檢察機關共查辦扶貧領域職務犯罪138件248人，占全省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總數的32%。

西安市人民檢察院披露，2010年至2012年，檢察機關累計查辦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120件156人。其中，貪污、職務侵占類犯罪51人，賄賂類犯罪82人，挪用類犯罪21人，其他犯罪2人。

陜西省紀委通報：

去年138個鄉鎮紀委案件“零查處”

2016年初，在進一步加大治理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的會議上，陜西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郭永平通報，2015年，在查處群眾身邊“四風”和腐敗問題方面，全省還有138個鄉鎮紀委是“零查處”，集中在寶雞、延安、渭南等市。

旬陽縣紀委有關負責人認為，部分鎮黨委、政府往往在工作上過分依賴村干部，怕查了案子傷感情，影響工作積極性；有的怕查了案子亂了班子，于是能拖則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予以袒護。這種好人思想和護短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少數村干部違紀違法歪風的蔓延。

據統計，目前全省近30%的鄉鎮紀委書記、超過35%的鄉鎮紀委副書記分管其他工作，尚未實現專職，25%的鄉鎮紀委沒有配備紀檢專干。聚焦主業不夠與無人辦案、無精力辦案問題仍然存在，個別地方在撤鄉并鎮、鄉鎮機構改革中存在鄉鎮紀委書記配備不及時、不到位的問題。

旬陽縣委負責人坦言，一些鄉鎮紀委書記分管工作較多較雜，鄉鎮紀委委員基本上都是兼職，對紀檢監察工作業務不熟悉，對村干部的監管難以發揮作用。對村干部違紀違法問題，基本上持“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這種慣性積累也成為近年來村干部違紀違法問題頻發的原因。

村官犯罪成因：

制度缺失，管理混亂，村務暗箱操作，監督乏力

西安市人民檢察院對“村官”職務犯罪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理想信念動搖，價值觀扭曲；文化素質較低，法律觀念淡薄；財務制度缺失，賬目管理混亂；村務實行暗箱操作；監督制約乏力等方面。

具體來說，這些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心理的村官，心里無法律，對貪污、職務侵占、賄賂和挪用類犯罪等相關法律知識知之甚少，認為自己就是農民，出現經濟問題最多就是撤職。這些不良現象和是非觀發生顛倒的根本核心原因，是他們沒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政治上蛻化變質導致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

許多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迅速，但相應的財務管理卻跟不上，賬目設置不規范、財務審批不嚴格，“白條子”記賬、“假票據”入賬等現象比較普遍，致使財務管理混亂，給集體經濟造成重大損失。還有一些村會計與村主任和村支書存在裙帶關系或親緣關系，對村主任和村支書的要求言聽計從，不但未起到監督作用，甚至同他們沆瀣一氣、共同作案。特別是監督制約乏力，造成一些村干部實施職務犯罪有恃無恐。

上述觀點也得到陜西省橫山縣負責人的認同，他認為基層部分村財務管理制度混亂，村上“一把手”權力過大，村官手中有大量的“條條賬、包包賬、糊涂賬”。有些行政村村務公開流于形式、走過場；有的村在“三資”管理制度上不完善、漏洞多；村級民主議事制度不規范，有些村干部決策不民主，搞“家長制”、“一言堂”，特別是在一些重大項目實施、惠民政策、享受低保待遇等敏感度比較高的問題上，沒有一定的原則和標準，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群眾意見很大，導致上訪現象頻頻發生。

村官犯罪預防：

嚴懲遏制村官犯罪高發，5年時間進行基層宣講

村官犯罪的主要原因從主觀自身到客觀監督，從案件查辦內部到外部都做了分析，那么如何對“村官”違法犯罪進行更有效的監督呢？

陜西省高院相關負責人建議，要重視和加強農村基層組織的廉政建設，著力解決城中村拆遷、改造、土地征用等領域腐敗多發的突出問題。要配強鄉鎮、街辦等基層政權組織中的紀檢監察力量，保證其充分發揮應有作用。

從嚴懲處、積極預防，村干部職務犯罪直接侵害農民切身利益，各級法院應采取有力措施，切實予以嚴厲打擊。

要嚴格依法量刑，盡量限制緩、免刑的適用，充分發揮刑罰的震懾作用。要建立符合農村實際的預防腐敗體系，建立“四位一體”的村官權力監督體系。

要結合本地實際，選擇典型案件，采取旁聽庭審、公開宣判等形式，發揮刑罰的震懾作用。

西安市人民檢察院認為，要加強教育，特別是警示教育，用“身邊人”案例，警示犯罪給國家、人民和家庭帶來的后果，使村官認識到一旦放松警惕，危險就在身邊，做到自警、自省、自控。

2016年9月26日，陜西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部、省檢察院、省扶貧辦決定，在全省部署開展的“服務精準扶貧”預防職務犯罪宣講基層行活動，計劃用5年時間。此次宣講對象主要有三類人員：一是各級扶貧部門的工作人員，重點是負責資金分配、發放管理，以及項目申報、審核審批、項目實施、檢查驗收等環節的人員。二是各鄉鎮和基層站所、農村“兩委”有關人員，負責扶貧政策落實、資金發放、貧困資格認定等事關扶貧政策資金落實的其他基層相關人員。三是參與移民搬遷安置、生態補償脫貧、農村基礎設施改造等扶貧工程規劃、建設、監督等企事業單位負責人、項目經理、財務人員等。

（原題為《村官鋌而走險的背后》）